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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子专栏】“真善忍”复兴佛陀文化

 2011-09-10 14:3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8

摘要:佛学知识不能带给人生命觉悟的智慧,反而会成为知识者固执己见的迷途障碍。“真善忍”复兴佛教的正善。朝廷罢黜百家之后,道家演变成道教,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影响。黄巾之乱之后400年,佛教出世修炼中国化,其系统的天国劝善、地狱抑恶的思想广传民间,大乘佛教寺院和尚修炼“戒定慧”为基础的“悟空见性”,挟神功教化农民后天的匪性,民间有了忍的习俗。儒道佛修养和修炼合成海纳百川的中国大唐大文化。唐太宗的儒学修养达成外来文化来者不拒的大气度。因为主持、大和尚等修改戒法成禁律,渗入维持特权的私情,贬黜真修者,使出家成为谋生的职业。佛学研究和辩论把佛法解释得面目全非。民间佛教宋元时期的白莲宗、白莲教的民变,在清朝演变为太平天国邪教、义和团暴乱。中共匪乱在中华民国德国化和俄国化:黄巾军的“天下大吉”变成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变成白莲教蛊惑似的“光明中国”。佛教各派、各寺院各自为政,教徒用哲学反共,没有政府扶助而失败。中共的所谓“中国”,是邪教政权,强加政治奴隶制给中国,残酷迫害佛教徒,拿来鲁迅的个人劣根性,冠名国民劣根性,通过党文化的宣传和运动,改造为“党奴劣根性”。法轮功实修“真善忍”去除“党奴劣根性”,没有祥林嫂麻木不仁的奴性,没有阿Q欺软怕硬的斗性,再现佛教徒在两晋南北朝到隋唐600年的正统德性。

谈“真善忍”复兴佛陀(觉悟者)文化,唱红歌的和尚和研究佛学有心得的人可能都会问:凭什么?我见到的和尚或居士,往往都会在谈及法轮功时,声音失去和蔼。网上认识一些自称常读《金刚经》、《愣严经》、《心经》的聊友,对共产党持清除、批判、改良三种不同态度,却都重复共产党诬蔑法轮功的话语。佛学知识并不能带给人生命觉悟的智慧,反而会成为知识者固执己见的迷途障碍。

法轮功是面向社会的普通称谓,修炼者尊称法轮大法,把“真善忍”当作宇宙特性,视为最高最根本的佛法,末法末劫时代唯一公开度人的正法。共产党如果被证实因迫害法轮功而解体,“真善忍”将被认可为普世价值,心境高者将被尊为活菩萨。但人人未必都修“真善忍”,甘愿做凡人的还需要信仰佛陀、基督和道的文化。理论上说,修炼达到“真善忍”的天人层次的,活着或死后回归各自的道法洞天或世界。地球上佛教徒的数目不小,“真善忍”复兴信佛的真心诚意。

一、佛陀信仰在汉唐时期历史地形成

道家修“慈俭后”真人,儒家修“直方大”君子,都是在“士”阶层中修炼。“农工商”三阶层的上层,往往通过学儒修道跻身士阶层。汉朝武帝廷罢黜百家之后,道家退隐,渐渐与阴阳家、方术士、儒家谶术合流,演变成道教:崇拜商朝以后的鬼神,驱邪除魔、呼风祈雨,画符念咒,例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

依据台湾柏杨的历史研究,太平道(五斗米道)还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佛教相互影响,其中一支以符咒治病的祝由科术传教,又称弥勒佛再世,混杂佛教。也就是说道教最初主要是修神仙术的人(例如东汉被孙策斩杀的于吉和拒做高官的张道陵等)集合的一些信众的组织,以治病方术传教,信徒大多不修神仙。我说的是,两汉时期,佛教还是完全的进口事物,当时主要催生了中国道教产生。

佛教由于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因缘、五阴法等,提供了系统的出世修炼的经法(般若经、涅槃经、华严经、金刚经等佛法)教义,释迦牟尼佛(陀)天国劝善、地狱抑恶的思想,以故事宣讲,可以让各阶层感悟接受,成为可以广传民间的宗教,和平时期劝导个人学忍耐、慈悲为怀,克制人的贪欲,求灵魂永生;朝廷腐败祸乱社会时,又成为贫苦农民出世避祸,或举旗造反促成皇帝政治改朝换代的路。佛教传入中国中原之地,历经千年到隋唐甘肃敦煌莫高窟时期,掺儒揉道改良成汉族文化。两汉时的孝道礼教的三纲五常里,融入了如来佛、观世音信仰,中国君子伦理、道士道德跟和尚慈悲度人,合成大唐大文化:海纳百川。

