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八)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五十一

公社化后的农村,每到秋收时节,有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各级干部把它称为“小偷小摸”,社员们相互之间则叫做“拿”,尤其是妇女们,表现得更为突出。割谷 子和高粱,回来时,衣服里想方设法装些穗子,起山药时,收工后总要把预先挑好的山药蛋藏在裤腿或腰间,用衣服包穿起来,以免被干部发现。

社员之间,多数情 况下,互相并不隐瞒,有时还要彼此关顾,怎样伪装得不露马脚。谁也不认为这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偷盗。偷盗,一般来说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于是乎不约而同地叫 做“拿”。所谓偷盗,就是窃取他人钱财,而“拿”,显然不存在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的意思,本来应该是自己所得,是自己用辛苦与血汗换来的,只因外部压力太 大,各级领导者不允许你拿回应得的东西,于是悄悄取回一些。这种情况,或许是公社化后中国农村一种特有的现象吧,它与人们长期吃不饱肚子,生活穷困有着紧 密的关系。如果丰衣足食,谁还去“拿”?因为一旦暴露,干部并不认为是“拿”,依然要按偷盗论处。

一九六七年的秋收时节,公社正打算恢复原来的乡村机构,“文革小组”顿时失去光环,村里处于新官未上,旧官面临下台的真空期,给广大社员提供了可趁之机。 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夜晚干脆赶着小平车,到村南六七里远的五分场去偷。五分场是国营农场,人手不多,忙了东边,误了西边,结果被这些年轻人偷了个不亦 乐乎。等到偷风进一步蔓延,五分场向公社告了状,地里庄稼已丢失大半,幸亏是公家,没人心疼。公社干部来到村里,要求偷的人主动交出赃物,答应不给于处 分。那时人们只顾着往回拿,庄稼尚在院里垛着,未来得及打下颗粒,谁也怕搜,于是各自搬出两三捆,凑了两马车,让人家拉走,就此了事。至于本村庄稼地里, 也时有丢失,但明目张胆的大肆偷取并不多见。

在这种情形下,最苦了的人家便是“四类分子”,这些人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如果谁敢以身试法,一旦抓着,杀鸡给猴看,只能乖乖地做刀下鸡。

我家自从被换走自留地后,这年的产量不及上年的三分之一,加之小块地被没收,即将面临的下一年,毫无疑问将是饥饿,粮食缺口甚大。母亲忧心忡忡,生怕大妹着急,出去闯祸。

大妹比我小九岁,出生于一九五零年的冬天。在我的后面,母亲曾先后生过两个孩子,都未能养活。四六年抓兵时,父亲躲出去,接着又是土改,索性出了口外。一 直到三年后才回来,有了大妹。她出生后,白白胖胖,模样十分可爱,成为父亲的掌上明珠。我的姥娘,也许出于喜爱过分吧,竟给她起了“丑女”的乳名。

小时候,我也非常爱她,走出走进,经常背在背上。她对我更是十分依恋,整天在我身边纠缠。正是大家的共同宠爱,养成日后特别任性的脾气,凡是都得由着她。随着 年龄的渐渐增长,任性非但没有收敛,野性却在与日俱增,甚至敢于欺负和捉弄同龄的男孩子。一群孩子们一起玩耍时,总是由她做主。这样,泼辣大胆的特点也慢 慢显示出来。父亲去世那两年,我在外面上学,每到秋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们从地里往回拿庄稼,她当然不甘落后,照样去拿,她才不管家里是什么成分呢。生来 行动敏捷,风风火火,头脑精明又多于窍门,干同样的事情,远远超过同龄的男孩子,邻居们一致认为,日后肯定是理家过日子的能手。

这年秋天,队长派工,要她参加秋收,她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为未满十八周岁,不算正式劳力,队长也拿她没有办法。她呢,瞅准机会,便出去干一下。我 和母亲多次制止,她根本不听,总要和别人比。而且,挑选的时间,也多在我们下地后不在家的时候。有一天,吃过晚饭后还没有回来,母亲甚为焦急,几次催我出 去找找,我在附近的街道上转了几圈后,不见她的踪影,只好慢慢等着。突然有一个黑影从身旁快速闪过,肩上扛着一个袋子,约莫是她,不便叫出声来,尾随着匆 匆回到家里。

