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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2009-12-31 21:49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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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人”用他们特定的语言,以他们特有的心态,述说着过去的经历。其诙谐、恬淡、嘲讽、批判,在流露出举重若轻意味的同时让人不难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一份沉重。这里选录的若干片断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这是一部以干校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实录体专着。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不乏社会学、史料学方面的意义,是一代人血泪、生命与灵魂的记录。

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

刚下去时,钱锺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着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老是49年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不多久,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一起又搬来东岳,住在老乡家。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

1971年初,干校搬到明港军营。专搞清查“5•16”的运动,盖的房子、仓库都交给公社了。到明港已没有生产任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军营,连长指导员们住一间小房,就是连部。算是宽敞的。大部分“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

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余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那时过的几乎是禁欲式的生活。但人的七情六欲是无法监禁的。有的单身男女不愿禁欲。外面高粱地,也是一个幽会点。

栾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文革”中,时兴的是听报告,报告不计其数,但记得清的有那么几次。1969年下半年,我们中科院跟别的单位到西郊白石桥“首体”听谢富治的报告。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又是军人。传达内容是林彪的“一号指令”。讲目前中苏形势紧张。苏联的导弹,核弹很厉害。谢富治的原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导弹那个家伙还是很厉害的!”说保护知识分子,要疏散下去,去“五•七干校”。

我们是排着队走的。记得是11月份。在学部大院集合,步行到北京站。至今还有一个场面印象深刻。我们文学所跟经济所打前站,走在前面。恰恰俞平伯跟他的夫人即他的大表姐排头。俞夫人我们没见过。过去我们所给他家送东西去,俞夫人是不见人面的,只呆在帘子后面。完全是旧式规矩。那一次走“五•七道路”,大表姐也走出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目睹俞夫人的风采。“大表姐”是小脚,她走路的步态如京剧舞台上的青衣,是大家闺秀的气质。军宣队的指导员老李看见俞平伯跟他的夫人排在前头,可能想,怎能让资产阶级权威走前面呢?于是,他让我走在前面。我们从学部排队走到北京站,还打着旗帜。唱没唱歌我忘了。

吴世昌、吴晓铃、钱锺书也有一段故事。那时盖了平房,搬进宿舍后,他们三位老先生住在一起。吴晓铃是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的权威。他分管工具。吴先生管工具很细心,大锹、钉耙、锄头、砖刀等一系列工具,他都用砖头擦得雪亮还用一个大本子编了号,像做数据卡片似的,记录在册。吴世昌和钱锺书分管领报和发报。他们三个人性格不一样。吴世昌很直爽,也好争辩,老跟何其芳、董来宾辩论,不辩出对错是非,不肯罢休。

有一次,为一件小事,吴世昌跟吴晓铃吵起来。吴晓铃有一个动作,爱用手指点对方。吴世昌的文人气来了,说,你跟人说话这样,你以为你那手比梅兰芳还好吗?吴晓铃一听,气得够呛,说不出话来。

钱先生正在看书,他是躲在蚊帐里看书。听二吴辩论,他在帐子里说话了,世昌,你说晓铃的手比梅兰芳的还好看,我看,你的嗓子比梅兰芳的还好听!吴世昌的嗓子又尖又细,所以钱先生这么说。这一下,又搞得吴世昌说不出话来。

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很多是肆意胡来。比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大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形清朝官帽,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他是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国,在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博士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着《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他在“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

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阳棉袄暖烘烘。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朱大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谢国桢写了不少考证性质的书,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但在干校有一件事,却是无法考证的。因为他年岁大,晚上常去厕所。有一次,他半夜起来,一试手电筒没电了。他看见桌子上恰好有两节电池,于是就用了。后来,同宿舍那人曾问过,我的电池哪儿去了?他忙说,在我这儿。不知谁把这事告诉了军宣队。军宣队硬让他站在屋子中间,当着大家狠狠地批了他一顿,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坏,连电池都要偷!”谢国桢朴实本分,是个书呆子,他根本说不出话来。大家也很尴尬。等军宣队走了之后,我才说,其实谢老根本没偷,只是用了一用嘛,所以有人问时他立即承认了。如果谢老先生考证“偷”字,我想,对于他来说,已完全不是那个“偷”本身的意义了!

