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央党校校长：64天安门屠杀历史教训(图)

一个让人忘不掉的画面

六四屠杀示意图　北京大屠杀（六月三日二十二时至六月五日零时）

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历史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

--余英时

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悲剧--天安门屠杀。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

“这一事件的核心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国家的军队，在天安门一带以坦克车和机关枪，屠杀赤手空拳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人当时在电视上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这一残酷事实的本身已清清楚楚地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更不发生任何解释的问题。所以天安门屠杀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它的意义当下即已确实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Crimeagainsthumanity）。

我并不是用西方现代的人权语言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公认的道理，孟子早就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让我举一个具体的史例说明我的论点。明朝万历29年（1601）苏州市民因为太监以重税榨逼商贩激起一场数千人的集体抗议行动，并且打死了太监的一个手下。当时地方当局有人主张用军队镇压。独太守朱燮元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致招全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四百年前的苏州太守朱燮元，已认清军队的功能是防御外敌入侵，决不能用来残毒老百姓，这岂不足够说明：天安门屠杀即使在专制王朝下的中国，也是一种决不可恕的罪行？”

然而，这样一个全世界人亲眼目睹的已完成的历史事实，这样一个无论用西方现代人权语言或中国文化传统都是“决不可恕的罪行”，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各色人物出于不同动机的“反思”，随着中国在开放式新共产奴役制度下的“崛起”，使得原来“清清楚楚以鲜血大书于活的历史上面”的“已完成的历史”，日益模糊暗淡下去。

对于十九年前发生的这场悲剧，中国官方的论调始终不变，那就是邓小平在屠杀之后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定的调：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事实。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

我相信只要共产党的一党天下在中国存在一天，这个调子就不会变。有人说已经变了，不是改称“六四”“风波”了吗？我引邓小平这段话，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风波”是邓的原话，就是指“动乱”，指“后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的“这场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卷入这场悲剧，在其中扮演过一定角色的某些演员，事过境迁，借“反思”为名，对当年“已完成的事实”重加剪裁，塑造出另样的“历史”。

第一种，从根本上否定1989年民主运动的正义性，把那场运动塑造为“无理性”、“非民主”、“一次满帆而无锚的航行（甚至没有舵），在情绪的风暴里挟下盲目地疾驶，直到覆灭。”他们指责参与运动的民众“除了发泄情绪，很难看出有什么理性因素”；而学生“与其说是由于忧国忧民投入运动，莫如说更多地出于浪漫、游戏欲；天安门广场野游式的露营、月下歌舞、不劳而获的募捐和分配未来政权职位的说梦，学生领袖们则在相当程度上陷在拉山头、打派仗、抢锋头之中，彼此封锁资源、相互猜忌、各搞一套，如果不是最终的屠杀创造了另一种形象，天安门广场很可能落得个闹剧结局。”

第二种，把造成六四屠杀的历史责任，从屠杀者转嫁到“激进学生蓄意激怒政府杀人”而“自己逃生”的“秘密策略”。其“根据”是学生领袖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与美国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Cunningham）的录像讲话片段：

柴玲：“同学们一直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心里觉得很悲哀，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才能团结起来。”
金培力：“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金培力：“为什么呢？”
柴玲：“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即将离开北京转入地下。”

这个录像在六四屠杀后曾在美国ABC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中播出，但未引起注意。因为当时类似言论并不特别，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就在开学典礼上讲过“用鲜血和生命铺平通往民主的道路”，远不如他的“五一七宣言”提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那么引人注目。而在6年之后，1995年4月30日，《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Tyler从卡玛（CarmaHinton）高富贵（RichardGordon）的影片《天安门》中专门摘出此节，作为激进学生的“秘密策略”挑动政府杀人做出报导时，正好被一群“反思”者用作围剿所谓“民主激进主义”、“民主浪漫主义”的子弹。

第三种“反思”者，把1989年这场运动视为“中断中国改革进程”的“历史大倒退”，中国的农民、工人、学生都成了“改革的阻力”：“八亿农民三亿文盲，农业社会的政治特点主要表现为君权政治”；“工人在改革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失落，对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抱持着疑惧的态度”；“学生的行动方式最终成为改革被清算的根据”。其结论是民主制度不符合“中国特殊国情”，东亚与东欧发生的民主化进程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的特殊国情，既是与孕育社会现代化的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又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大国。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但是又是一个经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又是一个古老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在非共产主义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的经济现代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正在逐步推进的政治民主化，中国走不通；在并非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突破共产党一党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和在这个前提下可能实现的经济现代化，中国也走不通。”

