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造空前绝后的“历史精品”（二之二）

钓了大鱼又钓小鱼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农村进行社教的指示，8月10日又发了一篇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9月12日和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相继发出了在企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教的指示和在中小学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的通知。——据我所知，好多地方都是在1957年暑假期间将中等学校教职员集中起来开展整风反右的。是先打招呼后下文件，还是下面闻风而动？——这些文件中所谓的“整风”“社教”，实际就是鼓动“鸣放”，钓了大鱼又来钓小鱼。城镇的搞法大家都熟悉，也许有人并不知道农村的社教是怎麽搞的。所谓“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基层党组织又叫“大鸣大放大辩论”。“鸣放”后就按四类排队：一类，对社会主义忠诚坚定积极；二类，比较好的；三类，对社会主义有严重抵触情绪；四类，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所谓“辩论”，就是对“四类”分子（这里的“四类”并非地、富、反、坏那“四类”）展开斗争（施以拳脚棍棒是“辩论”的常用手段），对“三类”分子进行“消毒”。据我县党史记载，全县有3200多名农村社员被划为“四类分子”，受到批判斗争。后来，中央发文不给农民戴右派帽子，但那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还是免不了。他们不叫“右派”，实际上又享受了“右派分子”的待遇。后来好长时间，干部只要说一声：“再不听话就开你的辩论会！”社员们都会浑身发抖。正如县党史所说，这次“社教”，实际是反右的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

被整得家破人亡，还得感恩戴德

反右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大搞逼供、非法拘禁、滥用刑律惩罚，使那样多的右派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摧残，他们的家庭子女遭受磨难。你听说过罪犯被处决不需判决书的吗？你听说过枪毙死刑犯还向其家属收取子弹费的吗？中国有！这事就发生在北大学生右派林昭身上！林昭的冤案，导致其父母双双自杀！几十年后，领导人不对自己的罪错承担半点责任，不给被害人平反，只给因“扩大化”而错划的右派给予“改正”。你被整得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还得感恩戴德！你不能因为给了你部分人道，而要求讨还全部人道；不能因为对方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清醒，而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清醒。

在落实错划右派“改正”政策的时候，就没有当年给右派戴帽那麽爽快了。明明是你自己搞错了，整了人家几十年，可还要说只是“扩大化”，还得被整的人申请，还得看人家是否“恩准”。拿葛佩琦来说吧，他的“历史反革命”冤案于1980年12月得到了平反，“现行反革命”冤案也于1981年底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再审判决”，但是，他们的右派问题却不给改正。葛佩琦不但多次申诉，还到时称“胡青天”家上访过。1957年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1981年挂名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为此给胡耀邦写信，以在场者的身份，证明葛佩琦的发言见报时被明显地歪曲和篡改。1957年任人大副校长的张某也认为葛佩琦的右派一案确系冤案，应予改正。直到1986年2月北京市委办公厅才做出了“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经调查属错划，现予以改正”的结论。戴煌说，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产党内的权势者绞杀“不合朕意”之共产党人的长达30年的大悲剧，主要得益于胡耀邦的致力扭转，才有了一个可喜的结束。当年不过扎着一对辫子的学生右派林希翎，可能是因为无职无级，虽经多次申诉，又经有关部门、知名人士呼吁，直至党的总书记三次批示，不但右派不予改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先决定对其“反革命”一案予以平反的，后来也拧了个个儿——“维持原判”。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可以既往不咎，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官员可以全部特赦并予以安置照顾，但对右派分子还是坚持留下了96个不予改正。有人做过精确计算，按官方统计数字计算，未予改正者占戴帽总数的0.00018，无论是小学生笔下，还是家庭主妇、统计学家眼里，小数点后面的第四位数，都是可以抹去的。但为了体现反右的“正确”，对这个数字却分外吝啬。

因整过右派而感愧疚者

李逸三给胡耀邦的信，不仅仅是一封证明信，还发出了一个老战士的大义之言：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右派，我们搞反右派运动还是正确的；其中问题是反右扩大化。”我现在认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当时的阴谋是“请党外帮助党内整风”，阴谋是“引蛇出洞”。实践已经证明，55万余条“毒蛇”里，99.99%是冤假错……留下万分之一左右的尾巴，我看不能给我们增加光彩；相反，后辈人会耻笑我们拖泥带水。他还说：给葛佩琦划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我还建议，在查清（给葛佩琦）制造这十八年冤狱的有关人员时，判处他们十八年徒刑，让他们体会一下这十八年冤狱的滋味！李逸三还对前去访问的戴煌说过这样的话：1957年，他打心眼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像李逸三一样因整过右派而感愧疚者并非绝无仅有。胡耀邦不但积极地为他当年在团中央亲笔签字划的右派改正，还把其中一些人请到自己家里，当面认错赔礼。在一次会议上，他把列席会议的陈模请到前排就坐。胡耀邦向与会同志说：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6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说着，他就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三鞠躬。陈模热泪盈眶：当年团中央打右派时耀邦同志在国外访问，现在却代他人承担责任！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坦率而沉痛地说：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所有被伤害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感到深深的歉意。在浦熙修的追悼会上，她的亲属收到了陆定一和华君武的亲笔道歉信。病痛折磨中的巴金，时时怀着“欠债”的心情感到不安。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退休后回忆起过去几十年盲目追随左倾路线，宁“左”勿右，伤害了一些同志，也害了自己。他主动自我解剖，净化灵魂。人称文艺界的红色沙皇——周扬，在1979年春天的一次座谈会上，向首都文艺界的右派逐一点名赔礼道歉，其中还包括在新闻界划成右派、与他毫无干系的刘宾雁。但多数“左派”不像李逸三那样“问心有愧”，北京市委某些人看了中央办公厅转来的信后，对李逸三孩童式的意气只是深感好笑。而更多的是踩在右派的头上升官晋爵了，他们庆幸自己聪明，幸运。胡平先生说：时间将疏理一切，时间将证明一切。可惜，当年的右派多数已离开人世，活着的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整死一个右派好似踩死一只蚂蚁

