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我家被抄，9月铁道研究院命令我调动去大同机车厂。那时候北京乱得不成样子。红卫兵天天打人，各单位纷纷搞阶级斗争，大家都不上班，忙于贴大字报，揪人坐“喷气式”（弯腰，两手反绑在背后，低头认罪）。凡是被抄了家的人都要赶出北京，回自己的老家去。红卫兵问我们的老家在哪里。我们说在苏州。红卫兵说苏州是好地方，不让你们回去享福，要赶去一个边缘老区。当时铁道研究院的党组织自有安排，决定赶我去大同。当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要把北京搞成水晶城，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于是让各单位拟出阶级敌人的名单，称作首都的危险分子，把这些人都迁往外地。铁道研究院拟出13个危险分子，其中有徐再庸、冯登泰、安汝潜、黄光大、王基厚（他死于唐山地震）、周秉良、李学荣、臧其吉、王秉辉、郑纳、李国兰。这些人都有些“毛病”，有的是脾气倔，有的是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是业务尖子只专不红，有的是社会关系复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是危险分子。相反，倒是他们被真正的危险分子搞得家破人亡。那时候的是非是完全颠倒的。
大概在9月下旬，我被赶去大同。因为上面有令，必须在国庆前把危险分子赶走。临走时我爱人凑了一条被子（我们全家的被子都被抄光了），买了一条毛裤给我，准备让我在大同过冬。我想，这一去不知道哪天能再见面，连性命能不能保都难说。我爱人被剃了光头，出门就可能挨打。街道邻居都用敌意的眼光看我们。她还要带两个小孩，上面有高龄的父母。至于我自己，前往一个动乱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安全感。我也被剃了头，这是反革命的标志，很可能一下火车就会被打死。在这样动荡、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离别以后还有没有活着见面的机会，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感到有种生离死别的滋味。我带着极简单的行李坐夜车去大同。火车从西直门站出发（现在的北京北站）。车站四周挤满了人，都是被赶走的阶级敌人，他们扶老携幼，狼狈不堪。一个月前他们绝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命运。不过他们比起已经被打死的那些人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我一夜没合眼，早上天不亮就到了大同。我背着行李来到机车厂人事部，由王部长接见。我自认为是一个身负重罪的人，只能低声下气。可是王部长却对我极其客气，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原来大同厂在3个月前已经轰轰烈烈经受过阶级斗争的洗礼，人都打死了好几个，现在倒是进入低潮，正在整顿的时候。我来得太凑巧了。人事部的同志安排我的宿舍，介绍我去附件车间劳动，发给我一套工作服，第二天就上班了。工友们听说是北京下放的工程师，对我特别尊敬。我感到忽然换了天地。尤其出乎意料的是，工厂同意在国庆期间让我回北京探亲。这个优待让我喜出望外。果然，离开家仅仅十几天后就有机会回家。我不敢告诉铁道研究院的人，但是又想打听消息，为什么把我们赶出北京。
抄家后幸亏工资没被扣，吃的就不成问题，但是衣被却无法解决。要买全家人的衣被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因为没有布票和棉花票，有钱也买不成。那时候幸亏茅以升给我们一些衣被。但使我心疼的是我的二伯母，茅以升夫人因受抄家惊吓（他们家没有被抄，只是有红卫兵去过，但是听说我们家被抄的情况，非常受惊），心脏病发作去世。她是一位识大体、贤惠、聪明的女性，她特别喜欢我们这一对，因为我和茅以升有共同语言，常常讨论工程方面的问题。我爱人是特别能理解人性情的人，常常去她那里聊天。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住王府井大阮府胡同，他们住在东单裱褙胡同，只不过两站汽车路那么远。我们家被抄后她就让她家的保姆王妈来问情况，后来又送来一些衣被。首先让我父母有被子盖。我爱人和两个孩子用一条破布拼凑的很短的被子过的冬。这些事都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做的。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戴上反革命串联的罪名，那是非常危险的。最奇怪的是，我在大同居然做梦，梦见二伯母去世了。
她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爱人在北京。茅以升打电话给我们说二伯母死了，我爱人连忙赶过去。那时候二伯母的身体还没有僵硬，是我爱人给她穿的衣服。后来我回北京，二伯母死时睡的床没人敢睡，是我去睡了三天，赶走了阴气。
