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奴役制度——北京新战略

胡锦涛奉行的是邓小平制定的开放的共产奴役制度新战略。所谓“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不过是这种战略的两副假面具。这种战略已经骗得国际支持。要终结这种奴役制度，有赖世界自由力量大联合。

必须戳穿两副假面具

今年的中国两会（人大与政协）特别乏味，看不到什么“新闻”。原因是两会的主题与语言，照搬去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毫无新意。采访两会的记者本事再大，也做不出“新闻”来。既无新闻可评，不妨就会上高唱的旧调略作评析：那就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两副假面具。

我要先做一点自我批评。胡、温提出“科学发展观”之时，我也受了骗，误以为他们看到江泽民时代中国反科学、反自然、反人性的畸形发展，真的打算改邪归正，因而曾予肯定。今天大家都已看到：所谓科学发展观，只是用来掩盖当代中国更加严重的反科学、反自然、反人性的畸形发展；所谓和谐社会，只是用来掩盖当代中国业已形成的反自由、反文明、反人道的新奴役制度。全国多数人民对此已有深刻感受，社会上普遍流传着“住房改革，把你的口袋掏空；教育改革，把你的两老逼疯；医疗改革，让你提前送终”的讽评。良心尚未泯灭的学者、专家，也对掠夺、压榨多数人民为少数权贵、精英敛聚财富的“中国特色改革”进行“反思”。然而这些撕破假面的思考，却被指责为“以反思之名否定改革”的“仇富情结”（皇甫平）。胡锦涛在参加此次人大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发言，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胡锦涛要坚持什么方向

现在需要评析的是：胡锦涛要“坚持”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这个“方向”，就是开放的奴役制度。

从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胡、温戴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两副假面具，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社会制度转型，就是从封闭式的旧共产奴役制度转变为开放式的新奴役制度。

天安门屠杀后，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中国曾经有一段方向不定的过渡期，那时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退回封闭式旧奴役制度。江泽民开始选择的就是这一种。他同邓力群搞出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就是要把中国重新封闭起来，以避免外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自由国家。结果导致邓小平批评的“经济大滑坡”。表明退回封闭式旧共产奴役制度之路走不通。

第二种选择是走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全面改革之路，也就是胡耀邦代表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开放路线。这样做意味着六四屠杀要翻案，对胡耀邦、赵紫阳的错误处理要纠正，中国要走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路。这是邓小平最恐惧的，因为他絶不放弃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

于是邓小平选择了第三种：开放式共产奴役制度。这的确是“中国特色”的新创造，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

邓小平的政治遗嘱

什么是邓小平改革的“中国特色”？流行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改革先政治、后经济，所以失败了；邓小平先经济、后政治，所以成功了。或者说，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失败，邓小平渐进改革成功。

都不对。邓小平自己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中表述得最清楚。他的“两手硬”：

一手是向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另一手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化统治本国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国机器。

邓小平说“警惕右，防止左”，是把经济与政治截然分割的。“防止左”只指经济领域。他说：“认为和平演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就是左。”所以邓小平反对江泽民、邓力群的“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也限于经济领域。

“警惕右”，则指政治领域。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手段来巩固政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我们推荐别的人，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最重要的一段话，也是他最核心的观点，是他的理论概括，是他的“政治遗嘱”。这时邓小平已经八十八岁，经历了天安门屠杀和苏联、东欧共产帝国的瓦解，在这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企图解决“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问题，安排好“几代人”的后事，防止共产中国在他死后像苏联、东欧共产帝国那样“改变颜色”，以实现其“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终极梦想。

共产奴役制度的捍卫者

可见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错了。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判断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将成为“全球自由国家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更是错了。邓小平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奴役制度的坚定保卫者。他发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记取苏联、东欧共产帝国崩溃的历史教训，改弦易辙，向全球自由国家开放，利用自由国家的资金、资源、技术、管理方法，巩固和扩张中国共产奴役制度的新战略。