原来,傍晚的时候,她一个人出到离村四五里远的地方,那里有一片黑豆尚未收割,她向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影,迅速割到一片,然后抱到渠壕里, 用镰把将豆子打下,又趁风扬出,装了满满一面袋扛了回来,足有五十斤。母亲担心地说她:“你也不怕碰上人”!她满不在乎地答道:“这会儿哪有人?看田的人 刚吃过饭,还不到出地的时候,这叫扑灯花贼,最保险”!当然也有不保险的时候。记得有天早上,我刚起来走出院里,她背着牛腰粗一捆谷子,匆匆忙忙进了屋 里。紧接着,治保主任白仲魁气喘吁吁地跟进院来,劈口问我:“丑女哪啦”?我说:“还没起来吧”?“胡扯”,白仲魁仍在喘着气,“眼巴巴瞭见她背了一捆谷 子往回跑,紧追慢追,到你家院子附近不见了,不是她还会有谁”!等他喘过气来,警告似地对我说:“以后管严点,今天是被我看见,要是遇上爱管事的人,够你 一壶喝”。说罢向外走去。回到屋里,正要责备她,她倒先开了口:“我也看见了白仲魁,他这个人,嘴上喊得凶,其实心眼并不坏,抓住了大不过把谷子留下,骂 一顿,也不会汇报大队”。说的也是,当时多数看田的人,普遍持这种态度,即使抓着,只是警告一下,谁也不想扩大事态,摆到桌面上去,大家都一样的穷嘛!难 道看田的人就不偷?

许多年后,当我们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每逢和大妹共同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她还是那么得意地说:“当时名义上是你养活着一家人,实际上全靠了我,要不,真不知道会饿成啥样子”!此话确实不假,我挣的工分很难分到现金,她弄回的粮食却充填了全家人的饥肠!

偷盗,自古以来被人们公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勾当,为大多数人所不齿。但如果人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从自己辛苦耕种的土地上悄悄拿取一些粮食,以维持最 起码的生命运转,算不算贼呢?这个问题只有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们去讨论了,我在这里仅仅是如实地记载下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

五十二

一九六七年,全村共收粮食十八万斤,每个劳动日的分值九厘六,也就是说,劳动一天挣不到一分钱,创下合作化以来的最低纪录。“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 果”,在这个荒村体现为家家皆为欠款户。母亲和我从不缺勤,大妹给队里割草,按定额挣工分,比同龄的女孩子还多,一年下来,全家所挣工日近七百个,总收入 不到七块钱,而粮款则在二百元左右。辛苦一年,非但没有丝毫收入,反倒欠了一屁股债。过去看小说、电影,里面描写的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穷人,给这些人很 低的待遇。而现在的我们,劳动一年还得倒贴,真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该如何体现!各级干部不是常常说,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了么,咋连过去当长工时的日 子都不如?当长工还能按月拿到工钱,我们却是干活一年,反倒欠了大队的粮款。“还不如不干哩”,多数社员这么说,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降到了冰点,派工成了最 头疼的事情。

寒冬的一天,队长来找我,要我赶小平车给各家拉炭。队里曾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四类分子”不准摆弄牲口,除了几个耕种的老把式被特许外,赶 车的人里,从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据说是怕这些人害死牲口,彷佛我们和毛驴结下了几辈子的仇恨。现在,劳动一天不到一分钱,贫下中农不干了,队长只好派 我和黄裕明,真应了那句时髦的话,“我们不干谁干”!

拉炭,并不受苦,却很受罪。每天后半夜两点左右动身,早上到达煤矿,开门后进去装车。村里人大都没钱买大块炭,名为拉炭,实际上都买煤面子,每斤三厘,一 平车拉六七百斤,两元钱上下。无论轮到那家,女人们总是不住地叮嘱,央求给她家多拣点煤块,因此,车上还得备有一只箩筐。到了煤场,力图避开站场人的监视 目光,尽量拣些块状的炭,装在车厢里,上面盖上煤面子。这样一来,耗费的时间自然要多,别的人也是如此。全大队共分六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两辆小平车,冬天 都在拉炭。出发后,形成松散的长龙阵,逶迤前行,有的人与前后相邻的车倌大声说笑着,有的人则蜷缩在车厢里的莜麦秸子上打盹,任由毛驴前行。每天走着重复 的路,毛驴根本不用人去指挥。只有回来的时候,由于装车速度不一,一字长龙阵自动分散成几个小组,我和黄裕明老汉总在最后。