到次年（1967年）春天，全国闹评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忽然身份也起了变化，变成受反动路线镇压的革命群众，纷纷回原单位造反。我和冯登泰、安汝潜（他俩跟我一样，也调到了大同机车厂）也回去造反。我们在北京造反了一年多，到1968年秋才又回到大同，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一年中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天天碰头商量怎么为自己平反，天天跑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接待小组（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们的收获是，搞清了我们是以危险分子的名义被赶走的。对危险分子怎么处理上面没有精神，只能等着。到1968年全国形势极乱，收不了场，中央用进一步搞阶级斗争的办法收场（毛泽东说过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铁道研究院通知我们回各自的单位去参加运动，我们只能回大同机车厂。我回去之后就被下放到农场。在那场运动中大同市每天都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被处死，大同一地估计死了上百人，全国可能死了几十万。死的人大多数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反对江青。遇罗克也是这时候被处死的。
我在大同机车厂农场劳动，也逃脱不了阶级斗争，每天劳动之余就是搞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找一个老实人做阶级敌人，动员大家去斗他。那时候领导我们小组斗争的是一个姓刘的老同志。他的思想非常“左”，整人也很有一套。他选了李展云作为斗争的对象，天天开会斗他。其实李展云是个再老实不过的人，可是因为是地主阶级出身，所以抓他没错。后来刘同志调离大同厂，临走时向我诉苦，说为党忠心耿耿，可是得不到重用，感到非常委屈。我在车间劳动时，我们小组长姓穆，也是一个为党忠心耿耿的党员。他出身很苦，家里非常穷。他一个月才挣42？郾5元，二级工的工资，属于最低的一级，所以最有革命性。他工作上处处带头，阶级斗争毫不动摇，是一位党的坚决支持者和依靠者。可是后来我听说他患了附睾结核，必须摘除睾丸。这个病完全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他每顿饭只吃咸菜，没有任何营养，生病可说是必然的。这些人到后来是这样的下场，很令人寒心。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大同厂的农场有阶级斗争，放假我回北京也碰到阶级斗争。大概是1971年的国庆，我获准回北京探亲，手里拿着农场领导批准的回京探亲证明，没有这个证明就不能买进京的火车票。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路程，天亮时到达北京西直门站。回家团聚的高兴劲自不待言。不料当天夜晚半夜时派出所来查户口，检查我的探亲证明。民警硬说我的证明是假的，他居然能够判断说这张证明是先盖的章后写的字。于是把我拘留，把我塞进一辆吉普车，和其他十来个同样问题的人一起送到了北京建工学院的一座楼里（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感觉绕来绕去，兜了不少地方，收集了更多的人，最后在黑暗中到了这所楼）。这个民警明明是故意刁难，因为他完全知道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要讲出证明是他最有资格出这样的证明。现在别人出了证明他倒反说是假的，可见是故意刁难。这件事发生在国庆节的前一天。
我爱人不见我回家，非常着急，可是没法打听。我在那个楼里和十几个人同处一间小屋，打的地铺，那些人也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看样子都有过类似的经验。管事的警察挨个询问我们，还问我们要粮票，要伙食费，因为不让我们回家就得供饭。由于要粮票、钞票，才能和家里取得联系。我在那儿被关了三天三夜，最后放我们出去，可是假期也满了，只能回大同去。这件事茅以升知道后也非常气愤，说《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这样做完全违反了《宪法》。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可是也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发几句牢骚。我回大同后向领导报告了此事，得到领导的同情，后来农场给我补了假期。
我在拘留期间认识了不少被当成阶级敌人的人，他们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不高的工人或普通居民，多半是和邻里相处不和，遭受诬告而受到迫害。中国传统的邻里关系是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可是阶级斗争把它改变成互相怀疑和仇视。阶级斗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破坏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百货大楼要扩建，1971年10月我们搬家离开大阮府胡同去了干面胡同，脱离了这位民警的魔掌。干面胡同的民警态度好一些，没有找我们的麻烦。 1977年冬我们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南沙沟。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33年。这儿是部长楼，是国务院高干的宿舍，民警对住户非常客气，当然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改变了民警的态度。这里的公安来我家多次，都是为了我的言论有点出格。开始他们不大了解我，后来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反倒同情我起来，每次来都很客气。我过生日的时候还送来花篮，还送我戏票。我们的关系很好。为了上述的几件事派人跟我谈过话。我很理解来谈话的人也是不得不应付，照章办事而已。他们心里真正想的和我差不多。从他们谈话时吞吞吐吐、非常拘束的样子能感觉出来。这和毛泽东时代搞阶级斗争截然相反。那时候斗人的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挨斗的人垂头丧气。现在却反过来了。
