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八）

2010-06-10 11:37 作者:吕维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五十一

公社化后的农村，每到秋收时节，有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各级干部把它称为“小偷小摸”，社员们相互之间则叫做“拿”，尤其是妇女们，表现得更为突出。割谷 子和高粱，回来时，衣服里想方设法装些穗子，起山药时，收工后总要把预先挑好的山药蛋藏在裤腿或腰间，用衣服包穿起来，以免被干部发现。

社员之间，多数情 况下，互相并不隐瞒，有时还要彼此关顾，怎样伪装得不露马脚。谁也不认为这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偷盗。偷盗，一般来说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于是乎不约而同地叫 做“拿”。所谓偷盗，就是窃取他人钱财，而“拿”，显然不存在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的意思，本来应该是自己所得，是自己用辛苦与血汗换来的，只因外部压力太 大，各级领导者不允许你拿回应得的东西，于是悄悄取回一些。这种情况，或许是公社化后中国农村一种特有的现象吧，它与人们长期吃不饱肚子，生活穷困有着紧 密的关系。如果丰衣足食，谁还去“拿”？因为一旦暴露，干部并不认为是“拿”，依然要按偷盗论处。

一九六七年的秋收时节，公社正打算恢复原来的乡村机构，“文革小组”顿时失去光环，村里处于新官未上，旧官面临下台的真空期，给广大社员提供了可趁之机。 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夜晚干脆赶着小平车，到村南六七里远的五分场去偷。五分场是国营农场，人手不多，忙了东边，误了西边，结果被这些年轻人偷了个不亦 乐乎。等到偷风进一步蔓延，五分场向公社告了状，地里庄稼已丢失大半，幸亏是公家，没人心疼。公社干部来到村里，要求偷的人主动交出赃物，答应不给于处 分。那时人们只顾着往回拿，庄稼尚在院里垛着，未来得及打下颗粒，谁也怕搜，于是各自搬出两三捆，凑了两马车，让人家拉走，就此了事。至于本村庄稼地里， 也时有丢失，但明目张胆的大肆偷取并不多见。

在这种情形下，最苦了的人家便是“四类分子”，这些人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如果谁敢以身试法，一旦抓着，杀鸡给猴看，只能乖乖地做刀下鸡。

我家自从被换走自留地后，这年的产量不及上年的三分之一，加之小块地被没收，即将面临的下一年，毫无疑问将是饥饿，粮食缺口甚大。母亲忧心忡忡，生怕大妹着急，出去闯祸。

大妹比我小九岁，出生于一九五零年的冬天。在我的后面，母亲曾先后生过两个孩子，都未能养活。四六年抓兵时，父亲躲出去，接着又是土改，索性出了口外。一 直到三年后才回来，有了大妹。她出生后，白白胖胖，模样十分可爱，成为父亲的掌上明珠。我的姥娘，也许出于喜爱过分吧，竟给她起了“丑女”的乳名。

小时候，我也非常爱她，走出走进，经常背在背上。她对我更是十分依恋，整天在我身边纠缠。正是大家的共同宠爱，养成日后特别任性的脾气，凡是都得由着她。随着 年龄的渐渐增长，任性非但没有收敛，野性却在与日俱增，甚至敢于欺负和捉弄同龄的男孩子。一群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总是由她做主。这样，泼辣大胆的特点也慢 慢显示出来。父亲去世那两年，我在外面上学，每到秋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们从地里往回拿庄稼，她当然不甘落后，照样去拿，她才不管家里是什么成分呢。生来 行动敏捷，风风火火，头脑精明又多于窍门，干同样的事情，远远超过同龄的男孩子，邻居们一致认为，日后肯定是理家过日子的能手。

这年秋天，队长派工，要她参加秋收，她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未满十八周岁，不算正式劳力，队长也拿她没有办法。她呢，瞅准机会，便出去干一下。我 和母亲多次制止，她根本不听，总要和别人比。而且，挑选的时间，也多在我们下地后不在家的时候。有一天，吃过晚饭后还没有回来，母亲甚为焦急，几次催我出 去找找，我在附近的街道上转了几圈后，不见她的踪影，只好慢慢等着。突然有一个黑影从身旁快速闪过，肩上扛着一个袋子，约莫是她，不便叫出声来，尾随着匆 匆回到家里。