黄裕明是个慢性子的人,大炮打 过来也会照旧不紧不慢,我则是个从来不打牲口的人,落在后面自然是理所当然得了。毛驴彷佛摸到了赶车人的脾气,也总是慢条斯理地走着。每天过磅交款后,顺 沟里向东走不多远,转向南开始爬坡。这是一条又陡又长的坡,足有一里,上坡时,不少人狠劲鞭打毛驴,大声吆喊着,生怕停下来。我则自备了一根绳子,帮着它 拉,毛驴似乎受到了鼓舞,不用鞭打,一样非常卖力。上坡后,把它叫住,歇息一会,我和黄裕明各自点燃烟袋。黄裕明比我父亲的年龄还要大五六岁,为人非常老 实又不爱多说话,只有和我在一起时,才肯多说几句,大概因为两人属于同类,说的不合适也不至于出问题。那天,我们坐下来时,他笑嘻嘻地问道:“那娃,你为 啥不打毛驴?鞭子老在车上插着”。我叹口气说:“大爷,真的是不忍心啊,您看那毛驴,脊梁像刀削过了似的,瘦的皮包骨,的确下不了手。

再说啦,它和咱们一 样,同是受罪的角色,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听我这么一说,他也开了口:“队里分配的饲料,都让饲养员给贪污了,凡当饲养员的人,都和队干部有关系”。 “那是的,这年头人不够吃,贪污牲口一些料,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往往是其他小队的车已经回去很久,我俩才慢悠悠地回来。 不久,他也把鞭子插在车上,任由毛驴掌握着速度。

寒冬时节,旷野里一片灰蒙蒙的景象,路上偶尔有一两棵小树在风里瑟缩着,车子行驶在不平的小路上,不停的颠簸。走得腿酸时,坐一小会儿车,冻得脚疼时,再 下车行走。行走在辽阔的旷野上,常常引起人许多遐想,想起在校时的种种往事。吴殿生、刘德顺等同学,大概都已成家了吧,周同学可能也已结婚,大家都过上了 安宁的生活,一起分配到北票发电厂的马宝田同学不知如今在干什么工作。

这一切都无从知晓。自从回来后,和所有同学停止了通信。三年了,同学们一定都在各自 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只有我,赶着这辆毛驴小车,徜徉在冬日的荒野里。头戴兔皮帽,身穿破皮袄,腰里系一根麻绳,脚蹬毡靴。满脸乌黑,又被汗水冲刷成几个小 小的狭长板块,加上胡子很久未刮,咋一看,足有五十岁,难怪矿上站场的人经常称我“那老汉”。每当这时,自然会想起白乐天的诗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 苍苍十指黑”。假使这时突然遇到往日的同学,哪怕是最熟悉我的崔海瑞,保准不会马上认得出来。

于是,又想起这位亲如兄弟的同学,夏天来信时,说他已经结 婚,女方刚刚从内蒙返回老家,彼此情况很不了解,其父母急着要给女儿找个人家,彩礼要的也少,就这样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下,匆匆成了亲。从以后不断的来信中 得知,他的心情甚是郁闷,和这个女子住在一起,心里老想着昔日的恋人,正所谓同床异梦。后来又发现女方患有抑郁性的神经病,整日不和人说话,木已成舟,只 好将就着过日子了。想过别人以后,又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假使环境稍稍有所好转,能给二弟、三弟娶过媳妇,待我将母亲养老送终以后,独自或许会云游四 方。即或不行,宁可做一名流浪者,也不愿在村里当这种谁都可以指挥的賎奴。

虽然当初判我管制三年,但三年过后,能给摘帽子吗?恐怕没门。村干部中,有些人 恨不得将这顶帽子让我戴进棺材里才高兴呢。人活在世上,总要有点自由才好,“不自由,毋宁死”。但这一切也许只能是个幻想。眼前的社会,户口制度和粮食关 系,早把每个人像铆钉一样,铆在一个点上,想云游四方,岂不是白日做梦!尤其像我这样的賎奴,哪怕出外行乞,也会有人出来过问,“是不是故意给社会主义社 会摸黑”?

