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六四”二十一年后谈是非

随着岁月流逝，不知还有多少人仍记得那场发生于二十一年前春夏之交的运动，虽然这也许是个永远无法统计的数据，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些人终生会对那年的“六四”运动难以忘怀。

显然我就是那固执地不能忘却那场运动的一员。我之所以如此顽固地记忆过去，除了有作为过来人的伤痛在时时提醒自己外，更多是深感于那是一个民族绕不开的天堑，中国历史要想前行，就不得不面对这道横亘于民族转型路上的沟壑。

人类已有记载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历史之所以有其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皆因在历史面前任何人为逃避终将成为徒劳，并且那些试图躲开历史正义的努力终将受到历史加倍的惩罚与嘲弄。

对于八九年春夏那场以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为核心的运动，在时过二十一年后，我们再回首检示，会发现那些官方主导的话语定论，虽然在一段时期让一些国人乃至世界一些政要听信，然而历史已经一再用各种事实对此作出否定，用不断的灾难来提醒、管教着这片土地上丧失记忆的人们。

二十一年来，作为镇压那场运动的官方，坚持不懈地向世人陈述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证明着镇压正确”的逻辑。当然从短期与局部只着眼于经济指标与外在物质的状况而论，中国经济二十一年来的确处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是否就可以成为当年镇压正确的反向证明？对此至少有几点是值得商讨的：其一、镇压是否是带来后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个结论只能建立于不镇压就会社会动荡，经济就不能发展的假设上。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只有不可逆转的事实，所以任何假设是不能作为历史证据的。就此而言，中国二十一年来的发展与那场镇压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没有人能证明它们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其二、中国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镇压之前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对于当时的社会基础而言也是相当高的，尤其当时切实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比后来二十一年还要大，这应该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的普遍认识。这就说明八十年代没有那场镇压前中国经济发展就很好，也就是说那场镇压之前中国已经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航程。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后来的镇压并非是开启后来发展的始因；其三、八九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纷纷解体，许多国家没有通过镇压来维持所谓的稳定以延续固有的统治，而之后二十一年中这些解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改善程度很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没有经过镇压而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人民普遍不会对过去有留念，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获得解放的心情迎接着未来。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人民还普遍对过去的制度有不堪回首之感，经民意调查，绝大多数人认同社会的转型而厌弃曾经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中国所谓繁荣强大的发展之路并非是历史唯一的选项，也无事实说明是好的选项，因为其他国家的选项给他国的人民带来的是全新的解放，而中国充其量也只是取得物质上局部暂时的改善。

在承认二十一年来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的前提下，我们不仅难以找到镇压与发展的逻辑必然，而且从今天能看到的事实显示，这二十一年的所谓发展本身也是存在严重问题，而今天不得不让我们对此进行重新检讨的。二十一年来，仅仅从短期局部的物质状况来看，的确社会大多数人有改善与提高之感，但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全局性发展与子孙后代福祉而言，中国过往这二十一年的发展应有几方面已经为世人所广泛诟病的：其一、从纯粹自然的角度而言，二十一年来的发展成果无法弥补其造成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破坏的损失，即发展收益不能抵偿发展付出的成本，从经济学收益与投入来讲，这二十一年来发展是赔本的发展，付出大于收益。对此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只要睁眼看看自然破坏，环境污染，疾病肆虐，气候异常，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变得不宜人居的现实，就应该不会再怀疑这种发展付出的惨重代价；其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二十一年来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出现社会整体性撕裂状况，形成社群的对立甚至仇恨，给社会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埋下了深层的危机；其三、从维系人类的价值体系来看，二十一年来人类固有价值与行为规范被颠覆，社会出现整体性溃败，绝望情绪与末世情结弥漫，人们生活的意趣丧失，人类福祉倾覆。当一个时代人们除了物质都丧失了精神的追求与志趣时，这个社会就丧失了人的基本意义。这个社会的所谓发展就是最失败的！因此带给人类的灾难就是最深重的！

对于过往二十一年发展给这个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结论，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大量不可回避的事实对此已经作出一再的证明。我们权且不论前面已经提到的因环境破坏而出现洪涝与干旱交互袭击这个民族，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因气候、水流与土地遭受污染而使大批人中毒得病等等看似自然实则非自然的问题，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就能看到近年来中国社会接连发生的危及社会存续的灾难：如食品医疗上危害数以千万计人生命的毒奶粉、毒大米、毒疫苗等等；如建筑工程上夺去大批人生命的豆腐渣学校、豆腐渣桥梁、豆腐渣大坝等等；如工作劳动上带着血腥的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等等。还有在发展旗号下的企业转制、工人下岗，在城镇化建设下的强征强拆，以及民办教师辞退、复转军人无业等等问题。