原来，傍晚的时候，她一个人出到离村四五里远的地方，那里有一片黑豆尚未收割，她向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影，迅速割到一片，然后抱到渠壕里， 用镰把将豆子打下，又趁风扬出，装了满满一面袋扛了回来，足有五十斤。母亲担心地说她：“你也不怕碰上人”！她满不在乎地答道：“这会儿哪有人？看田的人 刚吃过饭，还不到出地的时候，这叫扑灯花贼，最保险”！当然也有不保险的时候。记得有天早上，我刚起来走出院里，她背着牛腰粗一捆谷子，匆匆忙忙进了屋 里。紧接着，治保主任白仲魁气喘吁吁地跟进院来，劈口问我：“丑女哪啦”？我说：“还没起来吧”？“胡扯”，白仲魁仍在喘着气，“眼巴巴瞭见她背了一捆谷 子往回跑，紧追慢追，到你家院子附近不见了，不是她还会有谁”！等他喘过气来，警告似地对我说：“以后管严点，今天是被我看见，要是遇上爱管事的人，够你 一壶喝”。说罢向外走去。回到屋里，正要责备她，她倒先开了口：“我也看见了白仲魁，他这个人，嘴上喊得凶，其实心眼并不坏，抓住了大不过把谷子留下，骂 一顿，也不会汇报大队”。说的也是，当时多数看田的人，普遍持这种态度，即使抓着，只是警告一下，谁也不想扩大事态，摆到桌面上去，大家都一样的穷嘛！难 道看田的人就不偷？

许多年后，当我们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每逢和大妹共同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她还是那么得意地说：“当时名义上是你养活着一家人，实际上全靠了我，要不，真不知道会饿成啥样子”！此话确实不假，我挣的工分很难分到现金，她弄回的粮食却充填了全家人的饥肠!

偷盗，自古以来被人们公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勾当，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如果人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从自己辛苦耕种的土地上悄悄拿取一些粮食，以维持最 起码的生命运转，算不算贼呢？这个问题只有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们去讨论了，我在这里仅仅是如实地记载下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

五十二

一九六七年，全村共收粮食十八万斤，每个劳动日的分值九厘六，也就是说，劳动一天挣不到一分钱，创下合作化以来的最低纪录。“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 果”，在这个荒村体现为家家皆为欠款户。母亲和我从不缺勤，大妹给队里割草，按定额挣工分，比同龄的女孩子还多，一年下来，全家所挣工日近七百个，总收入 不到七块钱，而粮款则在二百元左右。辛苦一年，非但没有丝毫收入，反倒欠了一屁股债。过去看小说、电影，里面描写的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穷人，给这些人很 低的待遇。而现在的我们，劳动一年还得倒贴，真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该如何体现！各级干部不是常常说，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了么，咋连过去当长工时的日 子都不如？当长工还能按月拿到工钱，我们却是干活一年，反倒欠了大队的粮款。“还不如不干哩”，多数社员这么说，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降到了冰点，派工成了最 头疼的事情。

寒冬的一天，队长来找我，要我赶小平车给各家拉炭。队里曾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四类分子”不准摆弄牲口，除了几个耕种的老把式被特许外，赶 车的人里，从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据说是怕这些人害死牲口，彷佛我们和毛驴结下了几辈子的仇恨。现在，劳动一天不到一分钱，贫下中农不干了，队长只好派 我和黄裕明，真应了那句时髦的话，“我们不干谁干”！

拉炭，并不受苦，却很受罪。每天后半夜两点左右动身，早上到达煤矿，开门后进去装车。村里人大都没钱买大块炭，名为拉炭，实际上都买煤面子，每斤三厘，一 平车拉六七百斤，两元钱上下。无论轮到那家，女人们总是不住地叮嘱，央求给她家多拣点煤块，因此，车上还得备有一只箩筐。到了煤场，力图避开站场人的监视 目光，尽量拣些块状的炭，装在车厢里，上面盖上煤面子。这样一来，耗费的时间自然要多，别的人也是如此。全大队共分六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两辆小平车，冬天 都在拉炭。出发后，形成松散的长龙阵，逶迤前行，有的人与前后相邻的车倌大声说笑着，有的人则蜷缩在车厢里的莜麦秸子上打盹，任由毛驴前行。每天走着重复 的路，毛驴根本不用人去指挥。只有回来的时候，由于装车速度不一，一字长龙阵自动分散成几个小组，我和黄裕明老汉总在最后。