还有一位张政火良,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秦史专家。他原是中华书局总编,后任北大教授。解放后调到历史所。在干校里,平时他烧锅炉,能喝酒能吃肉。他狗肉吃得最多,每次去东岳赶集,都要买狗肉。烧锅炉时,正好用他的小锅煮狗肉。

刘重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文学所的俞平伯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之一。在干校,一说这老头儿就是毛主席谈《红楼梦》批评过的那个人,老乡立刻传开了。俞老一出现,农村的小娃们在后边跟了一大堆,喊“打倒俞平伯”。俞老想,这怎么办?他就买了很多糖,小娃们一喊,他就说,别喊了,我给你们吃糖!然后把糖一撒。小娃们赶紧捡糖。这一下小娃们更喊得厉害,想吃糖就喊。你说听过何西来讲的“高级老头儿高级糖”?对了,就是这么来的!

张光年(文学理论家):

向阳湖大堤边有一个池塘,是周巍峙和陈白尘放鸭子的地方。陈白尘“文革”前是《人民文学》副主编,后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又把他弄回北京,一起随文化部去了咸宁。大堤是“围湖造田”的主要工程,凝聚着数千干校“五•七战士”和数千民工的汗水。我也为大堤铲过土,抬过土。在那些多雨的季节,傍晚从远处水田作业摸黑回来经过大堤时,田埂和堤阶滑得很,不知摔过多少跤,弄得一身污泥。我们同班的难友侯金镜,跟我一同住过老乡家。他高度近视,过堤阶时,有时要用两手爬过堤阶,或从泥阶上滑下来,他后来被调到湖里放鸭子,再后来为菜园挑粪。湖边夏天奇热,有人把温度计放在麦垛上,竟测出露天高达摄氏60℃!在一个酷暑天,金镜因挑担过重,引起脑溢血,饮恨长逝于向阳湖畔!

吴祖光(剧作家):

干校的事,已经二十几年了。许多的细节想不起来了。但是掏厕所,是记忆中忘不掉的。干校的露天厕所、室内厕所、深坑、浅坑,不深不浅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过。

记得钟惦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丁聪有一个故事,他说他忘不了。那是在干校建房时,他给砌砖的拎白灰。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不知从哪里刮了一阵风,把他头上戴的小草帽直直地吹走,在天上晃晃悠悠地飘着,飘了很高,然后坠落下来,掉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心中暗想:是否我要摘右派帽子了?丁聪把该忘的都忘掉了,只有这一顶帽子的事情没忘。

李凌(音乐家):

“黑帮”、牛鬼蛇神、“5•16”分子之外,就是一大批干部,全都发配干校。江青派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来监督。我们审查对象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比如起粪坑,很大的粪坑,人都下去挖。虽然是干粪,牛屎马粪,但也弄得满身满头的粪屑。《祖国大合唱》的作曲金帆,年纪也老了,他掏粪经常弄得很脏。盖房推土,戴爱莲推着小车,她身体并不很强,偏偏要给她的小车装得满满的,要装满四百斤!平地上推车可以凑合,上小坡就要命。由于装得多,她上一个斜坡,推了四次都没推上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说,我帮你推。上去帮她推上了坡。在那个环境里,这种帮忙也是要让双方吃苦的呢。还有别的人,也有看不过的,也帮她推一下。戴爱莲是从英国回来的,斗她斗得最厉害。她去小卖部买了几块豆腐乳,想换换口味,被发现了,居然就斗她,说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改,还想吃豆腐乳!斗完之后,又在广播站广播,把这几块豆腐乳说成是“贼心不死”的证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川(艺术家):

戴爱莲出生于北美,曾就学于伦敦。1947年从英国回到重庆。她是人大代表。军代表说:“像你这样的人,还当芭蕾舞演员,当人大代表,是糟践人!”戴爱莲中国话说得不好,每次批她时,都要先打招呼,说不许笑。后来就把她的一些倒装句编成了集锦。买老母鸡是:“给我那个鸡妈妈!”被蚊子咬是:“蚊子,在我腿上开饭!”马戴的脖套,她说是:“马的领带。”买天津包子是:“我要一个狗不理的天津!”等等。军代表训斥她随时都可以,也训斥我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我们受到的人格侮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