对于邓小平的新战略，陈云、邓力群这些斯大林学派不懂，以为邓小平姓“资”不姓“社”了。胡耀邦、赵紫阳这些党内改革派也不懂，以为邓小平经济领域开放，政治领域反开放、反自由化，导致权贵横行、贪渎腐败、社会不公、发展失衡，应从政治改革着手解决。但邓小平认为，经济上反开放顶多影响发展速度，政治上反自由化软弱是党国奴役制度存亡问题。所以他宁可在经济上让陈云十步，也絶不在政治上让胡耀邦、赵紫阳一步。最后邓小平选择江泽民接班，主要看中他的政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但也看出他经济上无能，因而南巡之后，指定朱镕基进中共十四大常委会主管经济。邓小平还指定比江泽民年轻十六岁的胡锦涛进中共十四大常委会，做江泽民之后的隔代接班人。

毛泽东为了保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变，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结果他的理论和接班人都没有保住。邓小平在改变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时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而邓小平不但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还替自己的接班人选定了隔代接班人，这不是双料的“封建主义做法”吗？

然而邓小平赢了。他的新战略和两代接班人都保住了。今天胡锦涛推行的，正是开放的奴役制度新战略。

从封闭到开放的共产帝国

从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共产帝国，出于对“和平演变”的恐惧，长期采取对全球自由国家的封闭战略。按照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卢布市场与美元市场是互相隔絶的。共产帝国在封闭状态下，利用高度集中的党国权力，极度压制全国人民的消费，把国家资源和人力集中投入特定的重点发展目标，确曾获得过短期的“辉煌成就”。如苏联先于美国“卫星上天”，中国在饿死三千万人的“大跃进”年代和“文化大革命”中也把核弹、飞弹、卫星送上了天。然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封闭的共产帝国在经济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都失败了。苏联、东欧共产帝国因此瓦解。

“中国特色”的新战略是打开国门，向全球自由国家开放，引进自由国家资本、技术、人才、经营管理方法，同中国共产奴役制度下取之不竭的廉价、不自由劳工和廉价“国有”土地相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生产廉价商品行销全球市场。中国借自由国家源源不断输入的新血，扩张党国奴役制度的经贸、军事、科技、外交实力。但对“西方”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人权观念，不但不予开放，还必须絶对封闭门窗，不准吹进一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气息。中国“借西风”而“崛起”的，必须是一个“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党国奴役制度强权。

以先进科技强化党国专政机制

天安门屠杀以来十七年（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共产中国的党国专政机器不但没有一点放松；而且变本加厉，迅速扩大与强化。现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武警部队对全国城乡进行严密监控，厉行所谓“把自由化动乱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

胡锦涛发明了箝制思想言论和社会舆论的最新、最有效方式，就是共产极权政府同跨国自由企业密切配合。美国的微软、雅虎、思科和古狗等公司都和中国政府合作。据美国之音报道，思科公司生产的互联网路由器强化了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检查和监控，雅虎把电子邮件用户的个人资料交给当局导致记者师涛被捕判刑，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美国国会为此举行了听证会。国会议员蓝托斯在听证会上指出：“这些公司对我们说，他们将改变中国；但事实却是，中国改变了这些美国公司。”但更多人为美国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箝制言论辩护。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Ｊｏｈｎ　Ｆｒｉｓｂｉｅ）说：“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前所未有，发展趋势是更加开放。美国公司无疑是中国开放的重要外部因素，他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做生意的方式等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中国人民。美国公司并没有被中国政府腐蚀，也没有成为中国政府的附庸。”

一点不错。中国奴役制度的开放的确前所未有，中国奴役制度的趋势确将更加开放；同时也必将更多地依靠开放得来的现代科技强化其箝制人民思想言论的专政制度；美国公司也的确利用开放把做生意的方式等美国价值观传进了中国，但却在最根本的对自由价值的摧残上被中国政府腐蚀，成为中国政府的附庸。这是无法彼此抵销的。

这不过是小小的例子。重要的是自由国家没有认识到，今日中国开放式的奴役制度，其开放的目的，不是为了“潜移默化”改变自己的奴役制度，而正是为了“潜移默化”改变自由国家的自由价值观。雅虎事件传达出来的危险性就在这里，所以蓝托斯的结论是正确的。