黄裕明是个慢性子的人，大炮打 过来也会照旧不紧不慢，我则是个从来不打牲口的人，落在后面自然是理所当然得了。毛驴彷佛摸到了赶车人的脾气，也总是慢条斯理地走着。每天过磅交款后，顺 沟里向东走不多远，转向南开始爬坡。这是一条又陡又长的坡，足有一里，上坡时，不少人狠劲鞭打毛驴，大声吆喊着，生怕停下来。我则自备了一根绳子，帮着它 拉，毛驴似乎受到了鼓舞，不用鞭打，一样非常卖力。上坡后，把它叫住，歇息一会，我和黄裕明各自点燃烟袋。黄裕明比我父亲的年龄还要大五六岁，为人非常老 实又不爱多说话，只有和我在一起时，才肯多说几句，大概因为两人属于同类，说的不合适也不至于出问题。那天，我们坐下来时，他笑嘻嘻地问道：“那娃，你为 啥不打毛驴？鞭子老在车上插着”。我叹口气说：“大爷，真的是不忍心啊，您看那毛驴，脊梁像刀削过了似的，瘦的皮包骨，的确下不了手。

再说啦，它和咱们一 样，同是受罪的角色，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听我这么一说，他也开了口：“队里分配的饲料，都让饲养员给贪污了，凡当饲养员的人，都和队干部有关系”。 “那是的，这年头人不够吃，贪污牲口一些料，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往往是其他小队的车已经回去很久，我俩才慢悠悠地回来。 不久，他也把鞭子插在车上，任由毛驴掌握着速度。

寒冬时节，旷野里一片灰蒙蒙的景象，路上偶尔有一两棵小树在风里瑟缩着，车子行驶在不平的小路上，不停的颠簸。走得腿酸时，坐一小会儿车，冻得脚疼时，再 下车行走。行走在辽阔的旷野上，常常引起人许多遐想，想起在校时的种种往事。吴殿生、刘德顺等同学，大概都已成家了吧，周同学可能也已结婚，大家都过上了 安宁的生活，一起分配到北票发电厂的马宝田同学不知如今在干什么工作。

这一切都无从知晓。自从回来后，和所有同学停止了通信。三年了，同学们一定都在各自 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只有我，赶着这辆毛驴小车，徜徉在冬日的荒野里。头戴兔皮帽，身穿破皮袄，腰里系一根麻绳，脚蹬毡靴。满脸乌黑，又被汗水冲刷成几个小 小的狭长板块，加上胡子很久未刮，咋一看，足有五十岁，难怪矿上站场的人经常称我“那老汉”。每当这时，自然会想起白乐天的诗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 苍苍十指黑”。假使这时突然遇到往日的同学，哪怕是最熟悉我的崔海瑞，保准不会马上认得出来。

于是，又想起这位亲如兄弟的同学，夏天来信时，说他已经结 婚，女方刚刚从内蒙返回老家，彼此情况很不了解，其父母急着要给女儿找个人家，彩礼要的也少，就这样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匆匆成了亲。从以后不断的来信中 得知，他的心情甚是郁闷，和这个女子住在一起，心里老想着昔日的恋人，正所谓同床异梦。后来又发现女方患有抑郁性的神经病，整日不和人说话，木已成舟，只 好将就着过日子了。想过别人以后，又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假使环境稍稍有所好转，能给二弟、三弟娶过媳妇，待我将母亲养老送终以后，独自或许会云游四 方。即或不行，宁可做一名流浪者，也不愿在村里当这种谁都可以指挥的賎奴。

虽然当初判我管制三年，但三年过后，能给摘帽子吗？恐怕没门。村干部中，有些人 恨不得将这顶帽子让我戴进棺材里才高兴呢。人活在世上，总要有点自由才好，“不自由，毋宁死”。但这一切也许只能是个幻想。眼前的社会，户口制度和粮食关 系，早把每个人像铆钉一样，铆在一个点上，想云游四方，岂不是白日做梦！尤其像我这样的賎奴，哪怕出外行乞，也会有人出来过问，“是不是故意给社会主义社 会摸黑”？

后半夜向煤矿方向进发时，车里抱上一抱莜麦秸子，像狗一样蜷缩在里面，多数时候冻得睡不着，便常常仰望着星空。浩渺无垠的太空，永恒的宇宙，几千年不曾有 过大的变化，而我们人类，来到尘世则犹如匆匆过客，几十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想到热衷于争名夺利、你死我活地斗争的人们，到头来又会有什么结局呢？王 侯将相，公子少爷，百年以后同为粪土，先辈们早已做了总结。

