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审命案

“陪审团”三个字，很早就听说过，但没什么概念，只隐隐觉得，那是法庭的一部分，似乎跟法官差不多，反正是权力挺大的，能决定一个嫌犯的死活。

第一次对“陪审员”的真正含义有点了解，是在来了澳洲后。那是在2006年，原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红冰等人创建了“审判中国共产党反人类罪悉尼国际法庭”，受理了一起十九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罗干等人迫害法轮功，犯了反人类罪一案。法庭当时即找了七名普通公民做陪审团，大法官袁红冰表示，这是按西方通行的海洋法系组建的，思想基础是，相信普通公民凭自己的常识及良知就可对案件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时听着觉得挺新鲜的，又隐隐想起，似乎入籍澳洲时曾“学习”过，澳洲公民的义务之一，就是被征召时必须充当陪审员。当时只是把它当作入籍时要考试的内容背下来的，并没觉得它会跟自己的实际生活发生多大关系。

没想到，四年之后，当陪审员的“厄运”，真的落到了我头上。第一次接到通知时，因为已买好去外地的机票，就理直气壮的推掉了。两个月后，通知又来了，这次找不到什么理由再推，只得去了。

那天被叫去的人很多，有几十个吧。先是被告知诸多注意事项，然后被带到法庭——已经开始审理的法庭，去进行现场抽签挑选。

抽签之前，我们即被告知，这是一个杀人案；而杀人犯正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才一两米远的地方站着，我心里一惊，觉的象在做梦，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抽签开始了，不想耽误时间的人都在心中祈祷不要抽到自己；我的心情则很矛盾，一方面，我也不想被抽到，谁都怕耽误时间、打乱正常生活秩序；另一方面，我又有些好奇，想体验一下做陪审员到底怎么回事。

也许老天想成全一下我的体验欲吧，还真选上了，选上的十二个人立刻被要求坐到陪审席那边去，然后还有一个手续要进行——请检控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挑战”被选出来的陪审员，如果有任何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他们都可以要求把这个人换掉，且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

“挑战”的过程中，有两三个人被换掉了，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是拄拐杖的，一个是看起来很年轻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女孩子。余下的人，与新补充进来的，就组成了十二人的陪审团。我们十二人被带到法庭边的一个“密室”——陪审团房——交代一番注意事项后，很快又被带上庭，宣誓上任了。

法官穿着红衣，面带仁慈长者的微笑，向我们十二个之前互不相识，却突然这么被组合在一起的陪审员交代了许多法庭规则，如不得与陪审团之外的人讨论案件、不得自己回家后上网查询与案件相关情况、不得自行到案发地点“考察”，最后必须就定罪与否达成一致意见，等等，同时也强调了，就用我们自己的良知与常识，只考虑在法庭上呈出的证据和证词，来对案情做出判断。

在冗长的法庭辩论开始之前——其实，早在抽签挑选陪审员之前——我们就已被告知案件的基本情况，是个很典型的三角情杀案，两个十几岁的少年谈恋爱，后来女孩跟另一个男孩好了，原来的男朋友知道了，捡了根木棍拎在手中，赶到情敌已经呆了一天的一个废弃的空屋，一进门二话不说，一棍子照脑袋打去。

谁曾想，这根只有半米长、半公斤重、掂在手里甚至觉得还轻飘飘的木棍，真就这么把人打死了——虽然他不是当时死的，是送到医院后大约两天才断气的。

对这个过程，凶手供认不讳。需要陪审员做出定论的，以及检控官和被告律师争论的焦点只是：这是属于故意杀人（murder），还是过失杀人（manslaughter） 。这两者最关键的区别是：被告是否有要造成严重伤害的主观动机，中国的法律似乎称之为“故意”。

我没想到，听起来这么简单的、而且罪犯已经承认了事实，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来一条条说明、证实。检控官为了向陪审团证明死者是被告杀的，先后叫了二十几个证人出庭做证，包括案发当天的值班警察、救护车驾驶员、急救医护人员、案发时在场的其他几个少年，验尸官、法医，等等，甚至还包括案发当天，听到过凶手与他前女朋友吵架的麦当劳的值班经理。所有这一切，只为让陪审团认定：这个人的确是被杀死了，而且就是被天天坐在庭上听审的那个少年杀死的。虽然他自己承认了，也得有不容质疑的证据和证词。

这二十几个证人一个个出庭、一个个被检控官和被告律师质问（cross exam）的过程，居然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我时常向坐在被告席中的凶手望去，他是个只有十八岁的少年（案发时才十六岁），每天都穿着很整齐的西服安静的坐在那里。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他是凶手，我绝对看不出他跟每天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的中学生有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特别的蜡黄，和一种说不出的晦暗，让人不自禁的想：负有人命血案的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吧。

