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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溃败是怎么发生的

2010-04-10 04:31 作者:陈行之 桌面版 正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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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格是撕裂的,善良与邪恶,正直正派与奸诈虚伪,积德行善与缺德作恶,狂躁暴烈与中庸平和,利他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奴颜婢膝与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截然对立的品性,往往纠缠在同一个灵魂之中,出现了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有人用“社会溃败”来形容,我认为是准确的。

“社会溃败”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社会失去正义的品格,政治成为少数人的游戏,经济被强势集团垄断和掠夺,民众失去选择和发展的自由。在社会层面,真善美被欺凌和侮辱,只能躲藏在一隅可怜地悲泣,假恶丑却甚嚣尘上,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

人们稚嫩的心灵失去了最后的庇护所,被风霜雨雪摧残和蹂躏,活着已经成为极为劳累的事情,有人干脆以杀人和自杀的方式来寻求解脱,没有勇气寻求解脱的人则苟延残喘,不得不把缺德和不义,作为维护生存的手段,……

到处都是喧嚣,到处都是愤懑,到处都是哀吟,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啊!



最近,党和国家喉舌、肩负意识形态宣传职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两个惊人消息:中国每年流入各大饭店、餐馆的地沟油,达300万吨之多!我们平时作为奢侈行为的家庭和朋友聚餐,实际上是在兴高采烈地吃比砒霜还要毒百倍的东西;前几天,福建省一个凶犯,挥刀杀死8个无辜小学生,再一次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提醒我们,以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为标识的社会溃败,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有学者痛心疾首:“中国已经国之不国了!”

一个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猖獗的腐败?为什么政府肆无忌弹地拆除民众房屋而无人能够问责?无人能够阻止?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什么蔓延着如此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

从来被认为勤劳善良、朴素正直的中国人民,为什么竟然如同日本皇军所言“良心大大地坏了”?某些方面甚至把“缺德”和“残忍”发展到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极致?

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啦?

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规律,或者说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人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的有毒因素,认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造就了特殊的国民,人格“撕裂”是国民对生存条件做出的被动适应;还有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少中间等级,很难建立起健全的人文环境,等等。

或许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

必须正视,就“撕裂”程度而言,1949年至今凡六十年,毫无疑问是历史最严重时期,即使在黑暗年代,也没有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

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溃败,是“辉煌六十年”之结果——这种溃败与传统社会文化无干,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你就会从典籍和民俗中,感受到宽容、善良和美好;这些东西如此集中地在一个地域、一个历史时期爆发,成为社会显态,必定有这个社会独有的原因。

现在我们就把表面看不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






六十年来,执政者就像周期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一个劲儿折腾,没有一刻停歇过,从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规模“工商业改造”运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六十年代“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到19八九年以极端方式平息“天XX事件”……

有心人做过统计,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单是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多达一百余次,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宣传为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搞这些政治运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亡党亡国”……

凡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宣传全部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谎言!恰恰是这些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持续地制造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六十年来,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娃娃,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谎言裹挟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被浸泡到了虚假的政治液体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掠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民脂民膏就在权力者的“为人民服务”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高调喧嚷中,被抽取为少数人的财富。

——巨大的社会不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种种极端的形式显现。

你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网络舆情,就会发现,人们对意识形态谎言遮蔽下的社会罪恶,已经忍无可忍,谴责声讨,铺天盖地,但是,改变什么了吗?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民的血汗只是一种廉价的润滑油,只能使它复杂的结构更加坚固,运转得更加顺滑。

看一下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的〖人民日报〗,你就会知道,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喧嚷,包藏着多少谎言,多少无知,多少狂妄!

就是这份〖人民日报〗,大跃进时期,不是曾经有粮食亩产1万斤的报道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曾经刊载过很多“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闻照片吗?不是曾经用通栏标题,向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民通告,“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吗?

就是这份〖人民日报〗,不是曾经把企业改制导致无数工人顷刻间成为无产者,说成“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吗?不是还在想方设法遮掩权力资本,用黑社会方式疯狂掠夺土地、强拆民众房屋,造成的一系列血腥罪行吗?

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针对苏联社会说过这样一句令人警醒的话:谎言是这个国家的支柱。

索尔任尼琴说的难道只是苏联吗?不,他概括的是所有不正派国家,概括所有国家权力并非来自人民用普选的方式授予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被庞大特殊利益集团挟持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失去民间社会、人民作为个体,直接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威胁和辖制的国家。

我不愿意说我的祖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但是,从〖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六十年所作所为来看,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说谎是被国家操纵的所有宣传机器的本能,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全部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

这就是说,政府与民众始终在用两套话语进行观念表达:一种是政府通过它所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制造并不存在的“第二种现实”,它强大而专横,人作为个体根本无法抗拒,你只能违心地承认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安全;另一种是民众在至爱亲朋中、在日记里、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观感。

——这两套话语体系,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兼容,甚至可以说处在尖锐对立状态。有人说:“如果政府出面辟谣说某件事没有发生,我就会认为那件事确实发生了。”还有人说:“〖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正是这种不兼容和对立的鲜明写照。

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乃至于社会全面溃败,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不信?那就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数据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数据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它只存在于民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我这里列出的,就是从网上信手拈来的几组数据,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联。

其一,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GDP的比重,欧美国家达到55%,南美国家达到38%,非洲国家达到20%,而我们中国是8%。中国人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第159位,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甚至排在32个非洲国家之后。

其二,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与之相对比,日本的基尼指数为0.25,欧洲为0.32,印度为0.33。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以每天消费1美元极度贫困线标准衡量,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人口的15%;如果按联合国新的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1.25美元(相当于人民币9元)计算中国尚有贫困人口2.5亿,实际上,中国2亿人平均每天消费仅为0.42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美元(即14元人民币左右)的贫困人口,达到4.3亿,占全国人口的32%。

其三,2009年中国政府税收,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纳税18461元。

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等各种形式收费,汲取不少于60000亿的民间财富,两者相加达到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奉献超过9230元,以每户平均4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奉献36923元。

其四,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超过90%)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中国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到20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中国有1310000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其五,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其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其七,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豪达到24万人,这些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

其八,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握60%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控全国41.4%的财富。

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两组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富人,在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贫富差距和全世界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

我列举这些数据只是想告诉读者,所有这些真正“关乎人民福祉”、“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骇人听闻的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予以披露,国家有关机构也不会在〖人民日报〗正面回应以正视听,中央电视台、政府更不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回旋在我们耳畔的全部是关于“盛世”、“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喧嚷,这样,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屁民”,也就根本无法判断上述数据是真是假,多少真多少假,我们只能从现实对比中检验它们——很不幸,直觉总是提示我们:这些数据很可能是真实的。

政府之所以不对它做正面回应,实在是因为它对于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不方便……国家感觉不方便的东西,能公开谈论吗?当然不能。

现在我可以把前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了: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社会溃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既不是改变外部世界,也不是推进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要改变人性。”(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人性被改变、被摧毁的地方,兽性必然趁虚而入,我们用一个甲子的时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果。

孙立平先生最近有《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一文(请读者务必阅读全文,网上找得到),很让人警醒。下面我引述先生一段话,来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了结——

“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

“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还要说什么吗?我觉得不需要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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