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运动浮夸造假盛行，“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住一位小姑娘
2008年是我国“大跃进”运动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那场运动曾经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了让人们了解历史，记住历史，记住教训，现在就把我在“大跃进”运动中亲眼目睹的几件奇闻怪事记录下来。我所记录的这几件事情，有些可能具有共性，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有些则可能是我们那个地方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创举”。
我所记录的这几件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老家四川省盐亭县毛公乡。这是一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山区。半个世纪前的1958年，“大跃进”的狂风也毫不留情地刮到了这个穷乡僻壤。就在“大跃进”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发生在我们村的几件荒唐事。也许是因为这些事情过于荒唐，所以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印象。直到如今，这些事情仍然历历在目，丝毫也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有所淡化。
匪夷所思的“化肥提炼”
1958年秋冬季节的一天，我看到一位被社员们称作“范同志”的公社干部带着我们村的几个农民，挨家挨户地进出于我们村的每一个农户家庭。他们每进入一户农家，就径直来到其摆放马桶的那块地方。其中一个人用自带的锄头把摆放马桶那块地方的泥土挖开，另一个中年妇女立即用手抓起一小撮刚挖开的泥土放到自己的口里慢慢地咀嚼、品尝。吐出口中的泥土后对其他人说道：“有，含量还不少”。然后又进入另一户农家，再重复同样的动作。就这样，他们把全村所有农户家里摆放马桶那块地方的泥土都翻了个遍、尝了个遍。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几个人到底在干啥，我对他们的离奇举动感到莫名其妙、迷惑不解。
几天之后，这邦人又拿起锄头、背上背篼，把全村每个农户家里摆放马桶那块地方的泥土统统挖起来，背到村边一块平地上集中在一起。并在那里一溜排开安起了十口大铁锅，然后把这些挖过来的泥土放到大铁锅里，加上水用大火没日没夜地熬。直到这时，我才从人们的口中得知，说要从这些泥土中熬出“化肥”来。那位“范同志”一直在现场督阵，公社的许书记隔三岔五地也会到现场来察看一番，并不时地向范同志了解询问一些情况。
也不知熬了多少天，一堆堆小山一样的木材被烧成了碳木灰，碳木灰也渐渐地堆积成了小山；有越来越多的铁锅已被烧坏。不但“化肥”没有熬出来，人也都变得一个个灰头土脸、精疲力竭。最后大家都垂头尚气地散了伙，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熬过的泥土、一堆堆烧出的碳木灰和一片狼藉。
这就是“大跃进”期间，我们公社的某些干部搞出来的“化肥提炼”闹剧。他们当时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来提炼化肥，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直到1992年我才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1992年夏天我回老家探亲，在县城无意间遇上了“大跃进”期间在我们那里担任公社副书记的许某某。我特地向他问起当年在我们村搞的那个从泥土中熬制“化肥”的事情，问他当时搞这个事情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路。这时的许某某已经退休在家，所以显得比在职时要超脱。他毫无保留地向我解释了他们当时提出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
他说，那时我们头脑发热，想当然地把一些事物的表面现象毫无科学根据地加以联系，没有经过科学试验和可行性论证，就在实际工作中随便加以推行。他说，当时我们那个地方经常使用的一种化肥名叫“尿素”。这种化肥是一种白色颗粒状物质，外观有点像盐。它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当时我们那些公社干部谁也搞不清楚，就想当然地以为尿素可能是从尿里面提炼出来的。农村人都知道，尿是一种很好的肥料。当人们在地上撒一泡尿，等尿干了以后，地面上就会呈现出一层薄薄的白色东西。根据这一现象，我们那些公社干部就想当然地以为那层白色的东西可能就是尿中的精华。只要把这种尿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它很可能就是“尿素”或者类似于尿素一类的化肥。他接着说，当地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木制马桶，它用于夜间人们解小便。往木桶里解小便就难免有尿液溅到地上。天长日久，摆放马桶那块地方的泥土就会是经过尿液长期浸泡过的。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从这样的泥土中大概可以提炼出大量的像尿素一样的化肥来。