的确，人总是要死的，再有权势的人物，再享尽荣华富贵的人，死后不也同归于寂寞吗？古往今来， 曾有多少不可一世的人，后来不也成了朽骨么！进而想到，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的时光，今天你闹我，明天我又闹你，又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大家和和睦睦，友 好相处，彼此心情都痛快些为好。被人陷害者，受尽煎熬，固然很苦；那些处心积虑陷害别人者，整日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又何尝有过片刻的轻松！人啊，作为高 级动物，万物之灵，如果也像其他动物一样，弱肉强食，争斗不已，这世界将是怎样的惨状啊……正是这种种遐想，使我对眼前的生活看得十分淡漠，不幸的遭遇， 也就几十年吧。过后，大家不都一样地化为泥土！

拉炭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三封矿为止。又一年即将过去，新来的春天要和这头毛驴告别了，啊，真心地感谢它！一个冬天还算健康，未给我带来任何麻烦。

五十三

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连续几年没有一点现金分红，粮食本不够吃，谁又敢卖？农民的钱，从来都是靠卖粮或打工挣来的，地里总不会直接长出钞票！但咸盐、煤 油、碱面、毛巾、针头线脑等日用物品谁家能缺！只好寄希望在鸡屁股上。而鸡，每户人家也只喂五六只，再多了喂不好，不给下蛋。一年里，除了二月二，据说是 个咬金咬银的日子，给每个孩子吃一颗鸡蛋，其余都拿去换了咸盐、煤油等物品。

除此之外，便是养一只或两只母兔。到了夏天，只要有草就行，喂大一只卖一只。 我家也是这样，养着五只母鸡和一只母兔。冬天鸡不下蛋，兔子也很难繁殖，简直断了经济来源。为此，只能让母兔在住人的家里下小兔，小崽放在一个纸箱里，就 在炕的角落处。每天定时将大兔捉回，在炕上给小兔喂奶，然后送回窝里，等小兔满月后，稍为长大一点，具备一定的耐寒能力，方才和大兔一起回窝。

这样，寒冬 时节，也可以培养一两窝小兔，够了五斤，便可卖出。只是把家里弄得极不干净，时不时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人穷的没办法时，谁还管它卫生不卫生呢。母亲在乡间 是个很善于节约，又不怕脏和苦的农妇，想方设法也要把日子对付过去，靠养几只兔子，总能把日用的零碎物品及时买上。而那些懒散的人家，连这些收入也得不 到，日子过得更是捉襟见肘。邻居吕成海便是这样，以至于家里几次断炊，向队里借粮。每次只借一丁点，下次分粮时又被扣去，恶性循环，最后开不了锅，气的得 了神经病。

几次发病时，赤条条地睡在街外，大都由我背送回家。他是我的本家四大伯。一次，向队里借粮未果，正好公社书记王成宝来到我村，那天恰好站在大队 部门外，四大爷便把一腔怒火发向这位父母官：“你们给我听着，当年老子打新保安时，冲过一道一道的铁丝网，脚底下踩得都是死人，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哩，到如 今你们坐了天下，咋连肚子也不给填饱？我肏你妈，忘了本的共产党，你们把老子抓起吧，坐法院每天还给吃九两供应粮哩”。公社书记只好默默听着，其后总算又 借给一些粮食。吕成海贫农出身，又是复员军人，能和干部这样叫板，我等“四类分子”，敢这样吗？哪不是故意和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力节省。 母亲常说，过日子要学会瓮口口上打省，每顿做饭时，盛出的面一减再减，从不敢放任孩子们敞开肚皮去吃，大家凑合着，喝个差不多了事，配合着吃些“烩黄 菜”。

关于黄菜，这里简要做一说明。每年深秋，附近靠河的村子开始收菜，主要是茴子白、胡萝卜，大妹领着二弟把人家丢弃的茴子白老边叶和胡萝卜英子背回， 母亲一瓮一瓮地淹起来，叫做黄菜，大概因淹过来变黄的缘故而得名。食用时，再擦点山药蛋丝丝，一起烩熟。虽然不大好吃，也可充饥，冬天里它可以代替野菜。 每次饭菜快尽时，相互招呼着给母亲留点，她总是最后吃，更是吃不饱。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曾写过这样的一首小诗：

些许粗粮果腹难，
半掺糠菜度饥寒。
儿郎吃罢她方食，
锅底残汤只半盘。

如今，当我进入年迈的岁月，每逢重读这首小诗，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尤其在母亲逝世后。那时的日子实在是太苦太苦了啊。生活在农奴制下的中国农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答，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

