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學知識不能帶給人生命覺悟的智慧，反而會成為知識者固執己見的迷途障礙。「真善忍」復興佛教的正善。朝廷罷黜百家之後，道家演變成道教，與兩漢之交傳入中國的佛教相互影響。黃巾之亂之後400年，佛教出世修煉中國化，其系統的天國勸善、地獄抑惡的思想廣傳民間，大乘佛教寺院和尚修煉「戒定慧」為基礎的「悟空見性」，挾神功教化農民後天的匪性，民間有了忍的習俗。儒道佛修養和修煉合成海納百川的中國大唐大文化。唐太宗的儒學修養達成外來文化來者不拒的大氣度。因為主持、大和尚等修改戒法成禁律，滲入維持特權的私情，貶黜真修者，使出家成為謀生的職業。佛學研究和辯論把佛法解釋得面目全非。民間佛教宋元時期的白蓮宗、白蓮教的民變，在清朝演變為太平天國邪教、義和團暴亂。中共匪亂在中華民國德國化和俄國化：黃巾軍的「天下大吉」變成共產主義的「天下大同」，太平軍的「太平天國」變成白蓮教蠱惑似的「光明中國」。佛教各派、各寺院各自為政，教徒用哲學反共，沒有政府扶助而失敗。中共的所謂「中國」，是邪教政權，強加政治奴隸制給中國，殘酷迫害佛教徒，拿來魯迅的個人劣根性，冠名國民劣根性，通過黨文化的宣傳和運動，改造為「黨奴劣根性」。法輪功實修「真善忍」去除「黨奴劣根性」，沒有祥林嫂麻木不仁的奴性，沒有阿Q欺軟怕硬的斗性，再現佛教徒在兩晉南北朝到隋唐600年的正統德性。
談「真善忍」復興佛陀（覺悟者）文化，唱紅歌的和尚和研究佛學有心得的人可能都會問：憑什麼？我見到的和尚或居士，往往都會在談及法輪功時，聲音失去和藹。網上認識一些自稱常讀《金剛經》、《愣嚴經》、《心經》的聊友，對共產黨持清除、批判、改良三種不同態度，卻都重複共產黨誣蔑法輪功的話語。佛學知識並不能帶給人生命覺悟的智慧，反而會成為知識者固執己見的迷途障礙。
法輪功是面向社會的普通稱謂，修煉者尊稱法輪大法，把「真善忍」當作宇宙特性，視為最高最根本的佛法，末法末劫時代唯一公開度人的正法。共產黨如果被證實因迫害法輪功而解體，「真善忍」將被認可為普世價值，心境高者將被尊為活菩薩。但人人未必都修「真善忍」，甘願做凡人的還需要信仰佛陀、基督和道的文化。理論上說，修煉達到「真善忍」的天人層次的，活著或死後回歸各自的道法洞天或世界。地球上佛教徒的數目不小，「真善忍」復興信佛的真心誠意。
一、佛陀信仰在漢唐時期歷史地形成
道家修「慈儉後」真人，儒家修「直方大」君子，都是在「士」階層中修煉。「農工商」三階層的上層，往往通過學儒修道躋身士階層。漢朝武帝廷罷黜百家之後，道家退隱，漸漸與陰陽家、方術士、儒家讖術合流，演變成道教：崇拜商朝以後的鬼神，驅邪除魔、呼風祈雨，畫符唸咒，例如東漢末年的太平道。
依據臺灣柏楊的歷史研究，太平道（五斗米道）還與兩漢之交傳入中國的佛教相互影響，其中一支以符咒治病的祝由科術傳教，又稱彌勒佛再世，混雜佛教。也就是說道教最初主要是修神仙術的人（例如東漢被孫策斬殺的於吉和拒做高官的張道陵等）集合的一些信眾的組織，以治病方術傳教，信徒大多不修神仙。我說的是，兩漢時期，佛教還是完全的進口事物，當時主要催生了中國道教產生。
佛教由於四諦（苦集滅道）、十二因緣、五陰法等，提供了系統的出世修煉的經法（般若經、涅槃經、華嚴經、金剛經等佛法）教義，釋迦牟尼佛（陀）天國勸善、地獄抑惡的思想，以故事宣講，可以讓各階層感悟接受，成為可以廣傳民間的宗教，和平時期勸導個人學忍耐、慈悲為懷，克制人的貪慾，求靈魂永生；朝廷腐敗禍亂社會時，又成為貧苦農民出世避禍，或舉旗造反促成皇帝政治改朝換代的路。佛教傳入中國中原之地，歷經千年到隋唐甘肅敦煌莫高窟時期，摻儒揉道改良成漢族文化。兩漢時的孝道禮教的三綱五常裡，融入了如來佛、觀世音信仰，中國君子倫理、道士道德跟和尚慈悲度人，合成大唐大文化：海納百川。
二、僧侶修「戒定慧」，教化民眾學習忍
