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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報紙算出日本侵華日期戰略大師蔣百裡

2010-01-29 21:56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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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百裡

1937年八一三戰事起來後,蔣百裡正處於代理陸軍大學校長時期。當時部隊撤離上海,他也到了南京。蔣介石一見面就急切地問,此次中日戰爭,英美會否捲入漩渦?蔣百裡答,可能,也許是時間問題。又問,如果英美捲入,最後勝利究竟屬誰呢?蔣百裡鄭重回答,不敢說得太遠,在最近二三十年內,西方各國最後是不會失敗的(陶菊隱《蔣百裡傳》163頁,中華書局)。

蔣百裡這個大方向的判斷,對蔣先生大戰略的擬定,無疑具有深刻的影響。幕僚參贊戎機,在於以宏觀的眼光,對全局戰略實施大處著眼的把握。

這在當時,要做出如此的判斷,委實並非易事。首先要對各國政體的優勢具有人文尖端的認識,而這在當時,相當一些人士還處於懵裡懵懂狀態;其次要對各國武器、戰力、軍隊訓練、精神狀態的細微差別體察入微;再次還須對時代潮流有清醒的洞察。也即作如此判斷的人,一者必須見多識廣,二者尚需對人文、科技等的情勢有所綜合把握。

蔣先生如此問詢蔣百裡,說明蔣先生的內心,也是忐忑游移不大吃得准的。

事實也是如此,當時很多漢奸集團急迫倒向日本,除了利令智昏,其心理背景就是他們的判斷錯誤。抗戰初期,以及太平洋戰爭初期,戰事的進展,種種事實,還並不足以支持蔣百裡的判斷,因為一直到抗戰末期,日本還打到貴州獨山,企圖包圍陪都重慶;而麥克阿瑟將軍在丹巴受挫時,竟創造了美軍歷史上將士被俘的最高記錄……

所以做出蔣百裡式的判斷,不特需要眼光,還需要膽量,甚至措詞——時間與範疇的限制詞。自然,最後的結局,與其判斷絲毫不差。

曹聚仁記蔣百裡。說是1932年2月1日。他和蔣百裡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廳喝茶。蔣百裡手持一張上海《每日新聞》。他就對曹聚仁等人說,六天以後,即7日早晨,日軍要有一個師團到達上海。怎麼得知的呢?他並無內部消息或其它特殊途徑。他指著他正看的報紙上的一條電訊,那簡短的電訊說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昨天晉謁天皇。蔣百裡說這就是報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運輸能力,以及由長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計7日早上,可運來一個師團。

曹聚仁吃驚不小,因為7號早上,日軍的第九師團,果然到了上海,參加作戰了。曹先生不由得對蔣百裡的高明讚嘆不已(2007年四月由三聯書店首次刊行的曹聚仁遺稿,《採訪外記》222~225頁)。

依照一條尋常新聞,推斷日本即將出兵,這是判斷的第一環節,下此判斷,必須對日本戰時行政體制有深入瞭解;他又從運輸、交通、運量,推斷出發來軍隊的數量,這是第二環節,這要求對當時軍隊的後勤補給有深入體察,怪不得曹聚仁要由衷佩服了。蔣百裡對部屬或參謀常說要增加常識的涵養和保有量,參謀學的根本真意在哪裡?也可說卑之無甚高論,就是常識非常重要,它是分析判斷的材料庫,也是養成識別眼光的大本營。

蔣百裡不幸於抗戰初發期間病逝,此前他對蔣介石的看法也頗值得參考——因為蔣介石後來的作為天衣無縫地吻合其判斷的軌轍。他說,全國的大軍人,我幾乎無一不認識。論到緊要關頭,快刀斬亂麻,當機立斷,我覺得在全國人物中,無有能出蔣(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絕非偶然,今後就要看他對全局的規劃怎麼樣了……尤其是成功者容易為自己的成功歷史所支配,蔣氏以黃埔建軍得到北伐成功的,假使他用黃埔生用到超過了他們的能力,我便很為他擔心(曹聚仁《採訪外記》223頁)。

蔣百裡生於浙江海寧,少年時期讀《普天忠憤集》,竟痛苦難遏,以致哭出聲來。他到桐鄉拜訪親友,認識了縣令方雨亭,方氏是方聲洞、方聲濤之父。方先生對他的文章大加讚賞。蔣百裡祖父建有「別下齋」藏書樓,積書達10萬餘冊。1901年,蔣百裡東渡扶桑,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蔡鍔、張孝準被譽為「中國士官三傑」。入學第二年創辦《浙江潮》,鼓吹*革命。1906年,趙爾巽視蔣百裡為特異人才,聘其為東三省督練公所總參議,參與籌建新軍,那時他才24歲。張作霖等因地方觀念對其排擠,蔣百裡遂赴德國學習軍事,曾在興登堡將軍麾下任連長,受其揄揚而聲名大噪。

曹聚仁以為蔣百裡本人很像達·芬奇,是那種根本意義上的才華橫溢,「百裡先生也正是這樣一種人物,一生既為軍事學家,又為政論家,也擅長文史研究,詩詞都不錯,字也寫得很好,說話滔滔不絕,風趣橫溢」。

現代文學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初在北京發起成立,他們認為文學絕非消遣品,也反對把文學作為個人發泄牢騷的工具,主張文學為人生。最早發起人有鄭振鐸、瀋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耿濟之、郭紹虞、周作人、孫伏園、朱希祖、瞿世英……也有蔣百裡在其中。

他因蔡鍔之介,結識梁啟超,他不但做無數大人物的軍事幕僚,也做大文人的幕僚。曾隨梁啟超訪歐,成為梁氏得力助手,號稱智囊。梁啟超做了段祺瑞的財政總長,1918年底,作歐洲大陸壯游,他帶著政、經、軍事方面的隨員,有蔣百裡、丁文江、張君勱、劉崇傑等。這是梁氏初次到歐,彷彿劉姥姥初進大觀園,他對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藝術無一不感到驚奇,他懂得日文,但於西文則是門外漢,蔣百裡擅長日、德文字,通英法文,梁氏依之如左右手。次年回國,著有《歐洲文藝復興史》約5萬言,由梁啟超作序。梁下筆不能自製,一篇序言竟也寫了5萬字,與原書字數相等。只好單獨成書,就是《清代學術概論》,反過來又請蔣百裡為該書作了序言。這一文壇趣事雖不能說是絕後,卻屬空前未有。

該書導言嘗謂:「文藝復興,實為人類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萬卉齊開……綜合其繁變紛紜之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曰人之發見,二曰世界之發見……」不管是軍事的謀略貢獻,還是文藝的參酌見解,均可謂大氣鬱勃,1938年蔣百裡病逝後,章士釗輓詩有云:「……談兵稍帶儒酸氣,入世偏留狷介風。名近士元身得老,論同景略遇終窮。」以酸腐來概括蔣百裡精神事功,這個論調不大沾邊。也可見章氏小人作風的根深蒂固了。

蔣百裡去世後,國民政府的褒揚令說:「軍事委員會顧問兼代理陸軍大學校長蔣方震,精研兵法,著述眾富。比年入參戎幕,謨擘畫,多所匡扶。方冀培育英才,用紓國難,不幸積勞病逝,軫悼良深。應於特令褒揚,追贈陸軍上將。」特別強調他參與戎幕這個關鍵。他曾先後被段祺瑞、袁世凱、黎元洪、吳佩孚、孫傳芳、唐生智、蔣介石等軍政首腦聘為參謀長或顧問。被譽為軍事思想家和軍史學家、軍事戰略家、兵學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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