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六四”屠杀后遗症(图)

(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看中国2017年5月31日讯】今年是1989年“六四”屠杀28周年。对于那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八九”反腐爱国民主运动，多年来各界探讨已经很多，而对于“六四”屠杀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远伤痛，留下的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却诊疗研讨得不够。随着岁月的流逝，“六四”屠杀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后遗症已日益显露，正以铁的事实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不治愈这个伤口，中华民族无法跨入现代文明的门槛，无法摆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困境，并且还将拖累、毒化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对于“六四”屠杀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后遗症，近年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学者进行过一些诊断探讨。如中国大陆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2015年5月31日发表了《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一文，说“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共识破裂，政改葬送；党在法上，监督缺失；腐败升级，权力失范；信仰破灭，道德沦丧；失信于民，社会撕裂；暴力维稳，有权任性。而旅美经济学家、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2016年6月13日发表的《邓小平的滑铁卢和八九后遗症》，归纳了“六四镇压竖起了共产党阵营的墓碑；邓小平的自毁和自救；权贵资本主义”三方面为“八九后遗症”。

这些从民族历史命运角度对“六四”屠杀后遗症的探讨，为解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演化密码提供着参照。在“六四”28周年来临之际，作为当年那场屠杀的幸存者与备受几十年来煎熬的亲历者，深感到那场屠杀给这个民族留下了四方面后遗症。

一、价值腐朽化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八九”反腐爱国民主运动，主要诉求是“反腐败，要民主，争人权”，集中反映的是对人类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普世文明价值的向往与追求，所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真善美、责任、奉献等等精神，所代表的是进步向上的正能量，是推动时代走向文明的高贵品质。

然而，这种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价值追求，却招致残酷屠杀，以致从此后这些文明的价值概念成为中国当局的禁忌，甚至成为官方拿来衡量某人是否同情与支持自由化的标尺。这些凝聚着人类文明结晶的价值理念，不仅在“六四”屠杀后很长时间的各种宣传媒体上销声匿迹，还成为各种文件、官媒批判的靶子。

中国社会整个固有文明价值体系，在血腥中经过官僚集团为掩盖罪恶而精心策划与刻意诱导，直至“率先垂范”的努力，而出现了全方位系统性的崩溃，导致是非混淆、善恶倒置、真伪易位、美丑互换。人类有史以来所摸索凝聚起的公平、正义、良善等等价值完全成为嘲讽的对象与弱势、无能、无力的代称，而厚黑、强暴、恶毒等等成为膜拜的偶像与强势、有能、成功的标榜。

如此，人类历史上一再摒弃、警惕的假恶丑、暴奸阴等等腐朽没落肮脏的价值理念沉渣泛起，成为追捧对象，登堂入室，占居时代主流，主导国人行止。社会泛滥起笑贫不笑娼、嫌学而羡贪、崇暴而抑善、赛黑而斥良等等逆人类主流文明而行的腐朽大潮，颠覆着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体系。直至今日，这股逆流吞噬了整个民族。

二、公权黑帮化

马列主义乌托邦鼓动下的共产革命来到人间所建立的极权政体，是在精神上的谎言造神与制度上的恐怖统治下维系运转，而“六四”屠杀将虚幻的谎言彻底摧毁，击溃了民众乃至统治集团那原本脆弱的精神信仰，于是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统治。这个完全丧失了精神支撑的统治集团，能够维系团伙的纽带就是世俗的利益，于是统治集团就形成了以权力分配为势力范围的权力割据利益分享机制，进而演化成不同派系与团伙，出现极其黑暗罪恶的公权黑帮化。

公权黑帮化集中表现于：在权力的宗旨上，完全蜕变成了为权力拥有者谋取利益，即公权私有化与私用化，这与结帮成伙形成力量而打家劫舍或占山为王一致；在权力谋取利益的手段上，完全抛开法制与伦理，击破人类一切价值约束底线，沿袭其抢夺政权的不择手段，所以极其残酷血腥，集结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罪恶的成分；在权力后果上，因为统治集团自知自身完全丧失法理与道德的正当性，所以没有希望与未来，于是出现极其短视的疯狂掠夺与竭泽而渔（如强征强拆、破坏性开发与开发性破坏、暴力维稳、封网禁言等等），并且急速将掠夺来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这与黑帮急于销赃雷同。这种谋私、血腥与销赃，当然是典型的黑帮本质表现。

“六四”屠杀后，中国公权力完全撕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面纱，演化成帮派林立、占权谋私、权力割据的黑帮化。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运动，所查处的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等，无不注解着这种公权黑帮化现实。事实证明，中国自“六四”屠杀后，国家无论是权与利，已经被各个帮派团伙分割殆尽。

三、社会冷血化

“八九”民主运动是爱国热血青年为社会承担责任而起来反腐败、争民主，却遭到了当局的武力镇压。“六四”屠杀后当局恐惧民间任何联系，进而禁止高校的各种社团、沙龙，甚至连讲座都不允许，也一再重拳打击民间一切公益自发组织的活动（如环保组织、艾滋病关怀团体等等），残酷镇压那些寻求关爱温暖的信教组织（如基督教、法轮功等等），极力将社会分割成互不联系的沙粒与碎片，并且在各种宣传教育中淡化人的关爱，鼓动人与人的竞争与仇恨，将人情渲染成纯粹的利害关系，从而使社会日益陷入冷漠自私之中，人与人日益沦为隔离孤独状态，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变得日益冷血、暴戾。

“六四”屠杀后中国社会整体性的冷漠达到了令世界震惊的地步。不仅屡屡发生那种路人倒毙无人管、街头有难无人问的状况，而且多次出现屠杀孩童（如袭击幼儿园）的惨烈冷血事件。至今这个社会的冷血随处可见，就是街头问个路，都不易得到一个认真而无偿的回答。中华五千年文明引以为傲的热情侠义助人品性荡然无存，当年“八九”那种为民族呐喊而不惜牺牲的热血激情完全被屠杀而冰藏。

四、教育非人化

“六四”屠杀后中国当局总结经验，居然将教育培养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当作动乱之源，于是整个教育转向非人化，具体表现于：教育行业从育人到谋利，公然教育产业化，使学生承担沉重的教育经费，压得学生及其家庭无法喘息，使学生及其家庭惫于奔命，急于赚钱还债，无暇顾及社会正义、人间道义，将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教育理念上，灌输攀比竞争，通过无休无止的各种应试，将人变成考试机器，抹杀掉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养成；教育系统性地充当起权力驯化的工具，通过各种政治教化，将人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完全臣服于权力的顺民。“六四”屠杀后，中国这些从形式到内容的教育转变，完全背弃了教育培养健全人格的宗旨，而极力将人非人化。教育事关一个民族兴亡之本，中国“六四”屠杀后的非人化教育已经将这个民族推向毁灭之途，必须马上悬崖勒马，否则定会万劫不复。

“六四”屠杀给这个民族的遗祸当然很多，而要想医治却极为艰难。章立凡先生预言需通过150年到200年才能治愈，然而那是从现在开始治疗算起，而问题是至今中国并未开启这个治疗历程，却仍然狂奔在继续加深加重这后遗症的邪路上，那么何日治愈就更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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