第四种，无限拔高“八九民运的历史意义”，如严家其说：“‘六四’是20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20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亡西德。‘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75万东德人涌进西德。‘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导致了共产党政权主动放弃计划经济，并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敞开大门。在西欧与北欧，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一度减弱。20世纪的全部历史表明，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推行‘全社会公有化’并实施‘计划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由‘非共政权’推动‘非共化’，一是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形成了第二种模式的代表。”

最后一种，把天安门屠杀视为既老又病的邓小平被“大剂量”施以药物后出现“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导致的悲剧：

“邓小平作为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一个年届85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着的人，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指出：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其事实根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地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第一次，4月22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发出那个终身难以挽回的425讲话；第二次，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5月18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这五种“反思”，前三种从不同角度否定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第四种则相反，不但肯定而且把那种运动提升至“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前者认为民主运动导致的屠杀悲剧“中断”了中国改革进程，后者则认为悲剧“推动”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但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均倾向认同所谓“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的“中国模式”。至于最后一种，所“根据”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牌局》是一本虚拟的欺世之作，可以不论。

二、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

邓小平做出天安门屠杀的决策，绝非服用“大剂量”药物后出现的“非理性暴力思维倾向”所导致，亦非被激进学生“期待流血的秘密策略”所激怒，而是他长期观察“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深思熟虑的反自由化大战略。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

为什么？因为有邓小平在，“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即使从现在回头看，邓小平比前述五种“反思”者清醒，他“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邓小平说的“国际大气候”，就是1970年代中期从南欧（葡萄牙、西班牙）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步扩展到拉丁美洲、非洲，正在推向欧亚大陆的共产主义国家。邓小平说的“中国小气候”，就是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下的中国民主化浪潮，也就是他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让胡乔木替他起草了一篇发言稿，胡乔木在稿子中写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了“我们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等等。

邓小平把胡乔木的稿子拿给胡耀邦，说：“这个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写。”那时邓小平的思路，是拒绝胡乔木而倾向胡耀邦的。他废弃了胡乔木的稿子，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强调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批评了党内“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指出“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可以说，那时的邓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民主派的立场上，拒绝了反民主的专政派。那时邓小平还讲过更激进的民主派言论，如：
“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东西要大大发扬，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斯大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
“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举、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这是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情况时邓小平的发言。两天后邓小平到了美国，回来后发动了一场所谓“惩罚越南”的战争，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出现了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的独裁者”的大字报。在短短两个月中，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从倾向民主派，拒绝专政派转移到拒绝民主派、倾向专政派，于1979年3月30日发表了胡乔木为他起草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把他两个月前设想的“民主大文章”抛到了九霄云外。邓小平说：

“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这不是转回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被邓小平自己废弃的那篇胡乔木草稿的“思路”了吗？三个月前邓小平说“乔木的思路不行”，三个月后却成了邓小平自己的“思路”。那么，同一个邓小平，两种“思路”，三次讲话，究竟何者为真？何者是假？以何为准呢？

我看都是真的。这就是邓小平自己讲的“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邓小平的“注意力”在转变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的状况，所以“看法”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1979年3月，邓小平的“注意力”转向胡乔木们向他报告的社会上那般“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党内也有人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加以某种程度支持”的倾向，所以“看法”也就跟着转向胡乔木代表的专政派“思路”了。

自此以后六、七年，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专政派之间转过来、转过去，时而主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时而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标志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的最后决裂；也是邓小平“反自由化”大战略的最后确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上那场“大辩论”，专政派在邓小平支持下击败民主派。然后邓小平和专政派利用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逼迫胡耀邦提出辞呈。那次事件，可以看做1989年天安门悲剧的小型排练。当时学生运动虽因胡耀邦处置得当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党内民主派遭到“清算”。邓小平当时的讲话杀气腾腾，扬言“不怕流血”，“来一个抓一个”！

