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1週年紀念日前夕，以一種頗受震撼的心境，我通讀了許允仁《中華民族的高峰體驗和創傷記憶》一文。在這篇用對話體寫成的長文中，許允仁以參與者的直接的集體記憶作為基礎，對影響了當代中國命運的「六四」事件，作了全面和深入的解讀。
今年的紀念日的情形，似乎和去年（包括往年）略有不同，也許是因為21週年不像20週年那樣是一個整數的紀念日；也許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作為一個政治事件的現實影響力的遞減，往年「六四」紀念日前，圍繞著強制遺忘和紀念控訴，在政府和相關人士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今年似乎稍有緩解。「六四」作為現實政治事件敏感性的減弱，恰恰為它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進入整個民族清晰的文化記憶提供了某種契機和可能。
正如許允仁指出的，「六四」是中國當代史上特別重大的事件，理性客觀地梳理「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將為深入理解當代中國的各種經濟、政治和文化現象提供鑰匙，相反，通過強迫遺忘，將「六四」事件屏蔽在整個民族的文化記憶之外，將阻止當代中國人的清醒的自我意識的形成和精神的生長。
但是，所有瞭解心理症患者的人格特徵的人都知道，遺忘是一種由於創傷導致的強迫性的心理機制。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心理症患者並非是自己想要遺忘，而是不得不遺忘，因為，他沒有足夠強大的精神力量去直面自己所遭遇的創傷，一旦讓如此慘痛的創傷性經歷進入自己明亮的意識，他的整個人格就會分裂和崩潰。
所以，心理症患者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強迫性地切除了有可能摧毀自己完整人格的創傷性體驗。然而，就如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那樣，這些被強迫遺忘的創傷體驗，並沒有真的完全從心靈中消失，它只是被自我從意識的領域壓抑到潛意識的領域。而正是這種強迫性的遺忘，在壓抑住危險的心理能量，防止其沖毀自我的人格的同時，也使這些心理能量死死地偏執在已被壓入潛意識的創傷性體驗上。這樣自我的人格也就失去了開放地吸納新的經驗，從而使自己不斷生長的能力。
「六四」對整個中華民族，包括對執政黨來說，就是這麼一種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危機的創傷性體驗。我們看到，執政黨以一種完全類似於心理症的焦慮與恐懼，壓抑著一切關於「六四」的回憶和言說，因為，一旦讓它們進入意識，那麼，黨的意識形態：黨對自己是什麼，世界是什麼的解釋，就會全面崩潰。另外，我們看到，執政黨在竭力阻止關於「六四」的一切進入社會意識的同時，它自己的全部心理能量卻死死地執著在「六四」的經驗上。
正是由於害怕黨國會在像「六四」一樣形成了廣場效應的群眾運動中解體，執政黨以一種神經質的方式，致力於將一切自由的表達和自由的結社消滅在萌芽狀態，同樣，也是「六四」的經驗，使黨不再相信任何自由的對話，而是完全依憑一種單邊的暴力強制來維繫社會秩序。「六四」使黨失去了在學習自由和民主中成長的能力，在精神上變得越來越神經過敏和越來越沒有能力接受和面對真實。而黨的心理症的加劇，又導致了被它完全操控的整個社會的全面的精神危機。
那麼，如何才能治癒由於「六四」事件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創傷呢？我們知道，精神分析的治療方法就是，讓心理症患者通過回憶，將以往被壓入潛意識的體驗，重新回到明亮的意識之中，以此同時，原先執著於創傷性體驗的心理能量也就會解脫出來。
但是，回憶又不是簡單的記憶，假如僅僅只是讓原先的創傷性體驗，原封不動地進入意識之中，那麼，創傷還是創傷，自我的人格就依然還是無法接納它。一種真正具有療救性的回憶是，它在保留了過去的創傷性體驗的全部現象的同時，又賦予這些現象某種新的理解，這種理解能將過去無法接受的事實和價值納入一個新的人格之中。
許允仁《高峰體驗和創傷記憶》一文中對「六四」的解讀，正是這種帶有療救性的回憶的嘗試。「六四」悲劇的發生，是由於各種價值之間無法調和的衝突引起的。但是，這種尖銳的衝突是在1980年代的情形下，是基於當時朝野雙方（執政者和知識份子）的理解形成的。20多年之後，許允仁試圖在更為廣闊的知識背景和政治經驗下，對導致「六四」悲劇的價值衝突，在一種新的視域下加以重新領會。