前几天，我又重翻了文聿的《中国“左”祸》“反右斗争和‘阳谋’”一章。他一开篇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对那段历史）不忍卒读，又不能不读。不堪回首，又必须回首。1957年5月上旬，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各地的动态时提到，有人说，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毛泽东立即纠正：“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就已定下了“阳谋”，决心“引蛇出洞”。8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劳动教养”的决定。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这个决定表示拥护。这意味着右派分子的“出路”已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了。

文聿把右派分子的“劳教”生活写得很悲惨。不过，无论是劳教人员或是劳改犯人，总还能享受点“人”的待遇。我们县划的296个（县党史上的数字）右派分子，凡与地、富、反、坏沾上边的，都被开除公职，有的判劳改，有的送劳教，有的交农业社监督改造。剩下的“情节较轻、有悔改表现”的100多个右派分子，每月发24元生活费，由警察押送到林场监督劳动。林场是新建的，地处高寒山区。场长、会计和技术员从林业局派去的。每个工队有下放干部、开荒队员，他们是改造者，右派分子是被改造者。那些下放干部，有的是积极分子，是下去镀金准备提拔的，有的本身就不干净，他们对右派特别“左”。开荒队员，原是城里的无业人员，其中不乏小偷流氓，他们都是被赶到林场去的，并非志愿去自食其力的。那些人素来以整人为乐，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整右派，而且还会得到支持，何乐而不为呢？右派每天的劳动任务是挖8000——10000个树窝，其规格是长、宽、深各一米。晚上还得推磨或上山砍柴。按人头供应的副食品，下放干部和开荒队员才有资格享受。右派每天只能吃几两包谷面和一份清水白菜汤。个个都饿得肿脸泡腮的，场医的诊断却是：右派懒，长胖了；开出的“药方”是：多劳动。对所谓反改造的右派当然不会宽容。他们可以把右派拉到雪地上罚跪，积极分子们或用雪团砸右派的头，或给右派头上泼冷水！右派们生不如死！有的偷跑到离林场不远的劳改磺厂去要求当劳改犯人，但磺厂又不收留。有的只得远逃新疆劳改农场。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时，劳改的活着回来了，劳教的活着回来了，远逃新疆劳改农场的活着回来了，被开除交农村监督改造的，除一个老地下党员饿死外，其他的也活着回来了，林场里却留下了38具右派分子的白骨！改革开放后，有个社员上山挖药材，发现一具骷髅。从他口中那颗金牙判定，那是当年黑夜上山砍柴失踪的洪右派的遗骨。洪是进军西南的老干部，他躲过了国民党的枪林弹雨，在和平时期却把老命丢在深山野岭，还获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现任某中学的一位副校长说，他父亲和叔叔都是右派，父亲被开除交农业社监督改造，有幸把命保住了，身强体壮的叔叔把命丢在林场了！他们一家走访了好多个当年在林场改造的右派，也没寻找到叔叔的尸骨！他哪里知道，那时整死一个右派，好似踩死一只蚂蚁！如果不是难友挖坑掩埋，只能等饿狼饱食一顿！

最近，《天津老年时报》介绍了语文专家张中行在历次运动中为什麽没有受到激烈冲击，其原因是得力于他坚守的一句格言：慎言语。张先生直到70岁以后才写文章。他至今还在告诫青年：写文章不能说假话，但也不可能把心里的话都写出来，人还得学会保护自己。但我认为，张先生只能算是一个幸运者。在反右运动中，莫名奇妙地当上右派的不乏其人。据《中国“左”祸》介绍，1958年1月，云南省昭通专署刚满16岁的机要员李曰垓被告知到山区农场劳动锻炼。当他背着行李在冰雪中走了五天，来到农场办公室，一位干部却宣布说：“按照地委整风办公室的通知，你已经是劳教人员了。”李睁大了眼睛，问：“我犯了什麽错误？什麽罪名？什麽帽子？依据在哪里？通知书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我们都不知道，你也不用问这些，已经给你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写的申诉材料达百多万字。他因“抗拒改造”三次被判刑。1975年被捕的“罪名”竟然是：他申请和“阶级敌人家庭”的姑娘结婚是“反动行为”。后又被诬组织反革命“大同党”，一关又是三年半！我们县有个姓鲍的小学教师，反右时他在搞扫盲。1958年他被通知到林场劳动。鲍老师享受了四年多的右派待遇，1962年接到被精简回家的通知。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时，他却不能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得到“改正”恢复工作的通知。因为右派分子的名册中没有他的大名。鲍老师并非特例，马占宇就写了一篇《“右派黑户”生存现状》。吉林白城保民农场当年收押了800多右派。如今有十多个丧失“右派户口”的人，还挣扎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独自品尝着凄凉的人生。这些人的档案被原单位注销，失去了包括右派在内的所有身份证明，成了“盲流”，后来无法获得“右派待遇”。这个又老又病的男人世界，多数人已神情呆滞，表情冷漠，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靠民政救济生活。所不同的是，鲍老师还领了200多元退职费与家人团聚，而保民农场那十多个老人只能在那里等待死神！

（小标题为本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