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为辛亥革命百年与中共九十年而作

中共不惜动用巨大的财力与人力,封杀异见,打压民众,以保江山,不仅无法维持稳定,反而引发更激烈更大规模的冲突。明智之举是向国民党学习,开放报禁党禁,让新的政党脱颖而出,还政于民,多党竞选,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使国家政权实现和平交替,建立宪政民主的新秩序。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中国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这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长期的教化是,国民党因腐败又专制而被人民所唾弃的。共产党是先进的革命党,他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难道一个先进的政党,一个胜利了的政党,值得向一个腐败的政党、一个失败了的政党学习吗?

国共两党的争斗交恶自1927年始长达六十余年。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两党斗争史。它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国民的思想与心理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共方面的说辞,是一场神圣的革命。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此革命赴汤蹈火,献出生命。滔滔鲜血流成河。胜利,对于中共,来之不易。

但是,今天,我们来好好体味两党之争,不过是两大集团,两大党派,为争夺国家权力的生死搏斗。中共夺得国家权力,凭藉这个权力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乃是革命中付出无数头颅和鲜血的报酬。就在中共庆祝90周年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中,重点演唱了《打天下坐天下》一曲,它典型而通俗的告诉人们,中共〝革命〞的实质是〝改朝换代〞,而不是使中国获得新生,使人民主宰这个国家。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一胜一败的格局由此而定。

但是,海峡两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009年,我说过一句话,失败者成了胜利者。而昔日的胜利者今日却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历史诚告中共: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三民主义〞。七十多年前,中共自称自己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注意: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毛誓言,本党愿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只是政权到手之后,背弃了初衷,急忙搞了社会主义。结果很糟。至上世纪80年代初,另择新路,中共的政权才得以维持。但中共的党章,国家的宪法,依然遵马克思主义为党国之指导。中共在此止步不前。可是,马列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是暴力,是专制,是消灭自由思想,消灭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着干。所以,马克思主义那个专政学说,那个灭资学说,实在是误国主义,害国主义,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和中国实际的空想主义。上世纪80年代初期,部分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如有限地开放自由经济,才给中国注入了活力,才使中共今天有充裕的财力大力〝维稳〞,挽救岌岌可危的一党统治。

中共应当有一个新的觉悟,放弃马列主义,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

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民族独立的任务而言,于上世纪4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中的民族统一的大任尚未完成。统一的困难恐怕主要来自中共方面。民族主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各民族一律享有民族自决权,共同组成平等、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意味着从此结束中央集权制。

中共如果实行民权主义,就不会长期坚持早已腐朽了的一党专政。孙中山将民权主义的实施分为三个步骤:军政,训政,宪政。军政、训政是实现宪政的过渡阶段,时间都很短。孙中山将军政限定为三年,而训政仅六年为限。训政不能仅理解为一党执政,是政府派员到各地协助、训练人民自治,待各地自治政府成立便是宪政的开始。但只有当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人民依宪法行使自己权力之时,宪政大业才告成功。中共党内外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何时宪政大开张,不就是迫切要求落实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方面,孙中山指出,其基本任务是政府与人民共同协力,满足国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使民足食,裕衣,乐居,利行。此外,政府还经营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药卫生等公共事业,这实际上是政府承担社会保障事业。

进入新世纪后,中共才将民生作为一个明确的口号,纳入执政实践。几十年的执政中,沉湎于阶级斗争,醉心于特权享受,对于民生少有关注,甚至弃若敝屣,可检讨自省的,对人民欠账的,实在太多。如果执政伊始就关注民生,不搞共产,不搞折腾,不至于举国贫穷,人祸横行。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特彆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宣言》对〝平均地权〞的解释是: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为此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宣言》对〝节制资本〞的解释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共如果实行孙中山所倡导的〝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的方针,就可避免犯下消灭地主、消灭资本家的历史大错。地主、资本家这些乡绅和城市工商精英也可免遭灭顶之灾!

因为,〝平均地权〞只是对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施限制政策。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国家根据地主所报的地价征收土地税,用以改善民生事业之用;第二,国家根据地主所报地价可以收买其土地,用以分给少地农民耕种之用;第三,地价上涨后,其高涨部分归国家所有,供国民共享。平均地权的三项内容中,我们不难知道:国家不是无代价地一次性地粗暴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即不是像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所做的那样。地主有地,农民缺地,国家承担两者利益调节者的职责,有偿地收买地主的土地分给需地的农民。此法解决了农民缺地的问题,同时,地主为满足农民土地之需要与向国家纳税亦作出了贡献。这个平均地权的改良方案使农民、地主与国家三方均得利益;地主的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比无条件加以没收却是大幸,比暴力剥夺大为文明了。

〝节制资本〞是同样的精神。国家承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即承认资本的所有权及允许其合法经营。同时,国家征收其所得税使其利润中的一部分通过国家再分配为社会共享,达到利润不能为资本家独占的目的。国家还通过实行某些国民生计之产业私人资本不进入的政策,达到节制本国及外国资本的目的。这同样是国家、资本家和工人三者利益的调和。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消灭这个阶级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其经济生态是多元的,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经济发展自然会充满活力与动力。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自己声明,〝也即中国式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节制〞,但不是剥夺资本、消灭资本家;不但不消灭资本家,还要〝发展十万大资本家〞。他说:〝民生主义并非均富主义〞,社会主义若是〝谓夺富者之财以济贫,如是谓之均,乃误会也。〞这是孙中山十分重要的思想,可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毛是灭资,要资本主义断子绝孙。毛是〝夺富者之财以济贫〞,结果均贫,普遍的贫穷。孙中山早就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会。孙中山在百年之前就有如此卓识,可惜为中国人不知不理。面对毛氏社会主义三十年的大弯路,付出了大代价,在读到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卓见远识,令人倍感亲切,倍感珍贵。

可以设想,国民党如果不败退台湾,在大陆继续执政,会推行暴力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富农吗?会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资本,消灭资本精英吗?会发动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进行一场全歼性的迫害,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吗?会推行合作化、公社化,会掀起大跃进、共产风、瞎指挥的歪风吗?会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吗?会发生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吗?如果国民党不结束一党专政,肯定也会发生种种问题,出现种种矛盾,但如果它不抛弃三民主义,那么它绝不可能像毛极权统治那样,以党国为敌,内斗不息,弄得民不聊生,冤狱遍于国中。

近二十年来中共推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还不是走上了孙中山在百年前就指明的道路。如果说,中共过去是不自觉遵循孙中山三民主义之路,那么,从今天开始,就应当全面、自觉地走〝三民主义〞之路。

在当前,中共特别要学习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勇气,引导国家走上民主宪政的普世大道。

推行市场经济20年来,由于权力体制不变:一党专政,中央集权,以官为本,民权旁落,诱使权贵资本主义滋生,近十年更是膨胀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压迫、凌夺中国的弱势群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严重失衡,社会贫富两极凸显与对立,使各种社会问题成堆。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日趋尖锐,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民变风潮四处涌动,中共当局犹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而不可终日。面对〝太平盛世〞,中共不惜动用巨大的财力与人力,封杀异见,打压民众,以保江山,但终究不是安国治邦之良策,反会引发更激烈更大规模的冲突。明智之举是向国民党学习,开放报禁党禁,让新的政党脱颖而出,还政于民,多党竞选,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使国家政权实现和平交替,建立宪政民主的新秩序。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当局应顺民意,合潮流,向当年蒋经国那样,当机立断,结束中共六十余年的一党专政,使中国汇合到全球化的民主大潮中去,使中共与国民党在全新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

历史给中共的选择时机,恐怕不会太久了。

2011年7月1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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