更多的时候，我在想：犯罪的成本，有多么高啊！法庭为这个案，连续开庭一周，叫了这么多证人，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以及旁听的亲友，连带十二个陪审员，得耽误多少人的多少时间啊！而且，如果十二个陪审员最后对案件不能做出一致的裁决，达不成统一意见的话，这个陪审团就得被解散，法庭将不得不另找十二个人，然后把整个过程再来一遍。

最后一天的庭审，也许是此案的高潮，而最关键的，是检控官直接向被告发问。

检控官是个体态魁梧的中年人，相形之下，被告身形很瘦，又脸色腊黄，看起来根本不是挟着正义“俯瞰”他的检控官的“对手”。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铺垫”之后，检控官开始发问了，问题连珠炮似的一个接一个：

“你拿着木棍走向那间废弃的屋子时，心中充满了怒火，想找他打架，对不对？”

“是的。”

“你想狠狠的打他，是不是？”

“是的。”

“你那时已经做了两年的体力活，体格很强健、很有力气，对不对？”

“是的。”

“你用了很大的力气朝他头上打去，是不是？”

“是的。”

“你想造成严重的伤害，是不是？”

“是的。”

“你想打死他，是不是？”

……

“不是。”

听了一连串的“是的”之后，突然听到这个“不是”，在“不适应”之余，这才意识到：这名少年，差点就自认有杀人的“故意”了。

所有的证人都问完了，所有的证据都呈堂了，所有的过程都录音并做了纪录了，接下来，就该由我们十二个来自不同社会领域和阶层、被随机抽中的陪审员，来为这名少年定罪了：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

经过了一周的时间，天天在法庭里看着被告、被告的父母，以及死者的父母、亲人，这个时候，才突然真切的意识到：我们的手中，真的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啊。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被告要承担的后果，对死者家人的心理影响，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把故意杀人认定为过失杀人，那就没有伸张正义；反之，如果我们将过失杀人认定为故意杀人，那被告的一生，是否就因此毁了呢？

陪审团中三名心软的女士，被这份沉重的责任压的哭了出来。我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坐牢，在牢中被妓女踢打、被电棍电晕过去又醒过来时，都没有哭过的，这时因受不了有别人哭，也哭了出来。

囿于法律的限制，我不能透露陪审团是怎样做出最后的认定的，只能说最后的结果：我们用了将近一整天的时间，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应该是过失杀人。

与漫长的一周的审理时间相比，宣布此结果只用了一、两分钟。当听到“过失杀人”这个裁定时，脸色一直腊黄的被告止不住猛烈又无聲的抽泣起来，他的父母也相拥抱头痛哭，激动得难以自己。对于他们来说，这真是性命悠关的一刻啊！

看不得别人哭的我，又差一点要哭了，但只能拼命忍着。还好，法官要求立刻将我们带离法庭。当我故意摆出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经过死者家属坐着的地方时，我不敢看他们，只听到其中有一个人从牙缝里向我们说道：“错误的裁决！”我加快脚步向“陪审员密室”冲过去，不想泪崩于“外人”面前。

漫长的“陪审生涯”终于结束了，但我们心中没有一点轻松感。不管怎样判，死去的人都活不回来了。工作人员交代我们说，可以问他们要一份我们已做过陪审员的证明信，有了这封信，我们可以在三年内不必再做陪审员了。

我跟其他五六个人一起，耐心的等着法庭给我们出具了这份证明。不知是谁提议说：一起去喝一杯吧。我们默默的走到法庭附近的一个小酒吧，各自要了自己想喝的。然而就算是美酒，也扭转不了那凝重的气氛。没有谁多说话，坐了一会儿，也就散了。

就这样，我终于“体验”过陪审了。虽然这是一种我不想再次拥有的体验，然而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体验。我体验到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普通公民是怎样被赋予权力、又是怎样行使权力的。但这样的体系下，很难想象，会发生在中国那种法官刚一接到某个案子，就被各方面“关系”“递条子”的事情。我们十二个人，都是临时抽签抽出来的，跟本案涉及到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任何关系（有关系的必须报告并回避）。检控官和被告律师在法庭上拥有同等的、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向陪审团呈现自己掌握的全部证据和证词，并用最“天花乱坠”的语言去说服陪审团接受自己的说法和结论。

十二个并不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就这样凭自己的良知和常识做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而所谓“法官”，所能做的，只是根据陪审团的裁决，和相关法律条款，来决定这个人的量刑而已。

人们常说，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公正性的最后一道屏障。这次审理命案的过程虽然令人痛苦，但也让我切身感受到，澳洲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她的风光，而是贯穿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回望中国，那些被无辜关在牢中、那些数十年走在茫茫上访路上、那些被城管赶得鸡飞狗跳的同胞们，何时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