后半夜向煤矿方向进发时,车里抱上一抱莜麦秸子,像狗一样蜷缩在里面,多数时候冻得睡不着,便常常仰望着星空。浩渺无垠的太空,永恒的宇宙,几千年不曾有 过大的变化,而我们人类,来到尘世则犹如匆匆过客,几十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想到热衷于争名夺利、你死我活地斗争的人们,到头来又会有什么结局呢?王 侯将相,公子少爷,百年以后同为粪土,先辈们早已做了总结。

的确,人总是要死的,再有权势的人物,再享尽荣华富贵的人,死后不也同归于寂寞吗?古往今来, 曾有多少不可一世的人,后来不也成了朽骨么!进而想到,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的时光,今天你闹我,明天我又闹你,又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大家和和睦睦,友 好相处,彼此心情都痛快些为好。被人陷害者,受尽煎熬,固然很苦;那些处心积虑陷害别人者,整日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又何尝有过片刻的轻松!人啊,作为高 级动物,万物之灵,如果也像其他动物一样,弱肉强食,争斗不已,这世界将是怎样的惨状啊……正是这种种遐想,使我对眼前的生活看得十分淡漠,不幸的遭遇, 也就几十年吧。过后,大家不都一样地化为泥土!

拉炭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三封矿为止。又一年即将过去,新来的春天要和这头毛驴告别了,啊,真心地感谢它!一个冬天还算健康,未给我带来任何麻烦。

五十三

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连续几年没有一点现金分红,粮食本不够吃,谁又敢卖?农民的钱,从来都是靠卖粮或打工挣来的,地里总不会直接长出钞票!但咸盐、煤 油、碱面、毛巾、针头线脑等日用物品谁家能缺!只好寄希望在鸡屁股上。而鸡,每户人家也只喂五六只,再多了喂不好,不给下蛋。一年里,除了二月二,据说是 个咬金咬银的日子,给每个孩子吃一颗鸡蛋,其余都拿去换了咸盐、煤油等物品。

除此之外,便是养一只或两只母兔。到了夏天,只要有草就行,喂大一只卖一只。 我家也是这样,养着五只母鸡和一只母兔。冬天鸡不下蛋,兔子也很难繁殖,简直断了经济来源。为此,只能让母兔在住人的家里下小兔,小崽放在一个纸箱里,就 在炕的角落处。每天定时将大兔捉回,在炕上给小兔喂奶,然后送回窝里,等小兔满月后,稍为长大一点,具备一定的耐寒能力,方才和大兔一起回窝。

这样,寒冬 时节,也可以培养一两窝小兔,够了五斤,便可卖出。只是把家里弄得极不干净,时不时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人穷的没办法时,谁还管它卫生不卫生呢。母亲在乡间 是个很善于节约,又不怕脏和苦的农妇,想方设法也要把日子对付过去,靠养几只兔子,总能把日用的零碎物品及时买上。而那些懒散的人家,连这些收入也得不 到,日子过得更是捉襟见肘。邻居吕成海便是这样,以至于家里几次断炊,向队里借粮。每次只借一丁点,下次分粮时又被扣去,恶性循环,最后开不了锅,气的得 了神经病。

几次发病时,赤条条地睡在街外,大都由我背送回家。他是我的本家四大伯。一次,向队里借粮未果,正好公社书记王成宝来到我村,那天恰好站在大队 部门外,四大爷便把一腔怒火发向这位父母官:“你们给我听着,当年老子打新保安时,冲过一道一道的铁丝网,脚底下踩得都是死人,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哩,到如 今你们坐了天下,咋连肚子也不给填饱?我肏你妈,忘了本的共产党,你们把老子抓起吧,坐法院每天还给吃九两供应粮哩”。公社书记只好默默听着,其后总算又 借给一些粮食。吕成海贫农出身,又是复员军人,能和干部这样叫板,我等“四类分子”,敢这样吗?哪不是故意和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力节省。 母亲常说,过日子要学会瓮口口上打省,每顿做饭时,盛出的面一减再减,从不敢放任孩子们敞开肚皮去吃,大家凑合着,喝个差不多了事,配合着吃些“烩黄 菜”。

关于黄菜,这里简要做一说明。每年深秋,附近靠河的村子开始收菜,主要是茴子白、胡萝卜,大妹领着二弟把人家丢弃的茴子白老边叶和胡萝卜英子背回, 母亲一瓮一瓮地淹起来,叫做黄菜,大概因淹过来变黄的缘故而得名。食用时,再擦点山药蛋丝丝,一起烩熟。虽然不大好吃,也可充饥,冬天里它可以代替野菜。 每次饭菜快尽时,相互招呼着给母亲留点,她总是最后吃,更是吃不饱。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曾写过这样的一首小诗:

些许粗粮果腹难,
半掺糠菜度饥寒。
儿郎吃罢她方食,
锅底残汤只半盘。

如今,当我进入年迈的岁月,每逢重读这首小诗,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尤其在母亲逝世后。那时的日子实在是太苦太苦了啊。生活在农奴制下的中国农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答,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

