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讨论三项要素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分别是充沛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以及给予新兴经济体追赶空间的技术缺口的存在。这三项因素足以解释二战前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 和80年代以后的中国内地、印度和俄罗斯的高速增长。
要解释中国历史中的经济盛衰，第三个因素不发挥作用，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让中国去追赶。第一个因素也不能用来解释，因为人力资源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
这就只留下第二个因素了。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的时期，我们能否找到使得人力资源被善加利用的市场经济机制？本文将从历史上来举例证明，从汉朝开始。
汉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指出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不同种类的劳动者，比如农民、工人和矿工的劳动情景。司马迁写道：“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即“货物会去能得到更多回报的地方”，或者说“根据供求法则，资源会用来取得最高的回报”，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干预就能有效运转，这是自然之道。这种描述证明了，在汉朝已存在兴旺的市场经济，而司马迁非常了解它的运作。
到了宋朝，纸币、指南针和其他技术创新，还有便利的交通和书籍的广泛流通，给市场经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弱，使得投资活动和利润大幅提高，私人企业得到发展。宋朝这种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使投资增加，并创造了高度的经济成长。这就是政府政策影响经济盛衰的明例。
在提供其他例子之前，我特别想指出宋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传统，有助于当年南宋都城杭州附近的人力和社会发展。当时人力资源累积下来的历史传统, 正可以解释今日上海与江浙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
在《资治通鉴》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虽然司马光写这部不朽著作是为宋代的皇帝们写的有效统治之道，但书中论及了许多财税政策与经济自由化影响经济的盛衰。
我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在第一本中很轻易地看到了以下的例子：在117页，汉太宗减农民税负，提振了农业生产；在120页，增加货币供应，影响到通货膨胀；在128页，让农产品价格提高，使得农民得利，有利于农业生产；在133页，汉孝景帝把农民税负减去了三分之一，讨好农民；在144页，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总之，让生产者多得到谋利的机会，生产就会增加，经济就会繁盛，古今无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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