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这个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73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1967年1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24人,打伤74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1967年5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二二”一方就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8445人;烧毁房屋2820多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0000多户50000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1967年8月到10月,历时66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4193人,另有326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仅出生10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山东郯城一次武斗,一方打死对方18人,还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我们四川当时有两支驻军,各支持一派,两大派都有枪炮,想起那内战的惨烈就不寒而栗!我的故乡是一个山区县,武装部的部长和政委各支持一派,两派都武器,全县都是战场。这派占上风抓住对方的人即就地正法,另一派占上风又疯狂地报复对方。到底死伤了多少无辜?没有人说得清楚。相比之下,倒是我工作所在县比较幸运。武装部先说甲派是“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党史称其为“前革委”),把乙派打成“反革命”,给以镇压;后又说乙派是“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砸烂了“伪革委”成立了另一个革命委员会(党史称其为“后革委”),乙派掌权后又狠斗甲派的“坏头头”。好的是只有一派掌权,一派有枪,真枪实弹的大仗始终打不起来。所以,冤死鬼相对要少一些。更惨的是,还有军队直接参与派性斗争,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1967年8月28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1人,打伤打残133人。康生还称“这是革命行动”。
即使不参加任何一派组织,也难躲过那场劫难。1968年初夏,旅大市近郊某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在栾家大队筹备“活学活用”讲用会,突然下令把一个忠厚的农民许家长拉来交待问题。徐反复说他是贫下中农没有问题。结果被打得不省人事,又以大队“农代会”的名义判处“反革命分子”许家长有期徒刑十年。许家四处上访,得到的答复是:“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迫害连续不断,又诬其女儿施“美人计”与大队支书勾搭。7月15日,许家老少七人全部被迫自杀。他家墙上留下两个大字:屈死!
连国家主席都被活活整死,草菅人命就不足为奇了!究竟有多少人死在红卫兵的皮鞭下?有多少人在武斗中毙命?有多少人含冤自杀?有多少“反革命”被处极刑?又有多少无辜者被拘押囚禁、被强制劳动、被流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1980年9月20日向全国人大的报告说:文革中经过法律手续错判的“反革命”案件有17万5千多个、18万4千余人。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1966——1976年各级法院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28%。据戴煌说,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的就有300多万件。我国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未见官方公布。胡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保守估计在172万以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不会低于200万;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中透露,文革中丧生的数目大约773万。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向邓小平求证。邓说:“永远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式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列举了很多令人不忍卒读的案例。有一个人不过说了“江青凭什麽当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就被判了死刑。有一个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说,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一度不理解。竟也被开除党籍,判刑15年。有一个人喊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要求“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化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也招来杀身之祸。在毛泽东眼里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给江青的信中非常自信地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反右运动已经够“左”了吧?随后又来反右倾,大跃进,刮共产风。刘少奇所推行的“桃源经验”本来就够“左”了,但还是一再批他“形左实右”;在“左”到登峰造极的文革中,毛泽东还连续不断地发出“最新最高指示”把反“右倾”推向高潮。就连“左”得可爱的林彪败亡后,有人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毛泽东则给予纠正:林彪不是“左”的问题,也不是右的问题,而是极右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举国要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2月,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决定,两报一刊发表文章向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华国锋在会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还是认为“左”得不够。中共党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才宣告终结。但其《新闻公报》仍强调:“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难道他们不知道由于一“左”再“左”,国人遭到了多麽深重的灾难?中国在国际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被指责为“不讲文明的国度”、“野蛮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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