但事后专政派的夺权目标没有实现。因为邓小平确立的“反自由化”大战略是“两手硬”：一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坚持用专政手段对付自由民主人权运动）要硬；另一手坚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发展经济也要硬。邓小平认为专政派只有专政一手，没有开放一手，所以不能用专政派推荐的“左王”邓力群取代胡耀邦，而选择了赵紫阳。

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时，讲过一篇话：

“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

这篇话奠定了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1987年初至1988年上半年）。但专政派不愿看到他们打败胡耀邦的“胜利果实”落到赵紫阳手里。1988年春节，王震先到珠海，住进珠海宾馆的“元首套房”，号称“养病”，邀集薄一波等大老商讨“倒赵”大计。这年5月，邓小平提出物价改革，讲得很凶，他说：

“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这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赵紫阳在邓小平的“闯关”令下，组织经济学家设计出几套物价改革方案。人们没有料到，当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1988年8月15至17日）在北戴河讨论这些方案的消息传出，在全国范围激起民众抢购物资、用品、挤兑银行存款的风潮，致使物价改革一关未闯，就不战而退，给了专政派对赵紫阳发动攻击的机会。这就是说，即使没有胡耀邦去世和学生民主运动，专政派同赵紫阳的权力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专政派明知物价改革是邓小平的创议，所以他们攻击赵紫阳的重心，很快从经济问题转移到挑拨赵紫阳同邓小平的关系这个“要害”。

专政派攻击赵紫阳的第一个“要害”是电视片《河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88年9月访华时，赵紫阳送他一部拷片，说“值得一看”。王震、邓力群、李先念等借此大作文章。邓力群说：

“赵紫阳支持《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赵紫阳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非常欣赏‘新纪元’这个说法。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由林默涵等人帮助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先念说：哟，过去还不知道这个看法。”

1989年“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邓力群即以此主题帮王震弄了个书面发言：

“《河殇》的要害，是所谓‘新纪元’。《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1987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这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这是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赵紫阳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

邓力群在王震书面发言中描绘的赵紫阳，其实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他依附专政派老人，利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耍弄政治权术，结集“反自由化”势力打击、陷害自由民主力量；目的是推翻改革派领导人，实现其夺取权力的野心和阴谋。

邓小平对此早有察觉，早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和邓力群之间有一次有趣的对话，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

邓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草案）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条意见。----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把他和胡乔木的意见送给陈云等人)。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你们两位之间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陈云的主张，我宣传过；你的主张，我宣传过。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的主张多得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这表明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是支持胡耀邦而反对邓力群的“左”。等到全会上发生了那场邓小平意料之外的大辩论，看到除了陆定一、万里之外，杨尚昆、余秋里、王震、薄一波、陈云、李先念、宋任穷、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反自由化”一边，邓小平也就从反邓力群的“左”，转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与专政派陈云、李先念、邓力群、胡乔木们不同。邓小平反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反，不能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他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而专政派在胡耀邦下台后，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邓力群主张：“自由化思潮泛滥，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指赵紫阳。邓力群称赵紫阳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说：“有一次李先念问陈云，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由此可见，专政派要推翻赵紫阳，让坚持毛泽东全面专政理论的邓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针；有没有胡耀邦去世和学生民主运动，都无可避免。1987年1月他们推翻胡耀邦，本来就是要邓力群上台，结果却让邓小平把“胜利果实”给了赵紫阳。所以自1988年夏季开始，专政派就抓住物价改革、《河殇》电视片和新权威主义三个题目作文章批赵。

专政派发现赵紫阳在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主张与邓小平相通，光批“自由化”批不倒赵，因此按照邓力群的主意，把批赵重心转向《河殇》的“新纪元”和“新权威主义”，提升到赵紫阳同邓小平竞争“谁是新权威”，在党内形成分庭抗礼的“两个司令部”。

这时赵紫阳手下的部分幕僚，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国内外鼓吹“新权威主义”。有人在纪念百日维新失败90周年座谈会上以“光绪”与“慈禧”暗喻赵紫阳与邓小平，主张中国现代化需要“干纲独断”的政治强人。还有人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称“中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把党政军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个领袖--赵紫阳的手中”。香港也出现了“假如赵紫阳是独裁者”的文章。这些动作被专政派利用为倒赵的炮弹，“光绪”要结束“慈禧干政”的流言广为传播。