王西彦(作家):

在下干校的人员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跤最多。刮风、下雨、开会、上厕所,他总是一脚高一脚低。当地都是泥泞路,经常会听到有人摔跤,但十有八九是巴金摔了。他的衣裤上老是留着摔跤的泥印子。

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干完一趟活儿,巴金脸孔就成了“花猫”了。巴金总是默默地忍受,很难看到他有惊慌或是激愤的表情。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被批判的重点。到了奉贤干校,仍然被经常押回上海,在各学校、工厂游斗。有时,巴金正在田里干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里吃饭,只要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一声令下,他就得丢下饭碗,或丢下锄头,被人押走,一去就是几天。他的床位,是在我的斜对面。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恶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师傅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床位。有天晚上,我被声音惊醒了,原来巴金又做噩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上。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做噩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待出来。作为专政对象,作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黄宗英(作家):

闹不清为了什么诗人闻捷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有一次闻捷摇橹驾船去镇上送东西。在镇上买了付大饼油条吃,回到干校竟就“买大饼油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也扔不掉”。并宣布纪律:任何人不能在本干校之外买东西吃。最后一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批他“向革命队伍猖狂进攻”。原因是闻捷和戴厚英相爱了,而且要结婚。这是四连尽人皆知的事,吃饭时,大家围桌站着(没座位,有几张桌已经够好了),还向他们讨喜糖哩。也有人不赞成。可这是人家两人之间的事呀,怎么闻捷就成了向革命队伍进攻了呢?!开完批判大会后,我们被工宣队领着拉练去上海,大约步行几十公里,到徐汇教堂门口解散。次日,在上海,市里开宣传部门的大会做什么大报告,闻捷坐在我后边,我还回头问他笔记上的一个字,闻捷一切很正常,晚上他就自杀了。据说,他自杀前很冷静,用碎布条把厨房门缝全堵严实,使煤气不致熏着小女儿,也不致泄漏家门外。死后,又开批判闻捷大会,批他死有余辜。一个人如此冷静去死,实在是心死了,死前没半点迹象,真是很惨的。戴厚英哭得死去活来。她写了《诗人之死》,在很久很久之后。

鲤鱼洲,人白头

廖太燕

鲤鱼洲,地处鄱阳湖畔,距南昌市区43公里,一处寄意祥瑞,却让人噩梦连连的禁区,一段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受难史的书写地。

鲤鱼洲,地处鄱阳湖畔,距南昌市区43公里,一处寄意祥瑞,却让人噩梦连连的禁区,一段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受难史的书写地。

1969年,清华大学在鲤鱼洲创办试验农场,随后北大在此建立江西分校,1971年,两校人员全部返京。中国最知名的两所大学的教职工为何来到这处蛮荒之地,备受生理和精神折磨?自然,与今天看似荒唐的其它运动一样,这是伟大领袖治国精神的延伸。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去信(即《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又强调“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在边远偏僻之处,尤其是穷山沟建立“五七干校”,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北大在江西鲤鱼洲,清华在鲤鱼洲、四川绵阳、河南三门峡,中国人大在江西余江等,无数知识分子开始了在穷乡僻壤的炼狱生涯。

严绍璗的文章记录当时为何选择鲤鱼洲:“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负责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半山腰,整天雾气腾腾,交通不便。负责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季羡林《牛棚杂忆》也谈及此事:“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1969年10月,军委“一号通令”下,北大部分教职工前往鲤鱼洲劳动锻炼。而此前的5月,清华2000多教职工已经分批到此创办了“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清华人据北,北大人处南,共计六千余人在鲤鱼洲经历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流放生活。

那时的鲤鱼洲尚为一片处女地,但多钉螺,血吸虫猖獗,当地人都甚少逗留。众所周知,血吸虫病,俗称“瘟神”,其尾蚴10秒钟即可经皮肤钻入体内。一旦在体内留存,虫体就会在肝脏繁殖,严重破坏肝功能和肝内结构,导致肝硬化,伴有腹水、胸水,消化道功能异常等,胃、肾、脑功能也大受影响。晚期病人更是肚子积满水,腹大如鼓。五、六十年代,血吸虫危害巨大,严重影响南方人民的生产生活,使得“血防”成为国策的重要部分。1958年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宣告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曾提笔援诗《送瘟神》二首。但在那样一个鼓吹日集万曲、亩产万斤的浮夸时代,高涨的豪情并未能解决现实病症,血吸虫仍然肆虐横行。毫无疑问,像鲤鱼洲这种区域应该是人兽共避的。