这些每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的灾难，如果还不能让人信服这所谓的发展存在的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社会每年三千万计的上访群体，让人不禁要问：从古至今，乃至从中至外，人类历史上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制造出过如此多的访民？这些身负冤屈（至少他们自己都相信受到某种难以接受的冤屈）而难以伸张的人们，他们控诉着这片土地的不平！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要制造出这么多的含冤受屈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社会有什么福祉可言？发展的速度与所谓的崛起究竟有什么意义？法制与和谐究竟能体现在哪里？

在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下，如果说某些坚持认为发展总需要一些人付出成本，总有少数人要作出牺牲的观点仍然有市场，那么中国的受益的多数究竟在哪里？如何能避免多数被分割成少数而蚕食侵害？

记得今年以来国内媒体曾报道过两件事：其一、安徽省芜湖市法官宿舍镜泉公寓面临强拆，小区住户的法官们不得不集体向镜湖区法院提起了诉讼，在难以得到解决情况下而法官们被迫成为上访者；其二、贵州省遵义市驻京办主任，一个原本主要负责帮地方政府截访的官员，竟然被逼上访十二年，也讨不回公道。可见那些秉持发展将伤害少数人的观点者，没有料到法官与截访的官员最后都会沦为被侵害的少数，进而成为上访群体的部分。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看似在发展旗号下不得不侵害到少数，而事实只要有产生侵害的机制，最后社会中谁都可能会成为被侵害的少数。所以《河殇》中“当一个国家法律不能保护普通公民时，也同样不能保护其国家主席”的警言，值得这个民族铭记！也因此那些发展需要少数人作出牺牲的论调应该停止，因为那少数会随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

更为让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警醒的是，2010年3月以来中国社会接连发生的多起恶性屠童事件，这事实是深刻而猛烈地昭示出了中国社会整体性的深重危机，力证出中国二十一年来畸形发展将这个民族带进的深重灾难。

对反人性的罪恶的屠童事件，我们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问题是谴责，仅仅谴责能解决问题吗？能避免再次屠童惨案的发生吗？只有找出屠童惨案深刻的社会根由，才能从根基上来消除屠童惨案再次发生的可能。

由今天披露的有关信息来看，导致中国社会屠童惨案频发的深刻根由应该是社会绝望，是社会怨情累积而无处宣泄的毁灭性暴发，它深刻证明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尤其以表面的维稳为最高原则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失败！说明从八九年那场屠杀之后，社会丧失正义，民族丧失底线，国家丧失疏导民怨的渠道，整个社会在沉默与癫狂中追求着物资，社会各种矛盾在枪炮的高压下被暂时掩盖，最终社会被扭曲，人性被阉割，反人性、反人类的报复性叛逆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瘟疫暴发，灾难就以其最刺激神经、最刺痛人心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

从二十一年前那场因正义诉求而招致当局的屠杀，到今天这种普通民众对无辜孩童的屠杀，这些惨案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其实在其背后却隐藏着许多相通的方面：其一、受害者都是以无辜孩子为主，只是当年死的主要是大学生，而今天死的主要是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其二、实施屠杀方都自认有迫不得已的缘由，即宣称都是被逼的；其三、制造惨案方都是缺乏对生命的起码敬畏，而在惨案发生后社会对此的冷漠与逃避，没有引起全民足够深刻的反省与警醒，也同样显示着整个社会对生命敬畏意识的缺失，对社会底线捍卫的乏力；其四、当年八九因寻求正义表达而遭杀戮，而二十一年后因社会积怨太深且缺失疏导而导致杀戮，根基还是社会没有了表达宣泄机制、没有了和平协调化解问题的机制，进而最终导致暴力惨案。

常识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完全孤立与纯粹偶然的事，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万事皆有其内在的逻辑与演进的轨迹。二十一年前那场屠杀究竟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屠童惨案有着怎么的关系，这是值得任何对这个民族有份责任与关怀的人深刻反省、追索的。我只是深感于中国社会自八九年之后正义日益丧失，民族整体性溃败如江河日下，而导致这种全局性社会价值颠覆，做人底线失守的悲剧，显然与那场屠杀及其之后将全民导向物质追求有着不可撇清的关系。而这种社会性的溃败，也正是铺设起今日发生疯狂屠童悲剧的基石。

二十一年来，我实在无意要耿耿于当年的情事纠葛，更不愿沉浸于那份痛苦追思中，然而个体情感的出离，是否就能逃脱历史逻辑的劫数？这恐怕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主观意愿而能定的。人类历史赖以延续的根基是社会的正义，任何时代只要违背了社会正义，最后灾难就必将临到他们头上。这就是天道昭昭！

当此“六四”二十一年来临之际，以此感怀，谨为祭奠！

2010年5月底于北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