国际上，1988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气势澎湃、涌向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年。6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订双方拆除和销毁中程核导弹的《中导条约》，并就尊重人权、全面控制军备等议题展开谈判，为结束东西方冷战揭开序幕。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宣布“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毁中央集权的政府僵化体制及其命令压迫机制这一官僚巨石”，“苏联的变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他宣布“释放全部政治犯”并许诺将为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1989年1月6日，数十万在1930-1950年代的二十年间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得到平反。1989年2月14日，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3月26日，苏联举行1918年以来第一次包括非共产党政党的全国性选举，许多共产党人被击败。被俄共中央政治局开除的激进派领导人叶尔钦在莫斯科选区赢得压倒性的89%选票，一些苏联共和国开始要求独立，在斯大林故乡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乔治亚脱离苏联。

东欧局势比苏联更加激荡。1988年，戈尔巴乔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1989年1月，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允许反对党成立，共产党40年的垄断地位被打破。3月28日，共产党以外的候选人第一次被允许参选议员，匈牙利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击败共产党候选人取得胜利。他们的政纲是“民主、融入欧洲、反对共产主义、保持匈牙利价值”。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奥地利的长达218英里的安全围墙。在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共产党政府与团结工会领袖华勒沙于1989年4月5日签订了一项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协议。

由此可见，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不可阻挡汹涌而上，冲过欧洲共产党国家，即将来到中国天安门广场了。邓小平对此已有预感。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时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尔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是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些方面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

所以认为“六四悲剧破坏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道”，“八九民运折断了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改革进程”；或者认为“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形成了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的代表”，等等说法，都是对历史的扭曲。

中国天安门屠杀的发生，是由于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即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这场风波迟早要来”。邓小平“对付”这场风波“一不能乱、二不能退、不让步、不迁就、不怕流血，不怕外国人议论”的大战略，是早就确定了的。胡耀邦去世（1989年4月15日），只是使这场风波来得早了一点。邓小平的大动作慢了一点，只是为躲过同戈尔巴乔夫会面。至于戈尔巴乔夫一走，邓小平立即出手、宣布戒严后军队一度被阻到不了天安门，邓小平只能把罪责推给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

这一切对邓小平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四个坚持”。他既不允许中国出现“非共政权推动非共化”，也不允许“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共产党一党垄断政权这个“基本原则上”，邓小平和他的共产党是一步也不能退的。因此，对邓小平来说，这场悲剧和他的决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三、全球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

六四屠杀的结局，是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失败，是北京市民支持学生运动的失败，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失败。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六四屠杀是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邓小平的坦克、机枪阻挡在天安门下。

我曾在《邓小平帝国》一书中，把六四屠杀比喻为邓小平的“新淮海战役”：
“邓小平对赵紫阳与学生都忍无可忍，他彷佛堕入四十年前‘淮海战役’的旧梦，决心再尝试一次调动几十万大军围歼‘动乱’的‘新淮海战役’。他两年多前早想一试，1986年末学生运动时，他就提出实行军管，称赞雅罗泽尔斯基对付波兰团结工会实行军管的办法好。这一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错过了。
于是一声令下，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天安门广场。别看广场上几万学生，手无寸铁，疲惫不堪，哪里抵得上四十年前淮海战场上武器精锐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然而这支手无寸铁的、疲惫的力量，却代表了‘世界大气候’与‘中国小气候’，代表了世界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主流。”

对邓小平来说，六四屠杀是他的“反自由化”题中应有之义，是他抵挡“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抵挡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战略部署，岂能是老人家服药后的冲动？也绝非一个女学生的“秘密策略”足以挑起或赵紫阳们的好心劝说所阻止得了的。邓小平要对付的大敌，是这股自由化民主化的世界历史主流。

至于李鹏、陈希同们的挑拨，学生们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不撤，知识精英们自以为能帮助赵紫阳的愚蠢策略，可能对邓小平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邓小平要打这场“新淮海战役”，是决心早定，完全出自主动而非被迫的。

当时要阻止这一场悲剧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赵紫阳运用他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与体制外自由民主力量联合，坚定地站在学生与民众一边，亲临前线阻挡军队，如同叶尔钦两年后在苏联八月政变时做的那样。我在《邓小平帝国》一书中也写到了这一点：