五十四

生活上的困难,自不必多说,大家都分着一样的口粮,一样的没有钱花。除此而外,我家还有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住处逼仄。一铺炕,六个人挤在一起,随着弟 弟妹妹们渐渐长大,睡觉成了大问题,总是三个人头朝窗户,三个人头朝炕沿,交叉着,翻身都很困难。

刚回村那两年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辛苦一点或许可以再券一 间窑。但那时,一门心思用在多攒粪、把自留地和小块地种好这件事上,力求解决吃不饱的问题。加上日后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弟弟们又小,缺乏 帮手,解决住处便拖延下来。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提到生活的日程上来。本来,冬天要和爷爷一起去住,因为赶车拉炭,每日都是凌晨两点出发,走时还要吃饭,住 到别人院里实在不方便。二弟、三弟合盖一张被子,不愿去爷爷那里,嫌冷。家里那铺炕,人均宽度一尺多一点,实在到了挤不下的程度,解决住处已成为燃眉之 急。

过年后,村里的领导班子重新定了下来,基本还是过去的人马,只增加了一名副大队长李录。新班子上任后,为表明立场坚定,开始对“四类分子”进行严格管 制,不管有事没事,每晚都得集中起来学习,有时竟到十二点左右,业余时间少得可怜。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发动全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母亲所说,一旦行 动起来,二弟、三弟都可派上用场,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在旧窑的西边,有一处空地,归我家所有,因为面积不大,也不算自留地,再券一间窑绰绰有余,考虑再 三,无法解决门窗的资金。券窑,自家可以利用早晚时间备料,但请匠人等工作,又无法支付工钱。

最后决定暂时盖一间很小的茅屋,只要能遮风挡雨,住两个人即 可。这年头,像我们这等人家,根本顾不上什么讲究 。其实,早有此打算,也曾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姥娘,老人家极力支持。他们的院子里,有一棵长了几十年的大榆树,两个人才能合抱得住,由于这棵树的不断滋生, 院子的墙里墙外,又长出不少子孙榆树,其中有五六颗已成大树。每年春天,大舅都要捅树,捅下的枝子,常有胳膊那么粗的,往年都烧了火。自从和姥娘说过后, 凡长的比较顺溜的枝干都留了下来,姥爷还把那些小的细枝,拣出好用的也都捆了起来,准备当栈子用。放柴草的小窑洞里有一个三尺高、二尺宽的旧窗户,一直闲 搁在角落处,姥娘答应给我留着。

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门,正好上年爷爷被遣送回来时,带回一扇新门派上了用场。他们在集宁时,一直租房子住,后来征得房东 的同意,在院子的角落里临时盖了一间小房。上年回来时因舍不得那扇新门,一起带了回来,如今还在元海叔的旧窑里放着。如此一来,只要脱些土坯,拉些泥土回 来,盖一间简陋的小茅屋,基本可以不花一分钱。

开春不久,全家行动起来。每天,只要我把泥和好,二弟和三弟便可脱下土坯。每干一批,抽空砌成墙,很快小房子起工,又盘了一铺炕,炕宽两米,足足可以睡两 个人。剩余的材料,还搭了一间棚子,作为存放柴草处。全部完工后,一家人都很满足。环顾四周,十几户人家,除了元海叔有两间新窑外,根本没有什么新的建 筑,我的伯伯叔叔们全都住着祖上留下的旧窑,我家的茅屋虽不起眼,却是新的。因此,二弟和三弟格外高兴,争着要去试睡几天哩。

茅屋完成不久,村里又给“四类分子”增加了新的苦役,每天一早一晚必须打扫街道。暗自庆幸,多亏动手早,否则的话,还不知要拖延倒何时呢。谢天谢地,从此再不用挤着睡觉了。

五十五

风声越来越紧,附近的村子里也都加强了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早晚打扫街道成了普遍的现象。每天晚上持续不断的学习,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让大家多熬 夜,更加疲乏,从肉体上进行折磨。考虑到爷爷已快七十岁,决心让他先走。其实,他也早有这个打算,只担心走了以后给我带来麻烦。最后在我的极力劝说下,终 于离开老家,又一次奔向内蒙。那里有二叔、三叔,两个年迈老人,晚年到儿子家住,查出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是初春的一个夜晚,公社游斗团押了一批典型的 “四类分子”来我村游斗,在戏台上几次把吕元喜捆得昏死过去,再用凉水浇醒。刘振清老汉则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怎么也弄不醒来,只好交给他的儿子抱 了回去,匆匆宣布散会。后来听说,刘家年老的人都聚在刘振清家里,共同想了许多办法,直到凌晨才慢慢有了些气息,至今还在家中养伤,不能走动。那一晚,爷 爷和我都在台下,老人浑身发抖,幸亏有我在旁扶着,否则他会跌倒在地。爷爷本是胆小怕事之人,尤其怕官,也就是从那晚起,坚定了他要走的念头。而我,估计 迟早会遭受毒打,那样对他的刺激将会更大,还是先走为好。眼不见为净么!

