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岳群综合报道】引言：观察人士发现，中国经济有两个几乎互为极端的视角，即总量的概念和人均的概念。从总量看，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看，中国仍排在世界第一百零几位，甚至不如非洲。哪个是真实的中国？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出口的主体是以价格取胜、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一般工业制成品，并非高科技含量、高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这一发展模式是以低廉的人工成本、环境资源的破坏以及工人和居民权益的不当压缩等为代价的。
现在，随着经济危机及中国一系列新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问世，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一些外资企业将厂址迁往成本更低廉、利润更丰盈的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使得中国现有经济模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中国政府试图扩大内需，但这要以民富作为前提条件的，老百姓有了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待遇良好的工作后，才会放心大胆的花钱。
学者指出，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的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第一种方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但现在的形势似乎不是这样……
9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公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第一本阐述中国人力资源状况和政策的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达13亿3474万人，其中，劳动力资源10亿6969万人，比2000年增加1亿1267万人；就业人员7亿799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亿1120万人，分别比2000年增加5910万人和7969万人。令人担心的是，截至2008年底，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亿1400万人，不足劳动力资源的一成。中国对“人才”的定义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就业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前就业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非常突出。从城镇来看，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630万人，另外还有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体有60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需要安排就业。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有2400万人左右。而中国政府只能安排约1200万人就业。
另外，目前还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近年来出现了春季农民工的招工难和秋季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难交错的现象，部分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同时并存，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就业稳定性不强，据统计，新增就业中有40%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并且，中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既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又面临着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两难局面。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会上表示，中国现在是个人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一个人力资源强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仍然非常突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中国要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对此，中国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宋圭武表示，这要有体制改变为基础：“这个就是要形成公平、公正的用人环境。当然政府在经济层面做的文章多一些。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重点考虑的方向，但是深层次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就是涉及到行政的官本位的体制，最终怎么样公平、公正地用人，这是个关键。”
此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首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型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也即“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必将经历两个发展过程，这之后该国经济将到达“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个时间段，或者说是一个时间区间。判断一国或一个经济体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主要依据如下三个指标：一是劳动力供求相对规模是否改变；二是劳动者工资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城市化比例是否达到一定水平，也即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已经转移到城镇等。研究表明，日本、台湾、韩国经济相继于上世纪60年代、60年代后半期至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在中国讨论代表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意义不大：“千万不要说中国劳动力短缺，中国一年新增的上千万失业大军就能赶上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于法鸣指出，中国劳动力没有短缺，人口峰值在2033年预计会达到15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劳动力资源可达11亿。北京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也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长痛：“就业压力的缓解至少还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要等到农村的剩馀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为止，那恐怕还是有赖于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农村它自身要能够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来。”
如果和发达国家对比看，时间很可能超过胡教授预计的20年。从统计数据看，美国有3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的人口仅为800多万，依靠30多万个农场，经营占世界耕地总面积22%的耕地。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左右，农村人口却占到总人口的50%以上，目前大致还有4亿多人口从事传统的小农式生产劳动，以至中国农业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1%。所以，农村剩馀劳动力依旧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将在今后数十年内面临就业问题的困扰。
专家认为，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必须构建长效机制，将第三产业作为就业的主要领域快速拓展，尽快形成覆盖城乡的专业化服务网络。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主任周申表示，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从第三产业获得高度的支持。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70%左右，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40%，仍远远低于欧美各国。这种差距还同时表现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上。纵观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结构，高科技产业均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的传统服务业以生活性消费和物资流通服务为主，如：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服务为先导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于中国社会，如：邮电通信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其中，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应用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行业在第三产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对经济的贡献率要大大高于传统服务行业。专家建议，应加速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布局，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加快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将现代服务业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围绕第一、二产业延伸发展第三产业，如制造业中的零售与维修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的零售与观赏服务业等。据推算，比照发达国家就业比重的水平推算，中国第三产业职业总量的增量还有容纳2.5亿人就业的能力。
未来的第三产业热门领域会是第三方物流、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与政务、科技服务等技术服务行业，其职业活动领域更为宽广、分工更为细化、职业种类更为丰富；法律咨询、会计审计、工程咨询、广告会展等市场服务行业，将根据市场规范化进程的需要，进一步梳理、分化职业种类，形成与市场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职业体系；而那些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物业服务、社区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与保障等公共服务行业，将分化出一些能适应市场机制的、提供专门化服务的职业类别。可以预见，未来时期的第三产业，对从业人员的文化层次、专业知识提出更高的要求，职业进入的门槛也会相应提高，这对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有帮助，但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剩馀劳动力帮助不会太大，除非中国政府大幅度增加普及教育的经费，但现在看来还没有这种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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