五十四

生活上的困难，自不必多说，大家都分着一样的口粮，一样的没有钱花。除此而外，我家还有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住处逼仄。一铺炕，六个人挤在一起，随着弟 弟妹妹们渐渐长大，睡觉成了大问题，总是三个人头朝窗户，三个人头朝炕沿，交叉着，翻身都很困难。

刚回村那两年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辛苦一点或许可以再券一 间窑。但那时，一门心思用在多攒粪、把自留地和小块地种好这件事上，力求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加上日后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弟弟们又小，缺乏 帮手，解决住处便拖延下来。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提到生活的日程上来。本来，冬天要和爷爷一起去住，因为赶车拉炭，每日都是凌晨两点出发，走时还要吃饭，住 到别人院里实在不方便。二弟、三弟合盖一张被子，不愿去爷爷那里，嫌冷。家里那铺炕，人均宽度一尺多一点，实在到了挤不下的程度，解决住处已成为燃眉之 急。

过年后，村里的领导班子重新定了下来，基本还是过去的人马，只增加了一名副大队长李录。新班子上任后，为表明立场坚定，开始对“四类分子”进行严格管 制，不管有事没事，每晚都得集中起来学习，有时竟到十二点左右，业余时间少得可怜。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发动全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母亲所说，一旦行 动起来，二弟、三弟都可派上用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在旧窑的西边，有一处空地，归我家所有，因为面积不大，也不算自留地，再券一间窑绰绰有余，考虑再 三，无法解决门窗的资金。券窑，自家可以利用早晚时间备料，但请匠人等工作，又无法支付工钱。

最后决定暂时盖一间很小的茅屋，只要能遮风挡雨，住两个人即 可。这年头，像我们这等人家，根本顾不上什么讲究 。其实，早有此打算，也曾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姥娘，老人家极力支持。他们的院子里，有一棵长了几十年的大榆树，两个人才能合抱得住，由于这棵树的不断滋生， 院子的墙里墙外，又长出不少子孙榆树，其中有五六颗已成大树。每年春天，大舅都要捅树，捅下的枝子，常有胳膊那么粗的，往年都烧了火。自从和姥娘说过后， 凡长的比较顺溜的枝干都留了下来，姥爷还把那些小的细枝，拣出好用的也都捆了起来，准备当栈子用。放柴草的小窑洞里有一个三尺高、二尺宽的旧窗户，一直闲 搁在角落处，姥娘答应给我留着。

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门，正好上年爷爷被遣送回来时，带回一扇新门派上了用场。他们在集宁时，一直租房子住，后来征得房东 的同意，在院子的角落里临时盖了一间小房。上年回来时因舍不得那扇新门，一起带了回来，如今还在元海叔的旧窑里放着。如此一来，只要脱些土坯，拉些泥土回 来，盖一间简陋的小茅屋，基本可以不花一分钱。

开春不久，全家行动起来。每天，只要我把泥和好，二弟和三弟便可脱下土坯。每干一批，抽空砌成墙，很快小房子起工，又盘了一铺炕，炕宽两米，足足可以睡两 个人。剩余的材料，还搭了一间棚子，作为存放柴草处。全部完工后，一家人都很满足。环顾四周，十几户人家，除了元海叔有两间新窑外，根本没有什么新的建 筑，我的伯伯叔叔们全都住着祖上留下的旧窑，我家的茅屋虽不起眼，却是新的。因此，二弟和三弟格外高兴，争着要去试睡几天哩。

茅屋完成不久，村里又给“四类分子”增加了新的苦役，每天一早一晚必须打扫街道。暗自庆幸，多亏动手早，否则的话，还不知要拖延倒何时呢。谢天谢地，从此再不用挤着睡觉了。

