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救性回忆让“六四”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

“六四”21周年纪念日前夕，以一种颇受震撼的心境，我通读了许允仁《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文。在这篇用对话体写成的长文中，许允仁以参与者的直接的集体记忆作为基础，对影响了当代中国命运的“六四”事件，作了全面和深入的解读。

今年的纪念日的情形，似乎和去年（包括往年）略有不同，也许是因为21周年不像20周年那样是一个整数的纪念日；也许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现实影响力的递减，往年“六四”纪念日前，围绕着强制遗忘和纪念控诉，在政府和相关人士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今年似乎稍有缓解。“六四”作为现实政治事件敏感性的减弱，恰恰为它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整个民族清晰的文化记忆提供了某种契机和可能。

正如许允仁指出的，“六四”是中国当代史上特别重大的事件，理性客观地梳理“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将为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提供钥匙，相反，通过强迫遗忘，将“六四”事件屏蔽在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外，将阻止当代中国人的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精神的生长。

但是，所有了解心理症患者的人格特征的人都知道，遗忘是一种由于创伤导致的强迫性的心理机制。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心理症患者并非是自己想要遗忘，而是不得不遗忘，因为，他没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去直面自己所遭遇的创伤，一旦让如此惨痛的创伤性经历进入自己明亮的意识，他的整个人格就会分裂和崩溃。

所以，心理症患者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强迫性地切除了有可能摧毁自己完整人格的创伤性体验。然而，就如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这些被强迫遗忘的创伤体验，并没有真的完全从心灵中消失，它只是被自我从意识的领域压抑到潜意识的领域。而正是这种强迫性的遗忘，在压抑住危险的心理能量，防止其冲毁自我的人格的同时，也使这些心理能量死死地偏执在已被压入潜意识的创伤性体验上。这样自我的人格也就失去了开放地吸纳新的经验，从而使自己不断生长的能力。

“六四”对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对执政党来说，就是这么一种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危机的创伤性体验。我们看到，执政党以一种完全类似于心理症的焦虑与恐惧，压抑着一切关于“六四”的回忆和言说，因为，一旦让它们进入意识，那么，党的意识形态：党对自己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的解释，就会全面崩溃。另外，我们看到，执政党在竭力阻止关于“六四”的一切进入社会意识的同时，它自己的全部心理能量却死死地执着在“六四”的经验上。

正是由于害怕党国会在像“六四”一样形成了广场效应的群众运动中解体，执政党以一种神经质的方式，致力于将一切自由的表达和自由的结社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样，也是“六四”的经验，使党不再相信任何自由的对话，而是完全依凭一种单边的暴力强制来维系社会秩序。“六四”使党失去了在学习自由和民主中成长的能力，在精神上变得越来越神经过敏和越来越没有能力接受和面对真实。而党的心理症的加剧，又导致了被它完全操控的整个社会的全面的精神危机。

那么，如何才能治愈由于“六四”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呢？我们知道，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就是，让心理症患者通过回忆，将以往被压入潜意识的体验，重新回到明亮的意识之中，以此同时，原先执着于创伤性体验的心理能量也就会解脱出来。

但是，回忆又不是简单的记忆，假如仅仅只是让原先的创伤性体验，原封不动地进入意识之中，那么，创伤还是创伤，自我的人格就依然还是无法接纳它。一种真正具有疗救性的回忆是，它在保留了过去的创伤性体验的全部现象的同时，又赋予这些现象某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将过去无法接受的事实和价值纳入一个新的人格之中。

许允仁《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文中对“六四”的解读，正是这种带有疗救性的回忆的尝试。“六四”悲剧的发生，是由于各种价值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引起的。但是，这种尖锐的冲突是在1980年代的情形下，是基于当时朝野双方（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的理解形成的。20多年之后，许允仁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政治经验下，对导致“六四”悲剧的价值冲突，在一种新的视域下加以重新领会。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文章采取了对话体的形式，整个文章首先通过直接经历过事件的X、Y、H三人关于“六四”的起因、过程和特征的交谈作为辅垫，接着主要是在Y和X的争论中层层展开。