我又问他，既然已经认定只有摆放马桶那块地方的泥土才可能熬制出“化肥”来，而且实际上挖取的也全是这些地方的泥土。那么就应该直接挖取那些泥土就行了，为什么还非得要找人去把那些地方的泥土统统品尝一遍，这不是有意在作践别人吗？再说了，那位鉴定泥土的妇女，她作结论的根据是什么？而其它人又凭什么要相信她所作的结论？许某某说，品尝泥土这一过程确是没有必要，但他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样一个过程，也不知道是谁布置的。我告诉许某某说，当年品尝泥土的那位中年妇女是一个地主婆，不久以后她就和当地其它一些农民一样被饿死了。当时为什么要把鉴别泥土的任务交给一个地主婆来干，这到底是出于对她的信任还是故意要作践她？如果说不是出于对她的信任，那为什么要把这件关系到化肥生产成败的关键性任务交给她来干；如果说不是在故意作践她，那为什么要把这项谁都不愿干的事情交给她来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们这类人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更没有不执行上级命令的资格。
我们村的“化肥提炼”试验不但没有生产出“化肥”来，而且还给我们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就是使我们村的树木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再加上当时公共食堂生火煮饭和遍地开花的“小高炉”炼铁，基本上烧光了我们那个山区所有的林木。因为我们那里的“小高炉”炼铁用的是木炭。在1958年实行公社化以前，我们那里漫山遍野都长满了参天大树。实行公社化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青山就变成了荒山。当时的“小高炉”、“小化肥”和集体食堂在烧光了我们村山上的建材林以后，人们又开始砍伐生长在山脚地带、田坎沟壑以及庄稼地里的桑树林。桑树是极具经济价值的经济林，桑叶主要用于养蚕。据历史记载，盐亭县是嫘祖的故乡。嫘祖是我国历史上养蚕巢丝的发明人。所以作为嫘祖后裔的盐亭人民世世代代都保持着种桑养蚕的优良传统。然而，这种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竟然被五十年前那场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给刮断了。
异想天开的“压苗助长”
1958年冬季寒假期间，我在我们生产队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我亲眼看到一个千古奇观：许多农民正在用石碾碾压小麦地里的麦苗。用来碾压麦苗的石碾呈圆柱形，其直径大约在二十厘米左右，长度大约有一米开外。一个石碾由两个主要劳动力拉动。农村所谓的“主要劳动力”指的是成年男性农民。所有的麦苗必须碾压一遍，不得遗漏，也不能重复碾压。被碾压的麦苗大约有两三寸高，石碾压过之后，麦苗纷纷匍伏在地面上。
我对碾压麦苗的举动难以理解。根据常识，任何一种农作物在其生长期都不能够受到践踏和摧残，这样它才能够茁壮成长，才不至于影响其收成。用石碾碾压麦苗，不但会直接影响麦苗的生长，而且还会把本来疏松的麦地压得更加板结。于是我向那些拉动石碾碾压麦苗的农民们请教。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谁都说不清楚碾压麦苗到底有什么好处，反正是干部们叫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这些农民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都是传统农业的种田好手，有些年长的农民已经具有几十年的种田经验。碾压麦苗这样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后来我又就碾压麦苗的原因请教了一些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他们说，这是公社布置下来的。根据公社干部的解释，说只要能够将麦苗分叉，就能够增加小麦的产量。他们的理由是：一株照常规生长的麦苗，它就只能长出一根麦秆，一根麦秆就只能结出一只麦穗。但是如果能够将麦苗分叉，那么一株麦苗断裂分叉之后就会长出两根麦秆，两根麦秆就会结出两只麦穗。这样小麦的产量就会提高一倍。
那么怎样才能使麦苗分叉呢？最后他们就“发明”了用石碾碾压的方法。他们认为，在对麦苗进行碾压时，应该是恰到好处。碾压不能太轻，不然不能促使麦苗分叉；但碾压又不能太重，不然会把麦苗压坏。最后根据麦苗分叉“技术”发明人的意图就专门制作出了上述那种石碾。在对麦苗进行碾压的时候，石碾不能用牛拉，因为牛会把麦苗踩坏，所以只能用人来拉。但一个人又拉不动，于是每个石碾就配上两个人来拉。