“1989年的北京就民众显示的力量来看，绝不弱于1991年的莫斯科。北京民众在李鹏宣布戒严令后阻挡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达半个月之久。不同的是在长安街上勇敢爬上坦克车的是一名普通青年王伟林，而不是‘中国的叶尔钦’。我们不妨设想，假如赵紫阳爬上一辆坦克演说，表明他反对戒严，呼吁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返回军营，由他采取宪法步骤在民主与法制基础上和平解决，那么历史的结局可能完全不同。赵紫阳那时还掌握着三个方面的主动权。第一，他掌握着传播媒介的主动权。主管宣传舆的是赵的盟友胡启立与芮杏文，当时新闻界从上到下坚定地站在民主力量一边。而且电视、广播在中国的覆盖面很大。赵紫阳只要掌握这个主动权号令全国，取得民众支持，邓小平即使掌握军队也无可奈何，因为军人也有头脑，会接受民众和舆论的影响。第二，他掌握着影响国家合法权力机构的主动权。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党内合法的第一把手，有权指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党员领导人。人大委员长万里、常务副委员长习仲勋都是民主改革派。万里当时在国外明确表示支持民主，随时准备回国。赵紫阳假如掌握这个主动权请万里、习仲勋召开紧急人大讨论国内局势，与街头民主运动内外配合，完全可以挫败李鹏政府内的强硬派。第三，他掌握着对话的主动权。假如赵紫阳亲自出来同学生对话，达成妥协，并通过传播媒介进行宣传，平息民怨民怒，把社会稳定下来，仅凭这一点也可以剥夺强硬派行使暴力的借口。然而赵紫阳什么也没有做。犹豫再三之后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说几句‘我老了，无所谓了’之类的空话，却把赤手空拳的学生与民众留在强硬派枪口之下。”

为什么邓小平要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来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民众？

邓小平动用军队的确切数字，官方从未公布。官方只报导过邓小平1989年6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一百余人。另外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军路线》等著作披露的信息，执行进军任务的，至少有北京、沈阳、济南三个军区的27、38、39、63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包括15、20、24、26、27、28、38、39、40、54、63、65、67共十三个军，大约15至25万军队。

邓小平调动这么多军队，不是仅仅对付学生和民众。他认为世界和中国的“大小气候”，已经深刻影响到他的党国和党军内部。他要以党制党，以军制军，防止赵紫阳这个“新权威”另立“司令部”，分裂党和军队同他对抗。

事实上赵紫阳并没有同邓小平对抗的另一个“司令部”，他祇是保留个人意见，反对邓小平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然而那些打着赵紫阳旗号在学生中活动的知识精英，的确做了不少祸害学生也祸害赵紫阳的蠢事，像那篇莫名其妙的〈五?一七声明〉：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问题在于赵紫阳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宣布”，根本没有把邓小平“推出去”的意图。这个《五?一七声明》却给专政派提供了向邓小平证明赵紫阳“操纵、利用学潮”推翻他的证据，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

“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十三大以来，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尔巴乔夫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为什么昨天讲了这个事呢？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良好。在此之前，陈希同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负责人做过解释，说明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帮助。我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由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会伤害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赵紫阳确乎没有想伤害邓小平，但严家其们的《五?一七声明》，却愚蠢地把赵紫阳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当做了“打倒邓小平个人独裁”的动员令。

然而当独裁者的军队和坦克滚滚开向天安门时，他们却丢下赵紫阳和学生出国流亡，在国外宣布他们的“胜利”：“正是‘六四事件’影响了全球。‘六四’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变。”

错了。“六四”不是历史进步的转折点，“六四”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挫折。中国“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是：

第一，学生与民众低估了“专政派”镇压自由民主运动的决心与能力。北京民众阻挡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时，裹在头上的布条写着：“你有十一亿军队吗？”有人甚至在子弹打进胸膛、流血倒下前，还以为自己中的是“橡皮子弹”。

虽然邓小平不断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但要讲，而且要用。”人们还是不相信邓小平敢于命令“人民子弟兵”如此残酷地屠杀人民。但对于“专政派”来说，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党国专制政权的生命必须继续以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来保卫。正如陈云所说：
“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所谓民主选举的非法组织，承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承认和平演变，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把我们几十年战争、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