在我看来，Y代表了现实政治的逻辑，代表了手握权柄的执政者所必须捍卫的那些价值，以及从这一视域中所看到的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的客观的因果联系；而X则试图守卫人性的和精神的价值，特别作为它们在政治领域体现的宪政民主主义的价值观。

在Y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现实政治的逻辑，在1980年代末的特定情形下，究竟是如何转变为（或者说沦落为）威权政治的逻辑，最后导致了武力镇压的发生。通过Y，文章没有简单地站在抗议者的立场上，以道德主义的方式，控诉执政者的杀人之罪，而是揭示出了“六四” 镇压复杂的内涵和后果。指出了“六四” 镇压，在终止了部分前瞻者的严肃的政治民主化要求的同时，也终止群众运动中的革命激情，它是极权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通过Y的论述，文章揭示出了某些长期以来，站在情感主义立场上的控诉者所不愿意去深究的真实。他坦率地揭示出，从现实政治的逻辑来看，在“六四” 事件中，有些地方邓小平比赵紫阳有着更深沉的和更冷静的洞察力。他指出了赵紫阳提出的“权威主义”，绝不可能通过自由对话的方式让人民自动接受。

许允仁评论道：“历史的吊诡在于，赵紫阳所倡导的“权威主义”，恰恰是在他自己被罢免，他所竭力阻止的开枪镇压发生之后，才真正地确立起来。正是通过向亿万人民展示了自己敢于杀人的坚定的统治意志，邓小平和共产党才借助恐惧的力量，再次重建起自己在10年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运动中被逐渐削弱和瓦解的政治权威……”

接着文章又通过X揭示了长期以来被执政者所遮蔽的那些真实，即由于接受了威权体制，整个民族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许允仁通过X评论道：

“六四镇压和此后的清洗运动，是党对它感到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民族所作的一次阉割手术，整个民族中在精神上最敏感、最活跃、最倔犟、最不安分的部分被割除了，抛弃在荒野中，而留下来的失去了精神的肉身，则开始痴肥地长膘。”

“回顾现代政治史，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极权主义政党征服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多少年就会来一次的一系列阉割手术中的最近的一次。从反右的“敌前总指挥”，到“六四”镇压和清洗的主导者，可以说，在邓小平丰富复杂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就是从事这样的阉割手术的，胆大心细，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他能够精准地辨别出为了保持党对整个民族的有效控制，它的机体上的哪些部分必须割除，哪些组织则可以保留，然后，抓住有利时机，冷静果断地加以快速割除。”

文章的最后，作者还引用了德国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锡皮鼓》中所创造的奥斯卡这个象征。许允仁指出，由于“六四”镇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重伤巨创，这个民族20年前在“六四”的枪声中，像奥斯卡一样在精神上突然停止了生长。

记得卡尔•雅士贝尔斯说过，真理是分崩离析的。通过3个当事者的祛除了任何禁忌和压抑的自由争辩，作者试图向我们展示“六四”事件中的分崩离析的真实。通过带有疗救性的回忆，许允仁希望将导致“六四”悲剧的各种价值之间的尖锐冲突，以一种无蔽的方式，重新引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希望在一种理性和真诚的争辩中，这些冲突中的价值能够找到各自的边界和在现实中的共处之道，从而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重新恢复自由的生长。

我们无法精确地判断，作者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文，无疑是众多谈论和评价“六四”的文章中，内容最为丰富和深邃的文本之一。它包含了“六四” 事件的全部要素。通过对这些对话的阅读，不仅仅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走进当前这种被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威权模式，同时，还可以感受到一种能够启示我们走出这种模式，从“六四”的创伤和执着中解脱出来的精神力量。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九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