我每次从大同回家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当然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假期中我们夫妇俩推着儿童车去中山公园，车里面坐着茅燕星，她还很小，茅为星跟在后面跑。偶然能在中山公园买到花生，那使我们喜出望外。后来我们搬去干面胡同，离开中山公园太远，就去日坛公园。再后来北京要修地铁，把城墙挖掉，去日坛公园的路变得坑坑洼洼。“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也偷空找乐子。但是一到晚上静下心来，就想到未来的日子，不知道会碰上什么不幸，被抓？被斗？挨打？坐牢？甚至被杀，都有可能，心里没有任何安全感，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每次回家的一大任务就是教茅为星念书，辅导他的数学、外语、语文，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就能考上大学，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的教育方法很不成功，每次都搞得不欢而散。我不懂得教育要以表扬为主，也不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当时还有茅以升的外孙徐安泰也在我处补习数学，从初中的代数补到大学的微积分。后来他去了美国，我帮助他打下的数学底子肯定起了作用。
后来因工作需要把我调到大同机车厂设计科工作。科长叫戴士良，是一位真正的正人君子。他严于律己，待人和蔼，又不失原则。听说后来科长要经过考外语合格才能正式聘任。其实大家外语都不行，考外语只是走过场，没有不及格的。但是戴科长就是不肯去考。大家都劝他，他坚决不去，宁可不当科长也不造假。设计科里还有一位姓孙的工程师，他绝顶聪明，幽默风趣，画的设计图极其漂亮，还会修表。和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一位雷科长，他的特点是脾气特好。大家评论说，脾气好是一个人的幸福。我受他脾气好的影响极大。什么是脾气好？就是不跟人过不去，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要跟别人较真。我学他的榜样，确实得到极大的好处。可惜的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和别人争能得到好处。
农场的负责人姓张，是一位在锦州战役中受伤，失去一条胳膊的伤残军人。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很尊重知识分子，所以大家都愿意和他讲话。后来他和我一直保持联系，他的儿子还常来我家。被下放到农场的人都是不容于当时环境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其中不乏极优秀的人才。当然也有一些确实有毛病的人。
我在大同厂还在水玻璃车间干过一年多。安汝潜跟我一起干，领导我们的是一位工人出身姓王的主任。他很尊重我们，依靠我们改进车间的技术。我们完成了半自动化的改造。水玻璃车间属工厂的五七干校。干校的领导叫詹严，他特别照顾我们，给我们机会出差北京，可以回家看看。很不幸，他的爱人后来患脑瘤，在北京开刀，没成功。他一直跟我有联系。他后来知道我事业有成，特别为我高兴。
我前前后后在大同机车厂待了近10年（1966—1976）。其中最后的几年是在北京驻勤。在大同的几年中，先是在车间劳动，当装配工，后来参加燃气轮机车的设计，又在设计科做非标准设计。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陪英国专家JohnSharpe来大同指导先进蒸汽机车的设计。Sharpe对蒸汽机有专门研究。我陪他一是当翻译，二又是中方专家。大同厂还派车请他去悬空寺、应县木塔游览，也是我陪去的。后来我几次去英国都跟他见面。最后的一次是我在一个英国的NGO，名叫PolicyNetwork的会议上做FreedominChina的报告。他来参加。他为了评教授，需要推荐人，是我给他写的推荐信，结果评上了。我还为黄有光太太的博士论文写过评语，她也评上了博士学位。
在大同的许多年，我没有忘记专业学习。我自己学了偏微分方程、传热学。一个人遭遇打击之后会奋发图强，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在北京被抄了家，来到大同厂发奋读书。我为工厂图书馆订阅了MachineDesign，每期都认真地看。还有一件事。工厂“五七干校”往返农场和工厂间的汽车翻车，安汝潜被摔伤，断了几根肋骨。我在医院看护他约一个星期。干校的医生李大夫自己发了精神病，也是我陪伴他。这10年可以说是一段浪费生命的10年，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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