邓小平的“六四”屠杀，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胡锦涛西藏“平暴”，共产党这个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屠杀人民的决心和能力绝不可低估。

第二，学生与民众高估了共产党内部改革派的力量和勇气。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欲退又留，一个重要因素是等待改革派出来“在民主与法制基础上”解决问题，比如等待6月20日人大会议召开。事实上共产党内改革派在面对专政派强大压力时，并无勇气同对手决一胜负。

在当时特定形势下（世界民主化浪潮大气候和中国民主运动小气候）赵紫阳如果有勇气面对专政派放手一搏，并非没有扭转局势的可能。据陈一谘评估：

“在这次八九民运中，党政部门司局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在正、副部长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和支持民运的。最明显的是在5月15日到18日这几天，各界名人都出来表示态度，希望政府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不希望政府用强硬办法。首先提出不赞成动用军队的，是人大常委会三个军队副委员长。离休的八百多名将军都明确表示反对动用军队镇压。”

如前文提到，假如赵紫阳像两年后的叶尔钦那样爬上一辆坦克演说，让军队返回军营，局势可能改观，这是上策。但赵紫阳错失这一转瞬即逝的成功机会。

赵紫阳的第二种选择是同专政派妥协。即邓小平和元老们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戒严决定后，赵紫阳不再坚持反对戒严的正确主张，服从邓小平，由赵自己执行戒严决定，并亲自与学生对话让学生看清形势，劝导学生离开广场。这样做专政派自然不会善罢罢休，赵紫阳和广场学生仍难免被“秋后算帐”，但“六四”屠城悲剧或可避免。

这是中策，也是1986年底1987年初胡耀邦的选择，他在邓小平和专政派压力下作了违心检讨，自己出来和平结束学生运动后提出辞呈下台。事后他承认自己软弱，一是为保护学生，二是避免牵连家属受害。

结果赵紫阳选择了下策，保留个人意见，退下历史舞台。

第三，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未能成为民主运动与体制内改革派之间的“桥梁”，反而替专政派制造出一举击败民主运动与改革派的武器。

例如北京社会研究所知识精英的“三线计划”。他们把学生运动推到“一线”；由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二线”，“指导和制约学生”；“三线”由该所所长主持，“利用一线、二线造成压力，专司与政府谈判。”

他们自居学生运动（体制外）与政府（体制内）之间的“桥梁”，其实是一座根本不通的断桥。

还有那份〈五?一七声明〉，自作聪明宣布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是决心对邓小平摊牌，根本是子虚乌有，却给专政派提供了一颗“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重磅炸弹。

第四，自由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在自由与共产党奴役制度的历史性角斗中，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六四”屠杀通过美国CNN电视实况报导，震惊了世界。美国政治领袖当时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向公众表示谴责屠夫、制裁暴政；一面暗通款曲，向屠夫示好，寻求与其“合作”，助其“稳定”，以维持自由大国与共产奴役制度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balanceofpower）。

1989年6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418票对0票通过《制裁中国修正案》，第二天（6月30日）布什总统就遣特使史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和伊戈尔伯格（LawrenceEagleburger）秘密访问北京，向邓小平示好。他们遭到邓小平一顿痛斥，无功而返。邓小平说：

“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绝不会让步。”

邓小平敢于如此蛮横对待老布什的特使，因为他看透了美国软弱可欺。早在密使派出一周之前（6月23日），邓小平收到老布什密信。信中说：

“对于阁下对贵国人民的贡献及引导贵国进步，本人极为敬重，有鉴于此，敝人提笔写这封信，请求阁下协助维系这层贵我双方都认为至为重要的关系。敝人已经竭尽所能，不干预中国内政，敝人尊重贵我两国社会、制度之歧异。敝人只是要向阁下保证，我们希望这个难题能获得解决，既能令阁下满意，又不违我们对基本原则的主张。朋友之间有歧见必须设法消弭。”

这封信让邓小平一眼看穿，美国政府的所谓制裁，不过是应付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姿态。因而采取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逼老布什全线退却。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地继续扩大搜捕和公开处决参加民主运动的中国青年。

两名密使在北京碰壁回来，布什在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真的很希望中国采取行动解决目前关系紧绷的问题，可惜未能如愿。”他再次借口通报七国高峰会写信给邓小平，说：“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词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等等。