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不少人员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也采取的诸多措施,但效果有限,情况持续恶化。当时,南昌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经过普查发现80%的人受感染,于是,办起了农场医院,收容病人,就地治疗。当上级派人前来视察时,领导还试图隐瞒实情,不让学员据实以报。据资料统计,1969年,清华教职员工染上血吸虫病的确诊者747人,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梅祖彦《晚年随笔》记录:“先后派去鲤鱼洲的有2000多人,很大一部分教工都感染了血吸虫病,很久不能治愈,有十多人因而病逝。”按清华校情记录,直至1997年,大学医疗保健部门还持续对昔日的血吸虫病患者进行复查和治疗。

当然,教职工们所受的威胁并不仅于此,北大教授张广达在《绿色生活》中谈到:“毗邻的鄱阳湖,涨水时节,水面会高过我们的头顶和屋顶。湖水全靠一道湖堤拦在外面。巡堤的人,左看一眼,湖面离堤坝二、三米,清风一阵,浪花会拍上堤面;右看一眼,往来劳动的人头和草棚,尽在十几米的脚下。”“洪水季节到来的时候,鄱阳湖面水位因湖的面积缩小而被逼高,超过堤内平房屋顶高度一两米,在堤内,人们仰头可以看到湖内帆船好像是在高过堤内地表八九米处的天际缓缓滑行。有时水位涨到离堤面只剩二三十厘米就漫过大堤的危险高度。”可见,自然环境的恶劣程度达到了人类的极限,两校人员的生命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这些知识分子的衣食住行也是艰苦的。鲤鱼洲,因原属外野,无处可居,所以教职工进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建造住房。他们最初搭建的是茅草棚,据王琦回忆:“经济系和国际政治系200多人同住一个大草棚。草棚由稻草帘子搭顶,人字形木架。全体不分男女老幼,住在一起。床是柳树做的,分成两层,不然睡不下。棚里长着草,蹦着青蛙,地上泥泞,因为在湖底。......冬天不生炉子,晚上被子又潮又冷,腿冻得伸不直。到了早上,被子焐热了,外面寒冷,真不想从被窝里爬出来。”最初,象样一点的厕所都没有,也不能洗澡。浴室整修建成后,教职员工天天把浴室挤满,于是,农场领导发怒,指责教授们有资产阶级思想,然后以毛泽东“我从前做学生的时候,总以为大粪臭,后为才知道,其实不是大粪臭,而是自己的思想臭”的讲话来教训大家,教师们只得忍受,并逐渐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有不少亲历者也谈到觅食的艰辛,“青菜奇缺,很少吃到。每天喝‘玻璃汤’,就是水上飘几片菜叶,加点盐。”(王琦回忆)严绍璗在《南方周末》中有记:“物理系八个年轻老师到鄱阳湖对岸为集体寻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无一生还。图书馆一个叫孔祥胤的老人舍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鸭蛋,在蛋壳上戳了一个洞,每顿用筷子蘸点,一共吃了两天。当时的气温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鸭蛋已经变质,吃了之后得痢疾。我们没有车,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辆拉砖的车来拉他去医院,但是人已经咽了气。”当时的主食为鸡米饭,副食为南瓜,基本没有肉类,或稍具营养的食品,所以几乎人人面带菜色。一位知识青年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一天,终于运来白面,就把做好的馒头用大笸箩摆放在食堂门前的长凳上。开饭时,人群躁动,一涌而上,顿时笸箩底儿朝天,馒头纷纷落地。学员们的怀里、兜里、手上都挤塞着馒头,多者抢得八九个,少者夺得三四个。情景似乎夸张,但其中的艰辛则可见一斑。学员们还常常会因为食物问题挨整,陶坚德回忆,一天,伙房摘了几个玉米给孩子们煮着吃,被军代表发现而狠狠批评,说玉米是粮食,粮食是战备物资,还不成熟就摘了吃,是浪费粮食,也就是破坏战备。因此罚大家晚上不准吃饭,全连都要吃玉米骨头做成的窝窝头,借此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于是,那晚,全连政治系教师在草棚里啃玉米骨头。