二、僧侣修“戒定慧”,教化民众学习忍

从神农、黄帝、尧舜禹的传说,看中国人在春秋战国之前两千多年,是部族首领(某某氏)修道所具神功,像太阳或月光映照着的人,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三代换代时的争斗或革命、暴动都是很有序的,如同排戏,到了春秋战国五百年,就成了礼崩乐坏而必须刑法伺候的人了。武大夫敢箭射周王,母亲帮小儿谋夺兄长的权位,父亲把儿媳娶了,权臣把君王杀了还要杀史官,商人以财色谋官等,这些乱像在秦汉家国时代,被道家“慈俭后”,以及儒家行德刑法、名刑教化的政治伦理治理了。但到了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之后到南北朝400年里,汉族名门儒生放浪形骸如嵇康们全盘否定儒家文化,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以铁骑从北部边疆逐鹿中原,佛教寺庙就在这时候遍布中国名山,和尚闪亮登场。

公元前533年2月8日半夜,明星照耀天庭之际,印度王子悉达多本觉与始觉合为理智,证悟超脱生死痛苦之灭行到涅槃境界的人生大道。此后释迦牟尼佛,以如来智慧(神功)度人,在印欧人部族文明腐败时期初转法轮,讲初级佛法(公传罗汉法,密传菩萨法)一生,以尊三宝(佛、法、比丘)、修三法之“戒定慧”,出家人带着居士修炼。罗汉修炼从沙门禅定苦修“忍”的小道中走出,属于中道修炼,禅定却不再执著忍受身体的折磨之苦,山里出家为僧侣与城市居家做善男信女相结合。释迦牟尼涅槃后,寺庙香火捐赠供养僧侣们修炼。汉朝,佛教来了。

黄巾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大乱400年,“伐无道,诛暴秦”的农民起义,逐渐变成了一种乱世匪乱――做盗匪,抢劫维持生活。从张角兄弟到李特兄弟,再到孙恩卢循,汉族下层民众完全不理会道家“不争”和儒家“忍让”的教诲,觉得不现实。这时候达摩等印度和尚来中国,挟神功教化和尚连带居士,民间有了忍的习俗。隋朝高僧能在庙中知道要李世民蒙难须救,寺庙还成了唐僧的修炼基地。欧洲基督教会忙于整肃异端和迫害异教时,唐太宗对伊斯兰教说:来,想传就传。

三、学佛不修戒定慧,宋明佛学人情化

唐太宗的大度不只是今人说的开明。释迦牟尼初转法轮49年,无论罗汉法或菩萨法,都是“戒、定、慧”实修法门,没有教派辩论。菩提树下顿悟开慧后,释迦牟尼虽以人像传罗汉法,但字句都带着佛法神通,受者只是选择。真正的高僧并不是今日影视里的口里念着“阿弥陀佛”、眼珠还在乱转的人,而是参悟佛法、修得功能的高德之士:人在庙宇,看破红尘中生老病死的轮回镜像。大乘佛教在隋唐以戒律为师,以宗教庙宇的多佛信仰、香火文化为依托,在汉族大地发展。唐太宗在隋唐是名门望族的李阀后裔,儒学修养在道佛修炼环境中达成气度。

佛法讲经转变成为佛学辩论,出现在释迦牟尼不在世间出现“三藏”(经、律、论)之后。古印度流行沙门运动,婆罗门教徒进入森林苦修禅定以求成佛,释迦牟尼是其中惟一得道成佛者。释迦牟尼用功度人成罗汉,比丘、比丘尼乞食修炼,带动居家人士拜佛,做善男信女,扭转了古印度部族时代道德败坏的世风。相传释迦牟尼涅槃后,由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等结集大乘三藏。500年后菩萨法公开传出。7世纪后佛教在印度衰微,在唐朝兴盛,促成唐朝出了儒家君主唐太宗、唐玄宗,出了名儒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等,出了儒家诗人杜甫、白居易。大乘佛教以寺院式修炼文化,改良出现“悟空见性”的菩萨普度众生的修佛。菩萨法北传,在儒家文化圈中诵经禅定,在非儒家文化圈的藏蒙地区密修。

佛教寺院式修炼,修炼是扎扎实实的功夫。但多佛的雕塑、壁画、洞窟,以及相联系的神话传说、音乐绘画、香火行为,则是文化和文艺。道德教化寓于文化习俗和文艺乐趣中。信众的修炼逐渐减少。明清佛教寺院,大乘佛教主持、大和尚看重特权带来的利益,能觉悟而以慧眼看见真理的人越来越少。戒法成了可修改的禁律,诵经念佛代替禅定,没有斩断情丝的慧剑(功能),很多寺院没有“佛光普照,礼仪圆明”的能量场,制度管理把许多刻板的人推到住持位置,真修如济公者遭贬黜,越多地靠文化习俗、神佛故事教化社会民众,出家逐渐成为谋生的职业,戒、定、慧“三法门”被弄成经、律、论“三学问”的佛学研究。佛学渗入儒道知识,把四谛、十二因缘等佛法解释得面目全非。信众贡献香火供果过程中,逐渐求神佛替换了听从佛经以及和尚、尼姑的教导,佛的神的本质暗淡,虔敬心日渐减弱。和尚尼姑的师徒关系逐层确立,私人的情谊等因素介入。

