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討論三項要素能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分別是充沛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以及給予新興經濟體追趕空間的技術缺口的存在。這三項因素足以解釋二戰前後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及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韓國, 和80年代以後的中國內地、印度和俄羅斯的高速增長。
要解釋中國歷史中的經濟盛衰，第三個因素不發揮作用，因為歷史上還沒有西方發達國家讓中國去追趕。第一個因素也不能用來解釋，因為人力資源在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
這就只留下第二個因素了。問題是，在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的時期，我們能否找到使得人力資源被善加利用的市場經濟機制？本文將從歷史上來舉例證明，從漢朝開始。
漢朝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指出了市場經濟在中國的作用。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了不同種類的勞動者，比如農民、工人和礦工的勞動情景。司馬遷寫道：「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即「貨物會去能得到更多回報的地方」，或者說「根據供求法則，資源會用來取得最高的回報」，市場經濟不需要政府干預就能有效運轉，這是自然之道。這種描述證明了，在漢朝已存在興旺的市場經濟，而司馬遷非常瞭解它的運作。
到了宋朝，紙幣、指南針和其他技術創新，還有便利的交通和書籍的廣泛流通，給市場經濟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減弱，使得投資活動和利潤大幅提高，私人企業得到發展。宋朝這種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使投資增加，並創造了高度的經濟成長。這就是政府政策影響經濟盛衰的明例。
在提供其他例子之前，我特別想指出宋朝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傳統，有助於當年南宋都城杭州附近的人力和社會發展。當時人力資源累積下來的歷史傳統, 正可以解釋今日上海與江浙地區的快速經濟發展。
在《資治通鑒》中，我們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雖然司馬光寫這部不朽著作是為宋代的皇帝們寫的有效統治之道，但書中論及了許多財稅政策與經濟自由化影響經濟的盛衰。
我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在第一本中很輕易地看到了以下的例子：在117頁，漢太宗減農民稅負，提振了農業生產；在120頁，增加貨幣供應，影響到通貨膨脹；在128頁，讓農產品價格提高，使得農民得利，有利於農業生產；在133頁，漢孝景帝把農民稅負減去了三分之一，討好農民；在144頁，下令鼓勵農業生產。總之，讓生產者多得到謀利的機會，生產就會增加，經濟就會繁盛，古今無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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