终极目标是“演变”自由国家

前苏联帝国向全球自由民主国家正面挑战，造成世界的两极化，在军备竞赛中形成恐怖平衡，最后因军事扩张过度拖垮经济而崩溃。中国奴役制度的新战略避免正面挑战自由民主国家，改以“多极化”分化自由国家的团结，通过“联俄制美”、“联欧制美”、“联韩制日”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之类，逐步逐个“演变”自由国家，实现其最后孤立自由国家领袖美国，向全球扩张其奴役制度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邓小平政治遗嘱中的“我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中国分化、演变自由国家的战略武器就是以民族主义消溶自由价值。中国运用这一武器相当成功地同宿敌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使俄罗斯原来的民主进程倒退。中国也运用这一武器同美国的近邻委内瑞拉等国结成“战略伙伴”制衡美国。自由国家如果再不警惕，将会发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将因中国开放式奴役制度的崛起而退潮，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扩展的势头将遭抑止，而中国式开放的奴役制度将“和平演变”那些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新兴自由民主国家。

新战略获国际支持

三月十六日，美国公布了布殊总统签署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一面重申“美国要在全世界扩展民主自由，终结专制政权”，一面却表示“欢迎”和“鼓励”中国开放式奴役制度的“崛起”。报告说：

“美国欢迎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和平而繁荣的国家，与美国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和保护彼此的利益。美国鼓励中国继续朝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跟随许多东亚国家的脚步，增加政治和经济自由，并对区域和国际安全做出贡献。”

报告虽然也指出“中国不能一边允许人民自由买卖或生产，但却禁止他们集会、言论和信仰的权利。唯有允许中国人民享受基本自由与普世权利，中国才算真正遵守自己国家的宪法和国际承诺，进而成为完全强国。”

任何人一眼可以看出这“但书”是软弱无力的表面文章。因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处于走向自由还是走向奴役的十字路口，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的中国那样。中国共产党已经选定方向，成为对外开放、引进自由国家资本、技术，对内封闭、禁止人民享受基本自由与普世权利的新奴役制度“强国”。

由于中国奴役制度的新战略已获得普遍的国际支持，源源不断的国际资金、技术的输入和无限广阔的国际市场欢迎中国廉价商品输出；无论胡锦涛政权内部已经腐烂到何等地步，还可以戴上“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样的假面具继续“崛起”。终结这样的中国开放式奴役制度，是比终结苏联封闭式奴役制度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

几年前流行过“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天堂论”两极看法。我曾对《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说：“你书中的一切都真实，中国的实际比你写出的更严重。假如中国还是过去那种封闭的共产奴役制度，如此腐烂早已崩溃。但今天中国是开放的奴役制度，全世界自由国家争相给它腐烂的肌体输血。只要输血不止，它就不会崩溃。”至于“天堂论”的鼓吹者大前研一，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他自己十分清楚，他书中的自由资本主义天堂，正是建筑在被残酷榨取的中国不自由劳工的地狱之上。早在八十年前，鲁迅就针对大前研一这种“赞颂”中国奴役制度的外国人指出：

“所谓中国的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终结中国现代开放式奴役制度的真正困难就在这里。维护这种开放式奴役制度的，不但有享用这人肉筵宴的中国“阔人”，还有来自全球自由国家的外国“阔人”。“真有良心、真可佩服的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人”还没有形成“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扫荡食人者”的力量。而“赞颂”中国奴役制度的大前沿一门的影响力却在继续蔓延。

自由力量大联合终结奴役制度

既然支持、赞颂、助长、享用中国开放式奴役制度已经成为国际现象，终结中国奴役制度也就不是中国人民独力所能完成。中国人民必须诉诸国际，让全世界爱好自由、尊重人权，“不愿吃中国人的肉的人”，认识中国的现状，诅咒中国的现状，改变中国的现状，而不是被中国奴役制度改变，像美国的微软、雅虎、思科和古狗那样。

自由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扫荡食人者。”这不是“仇富”，而是终结奴役，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再被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走向自由，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享有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

只有到那一天，“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才不再是两副欺骗世界的假面具，而成为自由中国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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