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犹太人群体” 谁来道声“对不起”

一九四九年太沉重的话题

在大陆长期受的教育告诉我，1949年是中国划时代的新旧社会分界线，1949年以前是万恶不劫，中国人民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1949年以后是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腐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家作了主人的新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变迁，新旧社会两重天。对于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一方，都是英雄般史诗的歌颂，树纪念碑，建革命博物馆，写革命回忆录，编写革命历史，教科书，运用所有的文艺手段，电影，小说，诗歌，绘画，音乐，戏剧等等告诉大家这场解放战争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与神圣。可是没有哪本历史文献记录过究竟这场内战死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家庭，连个大概的数字都没有。龙应台的书就是为那个时代被践踏、污辱、伤害的人们的呐喊，总究在自己土地上发生这样残酷的内战，不管站在哪一方，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姊妹，绝大多数是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龙应台在书中叙述了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的残酷场景：“1948年9日开始历时52天以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7万，有几十万士兵死在冰天雪地荒野上”。1948年3月15日开始，长春围城的半年中，饿死多少人？也是不知道正确数字，说是30-60万，最少也是日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数字。当时解放军司令林彪的部署“要使长春成为死城”。龙写道：“十万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国军守在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让饥民出城，饿死抛尸，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在“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按：长春实施围困之初，毛泽东批准林彪提出的“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的做法。目的是迫使百姓把城内粮食耗光，使长春守军粮尽而降，长春城内的老百姓成为了中共军队要挟国民党军队的筹码。）

龙又写到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80万国军，60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大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当时解放军司令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龙写道：“听起来那么令人心酸，两个月的战役，征用543万民工，就是每个士兵后面有九个民工，所谓人海战术，就是把民工推上前沿。激战两个月，55万国军灰飞烟灭，解放军也死伤惨重。尸体在平原上垒垒叠叠，密密麻麻，看过去一望无际”。

内战中死去多少人，谁都不清楚，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解放军与被征民工，都是普通百姓的子弟。龙写道：“日本人会尽其所能把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中，美国人会在战士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我的战友，却必须死于路旁像一条野狗？”中国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别说姓什名什，连个数字都糊涂账。

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到台湾，跟着一起逃亡的不仅仅有它的党政军警人员，更多的是有山东河南等地的学生、有工商界的做卖买的、有文化教育界的等普通民众。逃亡中死去的不计其数，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最后到达台湾的有二百余万人，当时一个小小的台湾岛人口才七百万。

书最后写道：“即使是内战六十年后，海峡两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太多的债务，没有清理；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舍；太多的亏欠，没有补伫；太多太多的不公平，60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反复阅读龙的最后这段话，“对不起”实在是十分卑微的要求了。1949年后继续甚至扩大内战形成的敌我对立，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接一个运动，大开杀戒，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就处决达七十万人，1950年的土改中又杀了200多万地主，1955-1957年的肃反运动清查了机关团体内部反革命177万人，处死2万多，被逼自杀身亡5万多。对于幸存者，别说“对不起”，连做人的起码尊严都没有的，是不受宪法保护的贱民，能维系一条生命，就已是宽宏大量了。

龙应台写到1987年台湾国民党戒除戒严令，开放在台外省民众赴大陆探亲，她随母亲到被掩没的母亲故乡浙江千岛湖的淳安，寻找祖宅与外公的坟地，一切都已淹没在烟波浩渺的大湖中。到湖南衡山寻找龙的亲哥哥，1949年母亲本想带走寄养在祖父母家中的男孩，仅仅舍不得孩子的哭声，忍痛将他继续留下。谁知一别就是近40年，一无音讯，现在见面，一边是留美博士，著名作家，一边是皮肤黝黑，穿着粗卑的农民，一辈子挑扁耕作为生，他在“你爸爸是国民党”骂声中长大，一辈子记住自己的哭闹，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说：“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也追不上。”

