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敲门与神的呼唤(图)
这是命运的敲门声，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旋律。
《命运》交响曲（贝多芬第五）自1808年在维也纳首场演出后，两百多年来响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令世代众生沉醉倾倒，是西方古典音乐中最为著名的乐章之一。
《命运》这曲子好是好，可常听人说：如果把《命运》和《欢乐颂》（贝多芬第九）摆在一块儿听，那《命运》就给比下去了。大凡是听过这两首曲子的人，即使没将它们摆在一块儿听过，也大都会认为此言非虚。
当然比不了啊！《命运》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生，而《欢乐颂》的灵感则来自于天国的欢乐女神。虽是出自同一大师之手，但题材的差异究竟让两曲之间分出了高下。
人性的体悟与神性的升华，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受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影响，西方的文化艺术界几年来每况愈下，步履艰难。而以中华神传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歌舞演出“神韵”却以每年超出300场的超强人气轰动西方主流社会，究其原因，也是因为该演出以浪漫的手法突出了神在中华文化中的尊贵地位。
中华文化的艺术舞台在经历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漫漫长夜之后，终于以回归传统为旗帜走回世界舞台。神韵的成功不但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找到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支点，同时也为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文化的多元融合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出发点。
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在冲破了中世纪腐败的教廷对人文思想的禁锢之后，进入了一个由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和贝多芬等群星点缀的古典主义时期。这些文哲大师们以及到后世的如爱因斯坦等科学界的泰山北斗们， 他们的璀璨人生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点：上帝与自然同在。康德有句名言： 如果在宇宙的结构中显露出秩序和美，那就是上帝。用西方的观念讲：他们是泛神论者。在他们的心目之中，上帝的存在无疑超越了一切人为的宗教信仰。他们心目中的神，比较类似于中华文化之中的道，即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到的：“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为道。”
在中华文化中，“上帝”一词最早可追溯到《诗经》中的词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孔老夫子整理《诗经》时，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其中《风》为民俗；《雅》涉政制；《颂》则超越王道而仰望神明。我们中国人口中时常谈起的天道，其实就是儒家的“天”和道家的“道”的合称。天道二字本身就代表着从儒向道的升华关系。神韵中从“岳母刺字” 、“木兰从军”到“济公” 、“观音”以及“后羿射日” 、“ 劈山救母”的传奇，无一不体现着中华文化之中的这种人道与天道的价值对应与文化合一。
反观西方的泛神论者们，席勒在他的欢乐颂歌词中写道：“亿万生民，下跪吧！ 世人啊，你可感到造物主的存在？ 到繁星密布的穹苍去寻找， 他就住在那重天九霄。”毫无疑问，席勒的这些歌词给贝多芬带来了巨大的灵感，成为他创造第九交响曲原动力。而贝多芬笔下的另一首名曲《D大调庄严弥撒》第三章的主题直接就是： 上帝是牢不可破的堡垒。
纵观东西方文化与艺术史，我们不难找到无数牢牢地立足于信仰基石之上的大师巨匠。而神韵所把握的，正是中华文化的这一根本：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根本上就是上苍赐予我们炎黄祖先的一块千古不二的美玉。
无怪有人说：人内心最深沉的渴望是对神的渴望。这种对神的渴望不但让古往今来东西方的无数先贤名垂青史，更给后世子孙留下了这些名士先贤们创造的诸多艺术与科学的宝藏。而神韵则无疑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把握和表现中华神传文化的这台大戏。难怪许多当今世界的文化名流在观看了神韵之后都大呼有醍醐灌顶，返璞归真的感觉。直言当今盛行于世的许多流行文化远远无法与神韵相提并论。
当然不能比，命运的敲门怎能与神的召唤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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