五十五

风声越来越紧，附近的村子里也都加强了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早晚打扫街道成了普遍的现象。每天晚上持续不断的学习，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让大家多熬 夜，更加疲乏，从肉体上进行折磨。考虑到爷爷已快七十岁，决心让他先走。其实，他也早有这个打算，只担心走了以后给我带来麻烦。最后在我的极力劝说下，终 于离开老家，又一次奔向内蒙。那里有二叔、三叔，两个年迈老人，晚年到儿子家住，查出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是初春的一个夜晚，公社游斗团押了一批典型的 “四类分子”来我村游斗，在戏台上几次把吕元喜捆得昏死过去，再用凉水浇醒。刘振清老汉则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怎么也弄不醒来，只好交给他的儿子抱 了回去，匆匆宣布散会。后来听说，刘家年老的人都聚在刘振清家里，共同想了许多办法，直到凌晨才慢慢有了些气息，至今还在家中养伤，不能走动。那一晚，爷 爷和我都在台下，老人浑身发抖，幸亏有我在旁扶着，否则他会跌倒在地。爷爷本是胆小怕事之人，尤其怕官，也就是从那晚起，坚定了他要走的念头。而我，估计 迟早会遭受毒打，那样对他的刺激将会更大，还是先走为好。眼不见为净么！

爷爷走后，村干部询问了几次，我告诉他们：“他想我二叔、三叔，一定要去看看，我拦他不住”。“那为啥不请假”？“是吗？我还以为他请了假呢”。他们找不 出更多的理由整治我，只好暂时作罢。我也知道这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三叔的假离婚，爷爷的不告而别，如此藐视干部的行为，迟早要做一清算的。因而，也早有 思想准备。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由他们去吧。

学习会上，每晚指定由我读一段报纸，然后便是抽烟、闲聊。什么时候治保主任通知散会，方才可以离去。遇有治保主任忘了的时候，只好坐到夜深人静，周围没一 点声息时，才敢自行散去。我不喜欢和人们天南地北地闲扯，利用每晚的空余时间，开始整理头脑里的一些想法。换句话说，也就是总结一下回村三年来的思想变 化。

首先，觉得信仰在慢慢摧毁。成年以后，不管别人信不信，我确实是忠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出身不好，但总觉得社会主义 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几乎全部相信报纸上的宣传。及至回到农村，所看到的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田园凋敝，生产落后，人民穷困，甚至比四十年代还要糟糕，公 社化后的农民，简直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可报纸上还在继续做着人民公社无比优越的宣传，于是产生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以往的信仰，像土崖一样，逐渐坍塌、 粉碎，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次，年轻时，像当时大多数同学一样，非常崇拜领袖人物，相信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将会很快地进步，人民一定会过上美满幸福的日子。及至回到农村，亲眼看到 的人们，却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开始怀疑政策是否真的正确。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切为了领袖，一切以领袖的话为准则， 领袖成了光芒万丈的神圣，到处都在呼喊万岁、万寿无疆、最最最红的红太阳，比封建帝王有过之而不及。记得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到了二十世纪，居然被颠倒为君为贵，民为轻。搞起新的个人迷信，甚至超过封建帝王。这样做，是不是与共和制走得太远了？有时我在暗暗问着自己：“这个社会 里，人民还究竟算不算人”？并且常常怀疑年轻时的盲目崇拜，觉得我们的社会，根本不是一种新的体制，在美丽的言词后面，依然保留着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成 分，某些地方甚至有所发扬光大！

再次，对于当时人们挂在嘴巴上的“革命”一词，我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诠释。一个政权被推翻，另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如果这个新政权比起旧政权的确好得多，认 为它是革命，倒也说得过去。反之，如果这个新政权并不比旧政权好，或者一样，甚至更坏，那就不能叫做革命。所谓革命，亦即改革天命，改革广大人民的命运。 争斗了几十年，换来的却是一个更加贫穷、更加不自由、更加不讲理的社会，这样的革命还有甚么意义？它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简直没有任何分别！

每个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带着吸满一腔的旱烟味，走出那间“四类分子”的专用房屋时，猛吸几口冷气，方才感到一丝畅快，双手摸几下脸颊，两臂向四周 伸展着，头脑终于静了下来。直到这时，早把前几年离开电厂时种种委屈丢弃一旁，有机会重新审视年轻时的许多观点，觉得变化真是太大了。而且，更多的时候， 这种变化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彷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手在暗中推动。三年来，我曾努力抗拒这种推动，效果总是不大，因为它的力量比我大得多。终于有一 天发现了它，这就是社会现实。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切动听的说教，一切华丽的辞藻，一切骗人的把戏，都显得苍白无力，一文不值！

我于是觉悟了，新的思想渐渐滋生出来。在别人看来，也许这不叫新思想，是所谓“反动思想”。有时，自己也觉得奇怪，不免要问：“我真的反动吗”？这问题的 确不好回答，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当革命变成假革命或者伪革命，甚至是暴政的代名词时，与其有着相反的思想者，能叫做“反革命分子”吗？这个问题，只有时 间和历史才有资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