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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报纸算出日本侵华日期战略大师蒋百里

 2010-01-29 21:5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1937年八一三战事起来后,蒋百里正处于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期。当时部队撤离上海,他也到了南京。蒋介石一见面就急切地问,此次中日战争,英美会否卷入漩涡?蒋百里答,可能,也许是时间问题。又问,如果英美卷入,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呢?蒋百里郑重回答,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二三十年内,西方各国最后是不会失败的(陶菊隐《蒋百里传》163页,中华书局)。

蒋百里这个大方向的判断,对蒋先生大战略的拟定,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幕僚参赞戎机,在于以宏观的眼光,对全局战略实施大处着眼的把握。

这在当时,要做出如此的判断,委实并非易事。首先要对各国政体的优势具有人文尖端的认识,而这在当时,相当一些人士还处于懵里懵懂状态;其次要对各国武器、战力、军队训练、精神状态的细微差别体察入微;再次还须对时代潮流有清醒的洞察。也即作如此判断的人,一者必须见多识广,二者尚需对人文、科技等的情势有所综合把握。

蒋先生如此问询蒋百里,说明蒋先生的内心,也是忐忑游移不大吃得准的。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很多汉奸集团急迫倒向日本,除了利令智昏,其心理背景就是他们的判断错误。抗战初期,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战事的进展,种种事实,还并不足以支持蒋百里的判断,因为一直到抗战末期,日本还打到贵州独山,企图包围陪都重庆;而麦克阿瑟将军在丹巴受挫时,竟创造了美军历史上将士被俘的最高纪录……

所以做出蒋百里式的判断,不特需要眼光,还需要胆量,甚至措词——时间与范畴的限制词。自然,最后的结局,与其判断丝毫不差。

曹聚仁记蒋百里。说是1932年2月1日。他和蒋百里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喝茶。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他就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以后,即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怎么得知的呢?他并无内部消息或其它特殊途径。他指着他正看的报纸上的一条电讯,那简短的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7日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

曹聚仁吃惊不小,因为7号早上,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先生不由得对蒋百里的高明赞叹不已(2007年四月由三联书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遗稿,《采访外记》222~225页)。

依照一条寻常新闻,推断日本即将出兵,这是判断的第一环节,下此判断,必须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有深入了解;他又从运输、交通、运量,推断出发来军队的数量,这是第二环节,这要求对当时军队的后勤补给有深入体察,怪不得曹聚仁要由衷佩服了。蒋百里对部属或参谋常说要增加常识的涵养和保有量,参谋学的根本真意在哪里?也可说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常识非常重要,它是分析判断的材料库,也是养成识别眼光的大本营。

蒋百里不幸于抗战初发期间病逝,此前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也颇值得参考——因为蒋介石后来的作为天衣无缝地吻合其判断的轨辙。他说,全国的大军人,我几乎无一不认识。论到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我觉得在全国人物中,无有能出蒋(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今后就要看他对全局的规划怎么样了……尤其是成功者容易为自己的成功历史所支配,蒋氏以黄埔建军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黄埔生用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我便很为他担心(曹聚仁《采访外记》223页)。

蒋百里生于浙江海宁,少年时期读《普天忠愤集》,竟痛苦难遏,以致哭出声来。他到桐乡拜访亲友,认识了县令方雨亭,方氏是方声洞、方声涛之父。方先生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蒋百里祖父建有“别下斋”藏书楼,积书达10万余册。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入学第二年创办《浙江潮》,鼓吹*革命。1906年,赵尔巽视蒋百里为特异人才,聘其为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参与筹建新军,那时他才24岁。张作霖等因地方观念对其排挤,蒋百里遂赴德国学习军事,曾在兴登堡将军麾下任连长,受其揄扬而声名大噪。

曹聚仁以为蒋百里本人很像达·芬奇,是那种根本意义上的才华横溢,“百里先生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物,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初在北京发起成立,他们认为文学绝非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最早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也有蒋百里在其中。

他因蔡锷之介,结识梁启超,他不但做无数大人物的军事幕僚,也做大文人的幕僚。曾随梁启超访欧,成为梁氏得力助手,号称智囊。梁启超做了段祺瑞的财政总长,1918年底,作欧洲大陆壮游,他带着政、经、军事方面的随员,有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刘崇杰等。这是梁氏初次到欧,仿佛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他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艺术无一不感到惊奇,他懂得日文,但于西文则是门外汉,蒋百里擅长日、德文字,通英法文,梁氏依之如左右手。次年回国,着有《欧洲文艺复兴史》约5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5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只好单独成书,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该书导言尝谓:“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见,二曰世界之发见……”不管是军事的谋略贡献,还是文艺的参酌见解,均可谓大气郁勃,1938年蒋百里病逝后,章士钊挽诗有云:“……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以酸腐来概括蒋百里精神事功,这个论调不大沾边。也可见章氏小人作风的根深蒂固了。

蒋百里去世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说:“军事委员会顾问兼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方震,精研兵法,著述众富。比年入参戎幕,谟擘画,多所匡扶。方冀培育英才,用纾国难,不幸积劳病逝,轸悼良深。应于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特别强调他参与戎幕这个关键。他曾先后被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军政首脑聘为参谋长或顾问。被誉为军事思想家和军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兵学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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