可是,知识分子们在温饱都尚未解决的状况下还必须从事艰苦的劳动。1970年4、5月间,罗荣渠曾赋词多阕,如《十六字令》,“砖,号令传来加夜班。汗未干,跑步到江边。”“砖,脚踏长堤头顶天。呼声急,夜战在河滩。”“砖,鱼骤风狂催加鞭。淋不断,壮志敢移山。”“砖,斗倒天公抢时间。风雨过,战士笑颜欢。”“砖,七上八下急相传。川流急,飞过大堤巅。”如《清平乐•插秧》(五一节四时半起床,奋战一天,争取插秧17亩,完成第一批春插任务)“东方未晓,战士起身早,你追我赶夺分秒,质量看谁好?红旗插在地边,歌声响遍田间。突击队员带头,今天干得特欢。”如《浪淘沙•大雨战秧田》(五一下午大雨中扒秧有感)“大雨战秧田,其乐无边!爬泥滚水只等闲,湿透衣衫心头暖,斗志冲天。举目长堤宽,越野连川,鲤洲今日赛南湾。喜看青苗新绿遍,春满人间。”单从修辞解读诗词,只见一派生机盎然、意气风发的景象,但当我们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们不在象牙塔著述育人,不在学堂为下一代塑造理想人格,而是在荒原之上经受身心的摧残,知识的尊严,知识分子的尊严已然丧失殆尽。

罗荣渠记录,自己所处的连队劳力约100多人,生产任务达500亩地,劳动量非常之大。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种水稻,一年播种、收割早中晚三季,防汛期间还要确保鄱阳湖大堤的安全。所以,与其说是“双抢”,不如说是“四抢”:抢收,抢种,抢修房子,抢险。当时,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可见,劳动其实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惩罚。侯仁之回忆:“......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这时,这位学识渊博的地理学权威已届花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周边的田头、路边上还停着救护车,稻田旁边搭着凉棚,以便随时将昏倒在地的人抬到凉棚中苏醒,或抬上救护车。

这些知识分子在劳动中还要承受某种程度的羞辱。江西多雨、夏长、闷热,在加上血吸虫患。教授们下地时可能穿雨衣雨靴,或长衣长裤,全副武装,以保护自己。所以整个形象看起来相当滑稽,而被批评为“保命哲学”的典型。农忙时,这些久居象牙塔的老先生们一天到晚泡在水里,磨破指尖,佝偻弯腰,也只能毫无表情地继续苦干。而那些年轻的宣传队的军代表则很少下地干活,总是在田埂上大声地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哭’。”同时,还有一些其它人为制造的紧张和折磨,如上工前要先排队高声背诵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斗私批修”等。谁不大声喊,就要受批评,甚至还会训人到半夜后才准解散睡觉。

其实,教职工们的辛苦劳动处于一种吊诡的情境,“湖底所得到的是一片红色胶泥,实际上长不了什么庄稼,纯靠大量施用化肥种出稻谷。加以平时还要开足水泵调节大堤内外的水位,种种花销加在一起,种出来的稻谷折合当时的人民币七元一市斤。”(张广达)显然,在这样的环境种植农作物是浪费而缺乏效率的,而这也不是统治者所关注的,劳动的政治化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肉体的折磨并非就是全部。数学家胡迪鹤回忆,“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文件,斗私批修。”那时的各个连队都建立了大批判组,以形成对知识分子的话语暴力合围,强调所谓的会上“献忠心,表决心”,会下“斗私心,练红心”。而且,并非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资格参与到活动之中。侯仁之曾说:“我是有罪名的。我在那儿没有自由,他们晚上学习开会我不能参加,我得出来。我就出去跑步。遇上下雨,我就只好钻到一个草垛里头躲着。冬天也很冷啊!有时下小雪,我就躲在厨房外面靠近锅炉的一边,背倚着墙,还可以得到一点温暖。等看到灯光一变,有人走动了,知道是散会了,我才回去睡觉。”类似侯仁之先生这样被孤立,被边缘化的并不在少数,他们无权融入到大革命的洪流,遑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在群众活动如火如荼的当口,他们还承受着精神的流浪,低首徘徊。