爷爷走后,村干部询问了几次,我告诉他们:“他想我二叔、三叔,一定要去看看,我拦他不住”。“那为啥不请假”?“是吗?我还以为他请了假呢”。他们找不 出更多的理由整治我,只好暂时作罢。我也知道这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三叔的假离婚,爷爷的不告而别,如此藐视干部的行为,迟早要做一清算的。因而,也早有 思想准备。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由他们去吧。

学习会上,每晚指定由我读一段报纸,然后便是抽烟、闲聊。什么时候治保主任通知散会,方才可以离去。遇有治保主任忘了的时候,只好坐到夜深人静,周围没一 点声息时,才敢自行散去。我不喜欢和人们天南地北地闲扯,利用每晚的空余时间,开始整理头脑里的一些想法。换句话说,也就是总结一下回村三年来的思想变 化。

首先,觉得信仰在慢慢摧毁。成年以后,不管别人信不信,我确实是忠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出身不好,但总觉得社会主义 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几乎全部相信报纸上的宣传。及至回到农村,所看到的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田园凋敝,生产落后,人民穷困,甚至比四十年代还要糟糕,公 社化后的农民,简直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可报纸上还在继续做着人民公社无比优越的宣传,于是产生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以往的信仰,像土崖一样,逐渐坍塌、 粉碎,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次,年轻时,像当时大多数同学一样,非常崇拜领袖人物,相信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将会很快地进步,人民一定会过上美满幸福的日子。及至回到农村,亲眼看到 的人们,却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开始怀疑政策是否真的正确。等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切为了领袖,一切以领袖的话为准则, 领袖成了光芒万丈的神圣,到处都在呼喊万岁、万寿无疆、最最最红的红太阳,比封建帝王有过之而不及。记得孟子曾经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到了二十世纪,居然被颠倒为君为贵,民为轻。搞起新的个人迷信,甚至超过封建帝王。这样做,是不是与共和制走得太远了?有时我在暗暗问着自己:“这个社会 里,人民还究竟算不算人”?并且常常怀疑年轻时的盲目崇拜,觉得我们的社会,根本不是一种新的体制,在美丽的言词后面,依然保留着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成 分,某些地方甚至有所发扬光大!

再次,对于当时人们挂在嘴巴上的“革命”一词,我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诠释。一个政权被推翻,另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如果这个新政权比起旧政权的确好得多,认 为它是革命,倒也说得过去。反之,如果这个新政权并不比旧政权好,或者一样,甚至更坏,那就不能叫做革命。所谓革命,亦即改革天命,改革广大人民的命运。 争斗了几十年,换来的却是一个更加贫穷、更加不自由、更加不讲理的社会,这样的革命还有甚么意义?它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简直没有任何分别!

每个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带着吸满一腔的旱烟味,走出那间“四类分子”的专用房屋时,猛吸几口冷气,方才感到一丝畅快,双手摸几下脸颊,两臂向四周 伸展着,头脑终于静了下来。直到这时,早把前几年离开电厂时种种委屈丢弃一旁,有机会重新审视年轻时的许多观点,觉得变化真是太大了。而且,更多的时候, 这种变化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彷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手在暗中推动。三年来,我曾努力抗拒这种推动,效果总是不大,因为它的力量比我大得多。终于有一 天发现了它,这就是社会现实。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切动听的说教,一切华丽的辞藻,一切骗人的把戏,都显得苍白无力,一文不值!

我于是觉悟了,新的思想渐渐滋生出来。在别人看来,也许这不叫新思想,是所谓“反动思想”。有时,自己也觉得奇怪,不免要问:“我真的反动吗”?这问题的 确不好回答,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当革命变成假革命或者伪革命,甚至是暴政的代名词时,与其有着相反的思想者,能叫做“反革命分子”吗?这个问题,只有时 间和历史才有资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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