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也能被扣帽子
天真的知识分子哪里知道，毛泽东要的是“歌德”，并不需要“但丁（盯）”。胡风遵从周恩来的意见给中央上书（引自刘炼的《何干之幸免被捕的背后》），结果被打成反革命；梁漱溟只不过在会议上建议不要忽略了农民的利益，不就招来了暴风雨般的批判吗？文聿的《中国“左”祸》中记了这样一件事：画家李滨声在公社监督劳动时画过驴和牛。没想到，这也成了污蔑人民公社的罪行：画驴是居心险恶；把公社的牛画瘦了，是心怀鬼胎。我县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曾将学生带到城郊去上写生课，有几个学生的画板上出现了茅草房。这个美术教师也得了一顶右派帽子。其罪状是：城里有洋房不画（那时，城里也有不少茅草房），偏要学生去画茅草屋，为社会主义抹黑。
这场运动，使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转眼间成为彪悍的职业“屠夫”，也使一些知识分子原本看得与书本一样珍惜的脸皮变得无足轻重了。我就见到过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害怕别人揭发他在办公室闲谈时流露的“右派言论”，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将自己当众说过的话奉送给一个年轻人——那场运动，既不准“狡辩”，也不用调查核实——他把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推下了地狱，自己踩在别人的头上入党升官了，几十年来毫无愧疚之感。吴晗当年用他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准了方向，在运动中横枪跃马是多麽潇洒自如！没想到几年后却被在1957年知识分子的血泪里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姚文元刺下马来！
冤死仍得感谢谋害者
1957年那场像猫捉弄老鼠一样捉弄知识分子的运动，它不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告别了安宁与创造、理想与事业、良知与良心，也使刚刚能吃上一口饱饭的中国告别了稳定和发展。反右运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结束，而是随年轮的转动而延续。如果说，1957年是右派分子的断头台（我们县以下的反右运动在1958年春才进入高潮，随后的“拔白旗”“交心”运动中又补划了一批“右派”，文聿的《中国“左”祸》中提到的辽宁锦西高中校长董冷石是1959年才被认定的“漏网右派”），而1958年则在所有的知识分子头上吊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到了既触及肉体又触及灵魂的文革时期，不但右派分子是瓮中之鳖，一些没戴右派黑帽的老知识分子的脖子上也触到了“革命”的利刃，想生不让你好生，而死又不让你好死！中了“阳谋”挨了整，还得感谢党的“挽救”之恩，还得歌颂毛主席的英明！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被处极刑时为什麽还喊“斯大林万岁”？为什麽我国一些知识分子在厄运来临前留下的遗书中还不忘写下“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之类的话？死而复生的肖乾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还得为自己的家人和后代留点活路啊！写到这里，很自然地联想起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情节：皇帝宣布对某大臣“赐死”，该大臣不但不骂皇帝，反而连呼“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们害怕诛灭九族啊！
1957年后，“知识分子”这一意味着“思想”与“科学”群体，有了新的“美称”：“吃屎分子”“牛鬼蛇神”。在某些“左派”先生看来，知识，好似资产阶级的遗传因子，谁持有了知识，谁就必然持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谁就一定或多或少地沾染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知识，犹如放飞淋病、杨梅等性病的劣等妓院，犹如大量繁殖蟑螂的夏夜阴暗潮热的角落；知识，简直就是一种病毒，在吴淞口投上那麽一滴，便能叫太平洋的鱼类死光：它是罪恶的代名词。不但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连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反右，也是一场让民主失色的运动。1957年注释了这样一个命题，1966年更证实了同一个命题：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假若突然讲起“民主”来，这多半只意味着接踵而至的，将是一场对民主的灾难。连刘少奇举着宪法也保不了他这个国家主席，还侈谈什麽民主？在中国这条滔滔的大河中，你尽管随波逐浪就是，脑袋不过是船上尽可以丢进大河里的破盆烂瓢而已。无需赘言，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只能受到历史的报应和人类文明的嘲讽。
不准将“右派改正”
魔鬼般的1957年，如同尘网包裹了蜘蛛一样，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右派分子严严实实地包裹在罪孽之中。到了1978年，中央五部门开会讨论给右派分子摘帽的问题。“摘帽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主张，全部摘帽，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予以改正。有人提出，一风吹地给右派摘帽，他们头上依然扣着一顶无形却结实的帽子——“摘帽右派”，建议给予甄别平反，凡是划错了的，都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据传，在高层讨论时，有一位权威人士说：毛泽东曾说过，右派的问题不能平反。邓小平的发言一锤定音：我们不给右派平反，只给错划了的右派改正。后来在中共中央文件上特别强调：“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曾经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对反右问题定了铁案：“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有关当局那时还规定：不准将“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
大鸣大放的罪责推给右派
只要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还记得，“大鸣大放”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各级党委和党报都极力鼓动，党委还动员积极分子带头鸣放。朱地在《1957年：大转弯之谜》一书中有详细地记载。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话，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他一再强调，“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好，暂时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号召整风，而集中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指出，在开展批评时，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5月10日，李维汉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再次申明，在这次的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这一年，《人民日报》也发过好几篇有关“大鸣大放”的社论：4月10日的题目是《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19日的题目是《继续争鸣，结合整风》。6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文件要求今后的整风要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加紧进行。但，刚过两天，6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麽？》反右的号角吹响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又为雨！事过二十多年后，竟然说“大鸣大放”是右派“乘机鼓吹”的。你们想过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还没死光啊！
（小标题为本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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