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现代科学称之为宇宙全息律。如果一朵花中就有一个世界，一粒沙中便有一个天国，那么一首诗、一幅画中是否就有一个乾坤，一部戏剧、一首乐曲中是否就有一个宇宙呢？或许，我们这个宇宙本是一幅长卷，或者一首交响乐，而天地万物之生息繁衍只在于造物主的一笔一划，古今万事之起落往来也无非是大穹交响乐中的一串串音符。万物由何而生，万事又为何而来，身在这无涯的历史长卷中的一切生命皆无从知晓，唯有这幅长卷的作者——大穹的造物主才能尽晓一切前因与后果。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太宗被外国尊称为“天可汗”，当时的中国，非但国力与影响力达到了巅峰，而且艺术上也进入了全盛时期。敦煌艺术的盛衰与中国艺术的整体大环境是同步的，都是在唐代达到鼎盛，此后就走向衰退。
大唐盛世的艺术极其繁荣，虽说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谢阿蛮的凌波舞早已失传，然而从流传后世的艺术作品中看，杜甫的诗、韩愈的文章、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画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后世遂有“杜诗韩文”之称。被苏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文坛领袖韩愈主张文以贯道。从文学史来看，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先锋，以思想史观之，又开了“文以载道”之先河。
以艺术境界观之，杜诗韩文，可谓“一诗一世界，一文一天国”，而颜书吴画，又何尝不是“一字一世界，一画一天国”？后世所说的“文以载道”，载的无非是孔孟儒家之道，即宋、明所谓的“道学”。然而儒家学说也无非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若尽斥百家为“异端”，独尊孔孟为“道学”，何异于“用管窥天，用锥指地”？释迦牟尼曾经手握一把泥土对众弟子说，自己所说的佛法就如同手中的这把泥土，而没有说的佛法则犹如大地。若言儒教之外无天道，佛教之外无佛法，其人与坐井观天何异？只是盗名以欺世罢了。
韩愈是文人，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无轻视之意。这种文人的自大心理，到了儒家占据绝对话语权的宋明时代又发展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文人来说，文以载道当然是不错的。然而“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又岂无“巫医乐师百工之道”？其道又何逊于舞文弄墨之道哉？杜甫、韩愈固然以诗文载道，孙思邈、吴道子、李龟年、谢阿蛮、公孙大娘诸人又岂不是以医载道，以画载道，以乐载道，以舞载道，以剑载道？是道平等，无有高下。文道本身并不高于舞乐医剑诸道，只在乎各人于其道中成就之高下而已。
诗文书画者，物也；道者，性也。诗文也好，剑画也好，都是器物，是形而下者，是“道”之载体。而“道”则是宇宙的特性，是形而上者，是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本。古希腊大哲柏拉图认为，我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是“现象世界”，这个现象世界中所存在的一切无时不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释迦牟尼佛也持类似的观点，所谓“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者是也。
对此现代科学也已经认识到了，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即使是在人类的肉眼看来历经千年而不变的希腊大理石神庙，也在不断的风化之中，坍塌只是迟早的事。只是这个过程对人类来说非常缓慢，用人的感官无法去察觉而已。如果有人能够从这个现象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在一个时间比我们这个空间要慢得多的时空中来看，那么他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中生生灭灭的万物如同“梦幻泡影”，我们平常所执著的万事好似过眼烟云，“如露亦如电”。
没有任何人能够从我们这个“现象世界”中解脱出来，没有任何科技手段可以让我们摆脱流变无常的这一切，回到柏拉图所说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或者是宗教中所提到的天国世界，除非我们通过修炼得以成就佛家所说的“正果”，或者如道家所说的那样“返本归真”，那就是修道的过程了。
当然日本派了许多“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大唐的文化，因此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凡有高超的专门技能者，无论其身在何种行业，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尊敬，与中国自宋代以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主流社会观念大相径庭。当今日本能够以科技立国，能够不断自主创新，而中国却只能成为复制和抄袭的大国，与此不无关系。毕竟在一个忽视专业技能，视之为“奇技淫巧”的国度，一个让国民只会埋头读教科书，背诵语录的国家是难以推陈出新，发前人未有之论，行前人未走之路的。
大家知道在日本有剑道、花道、茶道、柔道、空手道、合气道等等，什么都是道，就连修习技能的场所也被称之为“道场”。这本是传自中国的文化，即术以贯道，物以载道。相传为弥勒转世的布袋和尚诗曰：“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对于心中有道之人来说，人生不处不是道场，世间无物不可载道。对于农民来说，农田即是道场；对于工匠来说，工房即是道场；对于文人来说，书斋即是道场；对于画家来说，画室即是道场；对于官吏来说，衙门即是道场；即使对于武士来说，战场也是道场。
既然文以载道，那么无论是杜诗还是韩文都是作者内心之道的流露，是杜甫之道、韩愈之道的载体。杜诗韩文你得承认都是物吧，那就说明先有道，后有物。道在物先，理在气先。先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后有形而下者谓之物。这也就证明柏拉图是对的，唯物主义论是错的。
杜甫的每一首诗都是不同的，韩愈的每一篇文章也是不同的，可是他们内心的道却没有变。可见同一个道可以生出形式各异的不同之物。若说“一诗一世界”，则《蜀相》与《登楼》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却都出自杜甫心中之道；若谓“一文一天国”，则《师说》与《原毁》为两个不同之天国，却都出自韩愈心中之道。其物虽异，其道一也。
然而李白、王维之诗与杜甫风格迥异，苏轼、苏辙之文与韩愈截然不同。可见同为大诗人，李白、王维之道与杜甫之道异趣；同为大文豪，苏轼、苏辙之道与韩愈之道有别。每个诗人、文豪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因此读其诗也，可知其人也，观其文也，可窥其道也。然而比起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来，李白与杜甫、韩愈与苏轼之间风格之差异就显得很小了。东西方文化可谓是泾渭分明，无论表现在音乐、绘画、文学、服饰还是建筑式样上，那巨大的差异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你绝对不可能把罗马误认为京都。
以绘画艺术为例，西方的绘画重写实，中国的国画重传神。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都是画中绝品，可是二者的绘画风格却截然不同，可见中国画之“道”与西洋画之“道”是大相径庭的，生成东方文化之“道”与生成西方文化之“道”也是风格迥异的。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包括人类本身果真如各民族古老相传中所说的那样是由神所创造出来的，那么创造东方民族和东方文化的神怎么可能和创造西方民族和西方文化的神是同一个神呢？正如达芬奇再怎么也画不出《送子天王图》来，那是由他自身的风格所决定的，再往高了说是由他的生命特点，他的“道”所决定的。同样，无论吴道子怎么画，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超越他本人的“道”。每个艺术家自身的“道”决定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创世纪也好，造人类也好，对神来说，可能就像创作一幅艺术作品一样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创世造人的神都是一位大艺术家，然而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风格，那也是由他们自身的“道”所决定的，就如人间的吴道子与达芬奇。
哲学家们认为宇宙中必定有一个终极的理念，也可称之为最高的道。那么为何东西方各种宗教对神的认识，对神之道的认识大相径庭，又为何神所创造的不同人种和文化之间存在着那么巨大的差异呢？那只能用苏东坡的一首诗来解释，那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古到今，东西方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信仰的差异和对宇宙之道认识的差异，说到底还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个宇宙的终极理念，也就是万道之源、万法之法的“庐山真面目”究竟隐藏在何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我本人来说，是在《转法轮》一书中得以一窥“庐山真面目”的，这也是我在作文中许多灵感的来源。
201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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