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由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于上海,随后又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据保守估计,其人数至少有五万之巨。今天,他们被通称为“上海孤儿”。
19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刘正峡拉着两耳站在学校门口,见人就喊:“谁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哑了嗓子。 这是2007年五一,无锡宜兴官林小学操场。由寻亲大姐吕顺芳组织的第八次孤儿寻亲会在此举行。与去年的情形相同,往来者匆匆,没人领他回家。
47年前,不足两岁的他被人从上海育婴堂抱走,转至河南三门峡的养父家中。成年后寻找亲人,他唯一的线索是双耳的疤痕。那是他记忆的源头。就在他被弃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没剪透,他喊疼死了妈妈不要剪啊!有邻居劝妈妈住手。左耳鲜血淋漓,但没剪透。母亲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咔的一声,右耳剪透了。 踏上寻亲路时他才幡悟母亲的良苦用心。因为他找遍全身,发现自己除了这双耳的疤痕,再无其它标记。
1960年4月14日,安徽无为县中医杨健安握着毛笔写下一张字条,泪珠随即打了上去。字条干了,他折好塞进 5个月大的八女儿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开,抱出瘦弱的女儿担在腿上。他握一根缝被长针,往孩子右大腿内侧柔嫩的皮肤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小腿挣扎起来。父亲紧咬嘴唇,还是完成了生平仅有的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个杨字。他原打算刺繁体的“木易”,笔划太多,又改了简写。血水未尽之际,他涂了层墨水上去。
这项工作完成,孩子的哭声已嘶哑。他泣不成声抱住女儿亲了又亲:“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 ”两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婴儿带着疤痕,揣着父亲泣血而就的字条,躺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角落,在哭声中等着她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
安徽和县乌江镇,宫秀英家的绝境来得更早些。1958年春,37岁的宫秀英将四个孩子一一看过,拉走了5岁的三女儿杨宜翠。上面两个都大了,能记事的,肯定没人要,最小的儿子刚几个月,如果必须送一个,她只能送三女儿。 她把三女儿丢到南京碑亭巷与一枝园交界处的路口,塞块饼子给她:“小翠儿,你在这等着,妈去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女儿大口吞着烧饼,直点头。她走了。几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又转回了那个十字路口。女儿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难以支撑,几个月后,她抱着小儿子又赶往南京江浦的一个小村。一路上,她一直让儿子含着咬着她干瘪的乳房,儿子乳牙已经长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来,就放开血迹斑斑的乳头对着她哭。她手里还有一小丁糟面饼,看他哭得厉害,就抠一块放他嘴里,继而再将乳头塞进去。她看见孩子满嘴殷红,却已感觉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稳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后一块饼塞到他嘴里,又喂了他一口血。然后转身离去。
两年后,她42岁的丈夫杨岐昆活活饿死。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 医院了。痛哭并不能阻挡接下来的厄运。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八千里云月,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一筹莫展之际,他就跑到当年丢妹妹的那家医院,一个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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