我们村1958年冬天那一季的麦苗，在经过了碾压之后，并没有像“压苗助长”的发明人所想象的那样每株麦苗都分出叉来，每株麦苗也没有长出两根麦秆来，更没有长出两支麦穗来。到了1959年夏天麦子成熟以后，麦子反而还明显地减了产。所以，“压苗助长”法在1958年推行了一季之后就不了了之、烟消云散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及此事。
人们都知道，历史上出了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每当后人们看到揠苗助长的典故时，都会把它当成一个笑料。平心而论，“大跃进”期间我们公社搞的那个“压苗助长”或者说“压苗增产”的方法和历史上的揠苗助长故事比起来，显得更为可笑。因为揠苗助长用的是向上“拔”的方法，这与禾苗生长的方向是一致的，这种荒唐的做法也合乎他那荒唐的逻辑。而1958年我们公社搞的那种“压苗助长”法，采用的却是把禾苗向下压的方法，这与禾苗生长的方向是相反的，这种荒唐的做法连荒唐的逻辑都没有。这就显得更加愚蠢、更加可笑了。
非常可惜的是，我虽然弄清了“压苗助长”发明者们的真实意图和基本思路，但我却一直没有搞清楚这项“技术”的发明人到底是谁。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搞清楚发明人的地位，才可以知道到底在多大的范围里实行了“压苗助长”办法。如果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公社的干部发明的，那么推行这种方法的范围可能就会仅仅限于我们公社。如果是更高一级的干部发明了这种方法，而我们公社的干部们只是在执行上级领导的旨意，那么推行这种方法的范围就会更大。由于我当时生活所及的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我们公社，所以“压苗增产”这种现象我也只是在我们公社看到过，至于我们公社以外的其它地方是否也推行过这种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荒唐可笑的“蒸汽疗法”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那里就严重缺粮。由于缺粮，很多社员出现浮肿病。浮肿病人多了，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上级开始治疗浮肿病。当时治疗浮肿病的办法，就是把村里的浮肿病人集中到一个地方，一是给以免除参加生产劳动的优待，二是每人每天多配发一块用黄豆粉做成的类似于窝窝头一样的东西，三是让浮肿病人轮流蹲在一个特制的大蒸笼里用蒸气熏蒸。这种“蒸气疗法”及其特别，人蹲在蒸笼里，锅里的水是绝对不能烧开的，只能烧到锅里的水刚刚有热气冒出为度。被“蒸”的人，都会大汗淋漓。每个人一般“蒸”半小时左右，然后再轮换。
直到现在，我也未能解开“蒸气疗法”的谜底。这种“蒸气疗法”到底是谁发明的？他们提出这样的治疗方法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思路？他们的依据到底是什么？“蒸气疗法”对于治疗浮肿病人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至今都让我感到非常地困惑。从给浮肿病人配发黄豆粉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上级实际上是知道浮肿病是因营养缺乏所致。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采取增加粮食供应、增加营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非要独出心裁地去搞那种莫名其妙的“蒸气疗法”呢？1959年我们村浮肿病人的集中地就在我们生产队那个四合院的背后，我所亲眼看到的在那里接受过“蒸气疗法”的浮肿病人，最终基本上都没有能够从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
上述三件事情是我在“大跃进”期间亲眼目睹的荒唐现象。其实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发生的荒唐事件还有很多，只不过，这几件事情实在荒唐得有些离奇，所以我才觉得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根据我的了解，“蒸气疗法”这种事情，并不只是我们那个公社才有的现象，在四川省的其它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过。但“化肥提炼”和“压苗助长”这两种愚蠢的做法，除了在我们公社亲眼目睹之外，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其它地方也有这类现象。这很可能是我们那个偏僻山区里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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