这样的场景，我也亲历过。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姨妈就是在1949年流亡去台湾，他们并非国民党军政人员，只是经商的。大舅当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以为不久即能返回，把孩子都留在农村外公外婆家，谁料一别就是40年，1989年大舅与大舅妈等回来省亲，眼见的是老态龙钟的母亲与已经子女成群的二个儿子一个女儿，相见情景，令人心酸。第二年大舅等再来省亲，打算接走外婆，却是参加了她的葬礼。1950年土改前，外公去世，把当时刚满18岁的三舅划为地主，带着这三个狗崽子，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大舅与大舅妈在台湾又生养了七个，好几个留学美国，定居美国，一母所生同胞手足，经济社会地位两重天，已无共同语言，形同陌路人。这样的家庭分离悲剧不知有千万家，有谁来道声“对不起”吗？

最近读了林达写的《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感触万分。林达就是写“近距离看美国”四本系列书《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书的旅美作家。今天读到他们的新作，提出了一个我未曾思索过的命题：他们把共产党在1949年后划为敌人的四类分子与资本家，称为中国“犹太人群体”，把对他们的迫害比作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犯了反人类的罪行，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林达写道：“所谓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全国就划了两千多万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当时欧洲只有1200万犹太人。他们被迫害的原因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是一样，迫害模式是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失去一切公民权利，群众专政的目标，没有生命的保障，任意编造罪行，无需经法律程序认征。文革中迫害模式未变，并继续扩大，黑五类，黑七类，尤其右派分子的加入，也取得了“犹太人”的身份，他们的子女家属“狗崽子”也进入这个群体，和纳粹德国迫害如出一辙，这样的株连扩大，人数就达将近一亿。”“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及国共政治斗争，无涉及革命反革命的对立，他们被划入敌对阶级，只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这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言。”

林达文章本意是要我们注意今天文革研究中的最为被忽略的重点，人们在研究文革最关注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派别斗争，随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大量革命干部和知识份子都从“坏人”平反了，甚至当年的红卫兵助纣为虐，也可站出来一声年轻幼稚上当受骗而卸下责任。而中国“犹太人群体”从1949年就套上了罪恶的身份，到文革更是无可争辩的受打击迫害的核心，到今天他们的地位没有改变，只准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他们的一言一行仍在严密的监视中,坚决打击他们“妄图变天”。60余年了，这个群体基本上都离世了，他们在历史叙述中将永远缺席了，永远没有为自己被诬陷辩护的权利了。施暴加害的一方什么时候能觉悟到说出“对不起”三个字呢？

龙应台是台湾作家，林达夫妇是旅美作家，他们都有自由说话的空间，下面我要引用的观点是现在清华大学人文科学院教授，历史学与经济学学者秦晖先生一次谈话《中国历史的延续与断裂》。秦是严谨的学者，他对1949年以前称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提出质疑，他说：“从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变化了什么？，即主权吧，哪一条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是1949年获得的？的确找不到。平心而论，绝大部分国家权益的改变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有，如香港澳门，但那是若干年以后了。抗战后，美国把在华的经济特权取消了，最重要的是海关制度，抗战中，很多国家都在形式上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交回了租界，宣布废除一切在华特权，中国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成为联合国五个发起国之一，安理会五强之一是1944年就定下的。1945年后中国从领土上也有很大成就，收回了很多周边地区的领土，如中缅边境一部分领土，而一部分云南边境的领土，1949年后政府出于某种目的，又丢掉了。”看来1949年半殖民地的定位从法理上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半封建呢？秦主要从土地租佃关系说起，他说：“中国土地地权集中程度，在民国20年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没有进行土改，但土地一直是分散的，地主用于出租的土地部分一直在减少，到40年代后期，中国土地分配系数已相当低，并不是以后土改使农民有了土地，确切地说，土改前中国大部分农民是有土地的”。国民党到台湾也搞土改，采用赎卖政策，没有暴风骤雨，不杀一个地主，却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舆论普遍认为国民党在台的农业政策是成功的。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胜利一方篡改，但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掩盖，人民也不可能永远被愚弄，只怕是到真相大白于天下时，就不是一句“对不起”可以搪塞过去，而是与希特勒一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