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国企工人车间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剩4毛6

只剩下0.46元的存折

潘鸿强(右一)和儿子、前妻的合影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死亡 他用机床刀挥向脖子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走出民房，去位于西安幸福路的华山厂上班。

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凌晨1点多，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遗言：让儿子全力工作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潘琦：“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拿到手的工资850元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离婚主要是为了儿子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 “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更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

没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折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折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潘鸿强以前的“老伙计”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地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还过得去。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

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等，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孤独者”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丧葬费。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