也許，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文章採取了對話體的形式，整個文章首先通過直接經歷過事件的X、Y、H三人關於「六四」的起因、過程和特徵的交談作為輔墊，接著主要是在Y和X的爭論中層層展開。
在我看來，Y代表了現實政治的邏輯，代表了手握權柄的執政者所必須捍衛的那些價值，以及從這一視域中所看到的各種政治現象之間的客觀的因果聯繫；而X則試圖守衛人性的和精神的價值，特別作為它們在政治領域體現的憲政民主主義的價值觀。
在Y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了，現實政治的邏輯，在1980年代末的特定情形下，究竟是如何轉變為（或者說淪落為）威權政治的邏輯，最後導致了武力鎮壓的發生。通過Y，文章沒有簡單地站在抗議者的立場上，以道德主義的方式，控訴執政者的殺人之罪，而是揭示出了「六四」 鎮壓複雜的內涵和後果。指出了「六四」 鎮壓，在終止了部分前瞻者的嚴肅的政治民主化要求的同時，也終止群眾運動中的革命激情，它是極權體制向威權體制轉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通過Y的論述，文章揭示出了某些長期以來，站在情感主義立場上的控訴者所不願意去深究的真實。他坦率地揭示出，從現實政治的邏輯來看，在「六四」 事件中，有些地方鄧小平比趙紫陽有著更深沉的和更冷靜的洞察力。他指出了趙紫陽提出的「權威主義」，絕不可能通過自由對話的方式讓人民自動接受。
許允仁評論道：「歷史的弔詭在於，趙紫陽所倡導的「權威主義」，恰恰是在他自己被罷免，他所竭力阻止的開槍鎮壓發生之後，才真正地確立起來。正是通過向億萬人民展示了自己敢於殺人的堅定的統治意志，鄧小平和共產黨才藉助恐懼的力量，再次重建起自己在10年的改革開放和自由化運動中被逐漸削弱和瓦解的政治權威……」
接著文章又通過X揭示了長期以來被執政者所遮蔽的那些真實，即由於接受了威權體制，整個民族所付出的慘痛代價。許允仁通過X評論道：
「六四鎮壓和此後的清洗運動，是黨對它感到越來越難以駕馭的民族所作的一次閹割手術，整個民族中在精神上最敏感、最活躍、最倔犟、最不安分的部分被割除了，拋棄在荒野中，而留下來的失去了精神的肉身，則開始痴肥地長膘。」
「回顧現代政治史，我們看到，這是這個極權主義政黨征服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多少年就會來一次的一系列閹割手術中的最近的一次。從反右的「敵前總指揮」，到「六四」鎮壓和清洗的主導者，可以說，在鄧小平豐富複雜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就是從事這樣的閹割手術的，膽大心細，技藝高超的外科醫生，他能夠精準地辨別出為了保持黨對整個民族的有效控制，它的機體上的哪些部分必須割除，哪些組織則可以保留，然後，抓住有利時機，冷靜果斷地加以快速割除。」
文章的最後，作者還引用了德國作家，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在《錫皮鼓》中所創造的奧斯卡這個象徵。許允仁指出，由於「六四」鎮壓給中華民族帶來的重傷巨創，這個民族20年前在「六四」的槍聲中，像奧斯卡一樣在精神上突然停止了生長。
記得卡爾•雅士貝爾斯說過，真理是分崩離析的。通過3個當事者的祛除了任何禁忌和壓抑的自由爭辯，作者試圖向我們展示「六四」事件中的分崩離析的真實。通過帶有療救性的回憶，許允仁希望將導致「六四」悲劇的各種價值之間的尖銳衝突，以一種無蔽的方式，重新引入到我們的意識之中。並且希望在一種理性和真誠的爭辯中，這些衝突中的價值能夠找到各自的邊界和在現實中的共處之道，從而使中華民族在精神上重新恢復自由的生長。
我們無法精確地判斷，作者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華民族的高峰體驗和創傷記憶》一文，無疑是眾多談論和評價「六四」的文章中，內容最為豐富和深邃的文本之一。它包含了「六四」 事件的全部要素。通過對這些對話的閱讀，不僅僅能更好地理解，我們為什麼會走進當前這種被稱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威權模式，同時，還可以感受到一種能夠啟示我們走出這種模式，從「六四」的創傷和執著中解脫出來的精神力量。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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