從神農、黃帝、堯舜禹的傳說，看中國人在春秋戰國之前兩千多年，是部族首領（某某氏）修道所具神功，像太陽或月光映照著的人，動如脫兔，靜如處女。三代換代時的爭鬥或革命、暴動都是很有序的，如同排戲，到了春秋戰國五百年，就成了禮崩樂壞而必須刑法伺候的人了。武大夫敢箭射周王，母親幫小兒謀奪兄長的權位，父親把兒媳娶了，權臣把君王殺了還要殺史官，商人以財色謀官等，這些亂象在秦漢家國時代，被道家「慈儉後」，以及儒家行德刑法、名刑教化的政治倫理治理了。但到了東漢末年黃巾之亂之後到南北朝400年裡，漢族名門儒生放浪形骸如嵇康們全盤否定儒家文化，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羯、氐、羌以鐵騎從北部邊疆逐鹿中原，佛教寺廟就在這時候遍佈中國名山，和尚閃亮登場。
公元前533年2月8日半夜，明星照耀天庭之際，印度王子悉達多本覺與始覺合為理智，證悟超脫生死痛苦之滅行到涅槃境界的人生大道。此後釋迦牟尼佛，以如來智慧（神功）度人，在印歐人部族文明腐敗時期初轉法輪，講初級佛法（公傳羅漢法，密傳菩薩法）一生，以尊三寶（佛、法、比丘）、修三法之「戒定慧」，出家人帶著居士修煉。羅漢修煉從沙門禪定苦修「忍」的小道中走出，屬於中道修煉，禪定卻不再執著忍受身體的折磨之苦，山裡出家為僧侶與城市居家做善男信女相結合。釋迦牟尼涅槃後，寺廟香火捐贈供養僧侶們修煉。漢朝，佛教來了。
黃巾之亂之後中原大地大亂400年，「伐無道，誅暴秦」的農民起義，逐漸變成了一種亂世匪亂──做盜匪，搶劫維持生活。從張角兄弟到李特兄弟，再到孫恩盧循，漢族下層民眾完全不理會道家「不爭」和儒家「忍讓」的教誨，覺得不現實。這時候達摩等印度和尚來中國，挾神功教化和尚連帶居士，民間有了忍的習俗。隋朝高僧能在廟中知道要李世民蒙難須救，寺廟還成了唐僧的修煉基地。歐洲基督教會忙於整肅異端和迫害異教時，唐太宗對伊斯蘭教說：來，想傳就傳。
三、學佛不修戒定慧，宋明佛學人情化
唐太宗的大度不只是今人說的開明。釋迦牟尼初轉法輪49年，無論羅漢法或菩薩法，都是「戒、定、慧」實修法門，沒有教派辯論。菩提樹下頓悟開慧後，釋迦牟尼雖以人像傳羅漢法，但字句都帶著佛法神通，受者只是選擇。真正的高僧並不是今日影視裡的口裡念著「阿彌陀佛」、眼珠還在亂轉的人，而是參悟佛法、修得功能的高德之士：人在廟宇，看破紅塵中生老病死的輪迴鏡像。大乘佛教在隋唐以戒律為師，以宗教廟宇的多佛信仰、香火文化為依托，在漢族大地發展。唐太宗在隋唐是名門望族的李閥後裔，儒學修養在道佛修煉環境中達成氣度。
佛法講經轉變成為佛學辯論，出現在釋迦牟尼不在世間出現「三藏」（經、律、論）之後。古印度流行沙門運動，婆羅門教徒進入森林苦修禪定以求成佛，釋迦牟尼是其中惟一得道成佛者。釋迦牟尼用功度人成羅漢，比丘、比丘尼乞食修煉，帶動居家人士拜佛，做善男信女，扭轉了古印度部族時代道德敗壞的世風。相傳釋迦牟尼涅槃後，由文殊菩薩和彌勒菩薩等結集大乘三藏。500年後菩薩法公開傳出。7世紀後佛教在印度衰微，在唐朝興盛，促成唐朝出了儒家君主唐太宗、唐玄宗，出了名儒散文大家韓愈、柳宗元等，出了儒家詩人杜甫、白居易。大乘佛教以寺院式修煉文化，改良出現「悟空見性」的菩薩普度眾生的修佛。菩薩法北傳，在儒家文化圈中誦經禪定，在非儒家文化圈的藏蒙地區密修。
佛教寺院式修煉，修煉是紮紮實實的功夫。但多佛的雕塑、壁畫、洞窟，以及相聯繫的神話傳說、音樂繪畫、香火行為，則是文化和文藝。道德教化寓於文化習俗和文藝樂趣中。信眾的修煉逐漸減少。明清佛教寺院，大乘佛教主持、大和尚看重特權帶來的利益，能覺悟而以慧眼看見真理的人越來越少。戒法成了可修改的禁律，誦經念佛代替禪定，沒有斬斷情絲的慧劍（功能），很多寺院沒有「佛光普照，禮儀圓明」的能量場，制度管理把許多刻板的人推到住持位置，真修如濟公者遭貶黜，越多地靠文化習俗、神佛故事教化社會民眾，出家逐漸成為謀生的職業，戒、定、慧「三法門」被弄成經、律、論「三學問」的佛學研究。佛學滲入儒道知識，把四諦、十二因緣等佛法解釋得面目全非。信眾貢獻香火供果過程中，逐漸求神佛替換了聽從佛經以及和尚、尼姑的教導，佛的神的本質暗淡，虔敬心日漸減弱。和尚尼姑的師徒關係逐層確立，私人的情誼等因素介入。
四、佛教反共各自為政，國民政府無扶助