四、佛教反共各自为政,国民政府无扶助

佛学人情化之后,寺院之外,民间佛教从净土宗分化出的白莲宗,反佛教传统,与弥勒教、明教混合为白莲教的民变,以暴乱夺权形式,周期性地出现在南宋以后;基督教上帝会的太平天国邪教战争失败后,消融在道教义和团暴乱中。佛教在清朝已不能教慈禧太后看淡名利,学者凭个人所悟以论释经,表现自我;民众企望弥勒佛下世创建新中国。共产党“天下大同”,是黄巾军、太平军匪乱转型。

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用马列主义反国民党之际,也利用白莲教“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的口号蛊惑民众。中共是佛教的死敌。慈悲善心使和尚和居士一开始尽可能忍让共产党的侵略行为。这让毁灭所谓旧世界的共产党占了主动权,制造了中国佛教的劫难。正如《内在的敌人》所说:“当他们攫取到一块乡村地区后,便开始打击佛教。”聂荣臻的军队在山西省五台山上扎营,把若干爱国份子,游击队和盗匪都收集到部下,训练新、老共产党员成为党的虫子。“共产党所到之处,一定是没收佛教财产,杀戮和尚,或将他们驱逐出庙沦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来的精神安慰。”佛教这时候需要取得国民党的扶助,但没有得到。

国民政府这时候的蒋介石委员长是儒佛基三教兼学的军人。蒋介石作为国家军人,把落草为寇的毛泽东、朱德红军看作推选苏联的卖国土匪清剿,这成了他在南京(重庆)政府任委员长、总统时的主要任务;作为儒佛基三教信徒,他从1920年代访问俄国回来即洞见中共的妖魔本质。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把科学和民主两个世俗事物宗教化,并成为时髦,使他失去了有力打击中共宣传实行的千年文化资源。或许是老天要蒋介石败到台湾去。所以他就没能认识到要跟各教派、寺院各自为政的佛教组织合作。中共军队一占领哪里,和尚就遭杀戮或驱出,以至于地下佛教徒们1948年在北平跟天主教神父雷震远商研合作反共。诚如雷震远所发现,佛教徒已经把“古老的默念的神秘主义”变成了哲学。佛教徒用哲学反共,没有政府的扶持帮助,类似秀才跟流氓和邪教兵痞的战争,失败必然。

结语:法轮功修佛修复佛陀文化的正统

中国历史上造反军队夺取政权即是成功,不改变既定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中共是邪教,军队只是其夺取和维护政权的工具,所谓“枪指挥党”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没有过,实践《共产党宣言》砸碎旧世界的德国思想,以苏俄(苏联)十月暴乱为榜样。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教合一,是太平天国似的中共邪教政权,以“党”的名义蒙人,用唯物史观改造中国,美其名曰创建新中国,剥夺中华民国沦陷区的全民的自由,在1950年到1980年以前,复活原始部落酋邦时代的封闭社会,强加政治奴隶制给中国,残酷迫害佛教徒:喊还俗就还俗,喊结婚就结婚。中共直言不讳地要改造全民的意识,包括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

狂人鲁迅成为中共改造国民的文化枪弹。鲁迅在《祝福》中描写了一个被佛教麻醉的祥林嫂:婚姻不幸、儿子遭淹死,一个不会反抗、只会唠叨的奴性女人。鲁迅,被母亲包办婚姻娶了一个他不想娶的小脚女人,在被他谩骂的杨荫榆女性反包办婚姻五年之后,他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种自身严重的太监奴性,通过小说折射到其小说人物阿Q和祥林嫂身上,冠名国民劣根性:主奴双重人格,不幸不争。中共拿来明里宣传鼓励争斗,暗里却通过恐惧运动让人不得不驯服。所谓的国民劣根性,说白了,就是中共奴隶的品性,即“党奴劣根性”。法轮功学员实修“真善忍”就在去除它:修真,曝光中共迫害的桩桩罪恶,没有对邪恶麻木不仁和胆小怕事的奴性;修善,劝人在“天灭中共”的天象下“三退自救”;修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争权,没有白莲教组建军队的迹象。佛教徒在两晋南北朝到隋唐600年的正统德性得到呈现。信佛不是唱红歌,是生命趋向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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