我经常讨论三项要素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分别是充沛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以及给予新兴经济体追赶空间的技术缺口的存在。这三项因素足以解释二战前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 和80年代以后的中国内地、印度和俄罗斯的高速增长。
要解释中国历史中的经济盛衰,第三个因素不发挥作用,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让中国去追赶。第一个因素也不能用来解释,因为人力资源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
这就只留下第二个因素了。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的时期,我们能否找到使得人力资源被善加利用的市场经济机制?本文将从历史上来举例证明,从汉朝开始。
汉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指出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不同种类的劳动者,比如农民、工人和矿工的劳动情景。司马迁写道:“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即“货物会去能得到更多回报的地方”,或者说“根据供求法则,资源会用来取得最高的回报”,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干预就能有效运转,这是自然之道。这种描述证明了,在汉朝已存在兴旺的市场经济,而司马迁非常了解它的运作。
到了宋朝,纸币、指南针和其他技术创新,还有便利的交通和书籍的广泛流通,给市场经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弱,使得投资活动和利润大幅提高,私人企业得到发展。宋朝这种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投资增加,并创造了高度的经济成长。这就是政府政策影响经济盛衰的明例。
在提供其他例子之前,我特别想指出宋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传统,有助于当年南宋都城杭州附近的人力和社会发展。当时人力资源累积下来的历史传统, 正可以解释今日上海与江浙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
在《资治通鉴》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虽然司马光写这部不朽著作是为宋代的皇帝们写的有效统治之道,但书中论及了许多财税政策与经济自由化影响经济的盛衰。
我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在第一本中很轻易地看到了以下的例子:在117页,汉太宗减农民税负,提振了农业生产;在120页,增加货币供应,影响到通货膨胀;在128页,让农产品价格提高,使得农民得利,有利于农业生产;在133页,汉孝景帝把农民税负减去了三分之一,讨好农民;在144页,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总之,让生产者多得到谋利的机会,生产就会增加,经济就会繁盛,古今无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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