佛學人情化之後，寺院之外，民間佛教從淨土宗分化出的白蓮宗，反佛教傳統，與彌勒教、明教混合為白蓮教的民變，以暴亂奪權形式，週期性地出現在南宋以後；基督教上帝會的太平天國邪教戰爭失敗後，消融在道教義和團暴亂中。佛教在清朝已不能教慈禧太后看淡名利，學者憑個人所悟以論釋經，表現自我；民眾企望彌勒佛下世創建新中國。共產黨「天下大同」，是黃巾軍、太平軍匪亂轉型。
共產黨在中華民國用馬列主義反國民黨之際，也利用白蓮教「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將要到來」的口號蠱惑民眾。中共是佛教的死敵。慈悲善心使和尚和居士一開始儘可能忍讓共產黨的侵略行為。這讓毀滅所謂舊世界的共產黨佔了主動權，製造了中國佛教的劫難。正如《內在的敵人》所說：「當他們攫取到一塊鄉村地區後，便開始打擊佛教。」聶榮臻的軍隊在山西省五臺山上紮營，把若干愛國份子，游擊隊和盜匪都收集到部下，訓練新、老共產黨員成為黨的蟲子。「共產黨所到之處，一定是沒收佛教財產，殺戮和尚，或將他們驅逐出廟淪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來的精神安慰。」佛教這時候需要取得國民黨的扶助，但沒有得到。
國民政府這時候的蔣介石委員長是儒佛基三教兼學的軍人。蔣介石作為國家軍人，把落草為寇的毛澤東、朱德紅軍看作推選蘇聯的賣國土匪清剿，這成了他在南京（重慶）政府任委員長、總統時的主要任務；作為儒佛基三教信徒，他從1920年代訪問俄國回來即洞見中共的妖魔本質。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把科學和民主兩個世俗事物宗教化，並成為時髦，使他失去了有力打擊中共宣傳實行的千年文化資源。或許是老天要蔣介石敗到臺灣去。所以他就沒能認識到要跟各教派、寺院各自為政的佛教組織合作。中共軍隊一佔領哪裡，和尚就遭殺戮或驅出，以至於地下佛教徒們1948年在北平跟天主教神父雷震遠商研合作反共。誠如雷震遠所發現，佛教徒已經把「古老的默念的神秘主義」變成了哲學。佛教徒用哲學反共，沒有政府的扶持幫助，類似秀才跟流氓和邪教兵痞的戰爭，失敗必然。
結語：法輪功修佛修復佛陀文化的正統
中國歷史上造反軍隊奪取政權即是成功，不改變既定的社會制度、文化傳統。中共是邪教，軍隊只是其奪取和維護政權的工具，所謂「槍指揮黨」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從沒有過，實踐《共產黨宣言》砸碎舊世界的德國思想，以蘇俄（蘇聯）十月暴亂為榜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教合一，是太平天國似的中共邪教政權，以「黨」的名義蒙人，用唯物史觀改造中國，美其名曰創建新中國，剝奪中華民國淪陷區的全民的自由，在1950年到1980年以前，復活原始部落酋邦時代的封閉社會，強加政治奴隸制給中國，殘酷迫害佛教徒：喊還俗就還俗，喊結婚就結婚。中共直言不諱地要改造全民的意識，包括佛教的輪迴轉世思想。
狂人魯迅成為中共改造國民的文化槍彈。魯迅在《祝福》中描寫了一個被佛教麻醉的祥林嫂：婚姻不幸、兒子遭淹死，一個不會反抗、只會嘮叨的奴性女人。魯迅，被母親包辦婚姻娶了一個他不想娶的小腳女人，在被他謾罵的楊蔭榆女性反包辦婚姻五年之後，他忍氣吞聲地接受了。這種自身嚴重的太監奴性，通過小說折射到其小說人物阿Q和祥林嫂身上，冠名國民劣根性：主奴雙重人格，不幸不爭。中共拿來明裡宣傳鼓勵爭鬥，暗裡卻通過恐懼運動讓人不得不馴服。所謂的國民劣根性，說白了，就是中共奴隸的品性，即「黨奴劣根性」。法輪功學員實修「真善忍」就在去除它：修真，曝光中共迫害的樁樁罪惡，沒有對邪惡麻木不仁和膽小怕事的奴性；修善，勸人在「天滅中共」的天象下「三退自救」；修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爭權，沒有白蓮教組建軍隊的跡象。佛教徒在兩晉南北朝到隋唐600年的正統德性得到呈現。信佛不是唱紅歌，是生命趨向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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