邓小平回信继续指责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对中国进行制裁，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改变。”

布什见邓小平态度强硬，于10月、11月连续请尼克松和季辛吉访问北京充当说客。邓小平面对这两位中国的“老朋友”，嘴里还是说硬话，态度上开始缓和下来。他一面对尼克松说：“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煽动起来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美国之音太不象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制定国策，要吃亏的。”一面又说：“你是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尼克松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在美国《时代》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美关系的危机〉中说：
“东亚安全问题上，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而且有能力成为一个军事和政治超级大国。与此同时，苏联在这一地区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对于美国平衡亚洲力量，特别是平衡日本和苏联在远东的力量，就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维护同中国的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可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平衡其它的力量，以在太平洋地区取得有利于美国的大国均衡。”

这就是尼克松、基辛格主张的联中制日、联中制俄大战略。老布什看来接受了他的主张。邓小平在11月6日接到老布什来信，信中表示：“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美中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有着相似的利益。”来信建议，在老布什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美国将帕特使访华，向邓小平通报会晤情况，探讨如何使美中关系正常化。

12月9日，老布什的特使史考克罗夫一行再度访问北京。这一回是公开的。美国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一揽子方案”，包括：“美国取消制裁”，“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邓小平的报答是：“同意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

老布什如此急切地帮邓小平从“六四”屠杀的内外困境中走出，受到了美国舆论的强烈批评。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米契尔（GeorgeMitchell）在国会抨击这是“美国总统以最不恰当、最令人尴尬的方式向中共政府屈服，是对高压的共产中国政权表里不一的磕头外交。”

《华盛顿邮报》批评老布什的决定是“对一个实行镇压和沾满鲜血的政府做出的安抚性让步。”

谁说“六四”屠杀没有胜利者？

胜利者是邓小平。邓小平通过清洗赵紫阳达成了他同专政派的联盟，打退了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阻挡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开始了他的开放式新共产奴役制度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四、奴役制度挑战自由的历史没有终结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和坦克、机枪阻挡在中国天安门下，但并没有从全球退却。它绕过血腥的天安门广场，半年后抵达柏林墙下。东德共产党没有效法邓小平下令镇压，让欢呼的民众推倒了这座分隔共产奴役制度与自由世界的监狱之墙。罗马尼亚独裁者西奥塞古下了镇压令，军队拒不执行，反而逮捕和枪决了这位共产暴君。整个东欧共产国家的人民获得了自由。

最后效法邓小平的是发动苏联1991年8月政变的亚纳耶夫。他把在黑海休假的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宣布自己代行总统职务，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全部权力，调动苏联红军镇压莫斯科俄罗斯大厦前的示威民众。这出政变闹剧一度获得中国共产党专政派王震等人的喝采，以为莫斯科成了“天安门第二”。

然而当俄罗斯总统叶尔钦爬上一辆坦克演说，与民众一道阻挡军队时，塔曼装甲师的战车调转炮口保卫叶尔钦，堵住政变阴谋者的路。存在74年的苏联共产帝国随之瓦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欧初兴之时，世界上只有40个民主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富裕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二十年后，全球超过半数的国家和人口进入民主国家行列。有人从而认为人类已走向“历史的终点”，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言：“我们可能正走向人类意识型态演变的终点，并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型态。”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产奴役制度挑战自由民主浪潮的历史没有终结。天安门屠杀后中国开放式共产奴役制度的迅速崛起，正在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却。人们迄今尚未认识到这种新奴役制度的扩张对人类自由的巨大威胁。

因为它是寄生在全球资本主义肌体之上的新共产奴役制度；它向全球自由国家和全球资本市场开放；它引进全球的资本、资源、信息、人才、技术，与全球跨国资本共同榨取本国劳工，分享高额利润，深受全球大企业的欢迎。

美国前国务卿佐立克（RobertZoellick）在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WhitherChina:FromMembershipToResponsibility）的演说中，把中国这种新共产奴役制度的崛起，定义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responsiblestakeholder），其根据是中国在他指出的下列各个方面，“与前苏联截然不同”：
--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中国虽然有时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决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所有这些，正是共产中国鉴于苏联共产制度崩溃的教训而采取的新战略，但没有改变其共产奴役制度的本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把毛泽东的封闭式共产奴役制度改造为开放式共产奴役制度；改变的是这个奴役制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自力更生”的锁国战略变为“改革开放”的全球战略。而共产奴役制度支配下不自由的巨大人力资源，一旦同全球自由资本与现代先进技术相结合，其增长的经济、科技实力足以使中国迅速在军事上霸权崛起。

西方自由国家对中国新奴役制度的霸权崛起有一种误判，就是佐立克演说的结论中所说：“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崛起的中国合作。”在佐立克看来，美国给今日中国开放的共产奴役制度输血，扶植它在经济、军事上崛起；等它更加强大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自动放弃权力垄断，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平演变”为“明日的民主中国”。
这是天真的幻想。有人不是报导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重复出现41次“民主”吗？不错，他讲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也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反对党、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权力制衡、一切权力归“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天安门屠杀正是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物。胡锦涛在他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军权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上早就说过：

“国内媒体打着政治改革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苏联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多元化，造成党和人民思想混乱中解体的。”

中国新奴役制度军事扩张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台湾。它一天吞并不了台湾，就一天没有安全感。有人觉得奇怪：中国为什么那么害怕台湾入联公投？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它的一票就能否定台湾入联，怕什么？

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奴役制度中国，怕的不是台湾入联，它自己就有22年没有入联。它怕的是台湾公投，怕的是台湾人民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是对中国被奴役人民的示范，是对中国共产奴役制度的最大威胁。它将使中国共产奴役制度永远征服不了台湾人民，也将使中国人民效法台湾人民从被奴役走向自由的榜样。

我们今天纪念2?28：6?4就是中国的2?28，2?28就是台湾的6?4，都是奴役制度为巩固恐怖统治杀戮中国人民和台湾精英。只要奴役制度挑战自由的历史没有终结，6?4和2?28的悲剧随时可以重演。哪一天共产奴役制度开始用“一个中国”绞索套住台湾、遭到自由的台湾人民反抗之时，就是2?28、6?4悲剧重演之日。

我们接受2?28和6?4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自由人民不能对奴役制度妥协、退让，放弃自由、民主、独立的坚持。

台湾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新生的自由之国。她今天面对共产中国的军事和统战双重威胁。共产中国的军事力量征服不了台湾人民。最危险的，是台湾内部被中国共产党统战的“一中”势力与中国国民党旧党国传统势力连手在台湾“变天”，自愿套进共产奴役制度的“一中”绞索。

自由国家如果选择错误，可以倒退为不自由国家。1930年代的德国，选择希特勒，不但德国“变天”，变成纳粹帝国；当时全球33个自由国家中的22个变了天。

一个月后的2008总统大选，台湾就面对这样的选择。台湾如果“变天”，不但失去自由民主制度，连国家都会失去，台湾的天变成中国的天。

马英九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国骄子。凡走过的必留痕迹，他的经历大家知道。今天他的背后，不仅有旧党国体制留下的传统旧势力，还有胡锦涛中国这些年来经营的统战势力。马英九主张“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主张同中国共产奴役制度签订“和平协议”。马英九不久前访问日本时说：

“当选后先要把两年前连战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达成的共同愿景落实，变成政策、计划和协议”

什么是连战、胡锦涛“共同愿景”？就是共产中国绞刑架上准备绞杀民主台湾的那根绞索“一个中国”。你伸长脖子套了进去，唯一的前途就是一命呜呼。“30年至50年和平协议”，不过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中国特色”，过去叫做“绞监候”。

这一点毛泽东在1972年中美签订《上海公报》时就说得坦率：“一个中国”就是“一个吃掉一个”，蒋介石的“一个中国”要反攻大陆，吃掉“毛匪”；毛泽东的“一个中国”要解放台湾，吃掉“蒋帮”。那时毛泽东自知还没有力量吃得下，才说“等一百年让子孙后代去解决”。

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把台湾推进到自由、民主、独立国家的今天，难道还要让马英九把这个新生之国虚拟为“一个中国”送上们去，让胡锦涛那个实体的“一个中国”吃掉吗？

纪念2?28和6?4，就要记住历史的教训，拒绝奴役制度和向奴役制度妥协的旧势力，不让人民已经获得的自由、民主、独立得而复失。

2007年12月31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