在鲤鱼洲,知识分子们可能会因为一句话或某一个行为而挨整。龚祥瑞先生私下闲谈中认为把北大教师送来鲤鱼洲就如同拿破仑被流放圣海仑娜岛,被告发后挨批。陈振汉先生据实汇报思想,因不合无产阶级世界观,亦是挨批。黄万里先生被斗得精神恍惚后,搞不清自己是否特务,遂给女儿写信,让她帮助回忆是不是特务。备受折磨后,他们还需参加艰苦劳动,甚至中暑发烧亦不能免,按工宣队的说法,39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休息。

当时的批判活动紧凑,名目繁多,如“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北大招生后,学员对现状不满,认为一无图书,二无教室,三无好老师,根本不像大学,甚至觉得上当受骗。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研究决定,整顿思想,推行教育革命。于是,教职工、学生每天6点半出操、跑步,吃完早饭,师生集聚在大草棚里深挖精神世界。教师们往往现身说法,以自己为靶子,指出以前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要进行全新改造,并极力否定曾经的学习经历。

另外就是清查“五一六”运动分子,这个原本只存在于京城的组织,被无限夸大,成为又一次戕害国人的灾难,最初被揪出的人并不多,但隔离审讯和交代后,一些所谓的“上级”、“下级”和“组织”随即出现。一位知青提到,有位“五七战士”被冤枉后,无法忍受而自杀,爬到电塔坐到高压线上,结果电线断了,屁股烧焦了,但人摔在水田里没死。于是,他又添了“以死要挟,对抗运动”的罪名而被隔离,并被人轮流值夜班监视。

贺黎和杨健在《无罪流放》前言中写道:“(中国的知识阶层)带着一种‘原罪’感,下去接受改造。因此,‘五•七干校’所呈现的场景是奇特的。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固有的人格对自我的反省,真诚地接受改造,同时试图再次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感造成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残酷的阶级斗争使这一阶层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异化,互相之间的厮杀形成了整体的变态。”也就是说,大批判不仅来自于工宣队成员,或不明真相的群众,知识分子们同样受到来自本身的文化群体的谩骂与攻击,显然,这种对立是更加致命的。1970年2月27日,罗荣渠在给其弟的信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毛文体”誓语,“我参加革命大批判组工作,更是责无旁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新的阶级斗争风浪里,首先要站稳立场,其次也要小心谨慎,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但不能持保命哲学。”

所幸的是,淳朴的群众还能为备受苦难的知识分子施与精神抚慰,比如,无他人在场的时候,点头或微笑致意;在劳动中,工人师傅予以照顾,尽量给老知识分子们减轻重量。人性的微光还是让他们获得些许的温暖。

在那个豪情肆意的特殊年代,诗骚满腹的文人们也大多放弃了咏唱,学者们的思考似乎也是停滞的。鲤鱼洲同样出现精神的砂礓化的景象,在这片文化沙漠中,无论是学生,抑是教师直面的仅剩毛选。

但我们现在仍然能从一些文集或回忆录中发现当时生活的文学性叙事,除前面列举的罗荣渠诗歌外,厉以宁也有不少诗作表达了细腻情感,如《1970年,来鲤鱼洲一周年有感》“稻色金黄又是秋,文思未绝复何求,闷雷有意常惊梦,破帽无情也恋头。诗易写,信难投,赣江北去却东流,潮声彷佛春蚕曲,吐尽愁思再不愁。”而他赠予妻子的作品更是深情款款,如《1971年,迎何玉春来鲤鱼洲》“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赠何玉春,鲤鱼洲》:“堤外有堤洲上洲,渡船撑出小河构。花开两岸红黄紫,草绿平台春夏秋。晴日暖,晚风柔,江南斗笠好遮头。今年学做庄稼事,汗水权当雨水流。”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成为那个时代生命中稀有的亮色。1971年的9月,北大鲤鱼洲农场撤销,厉以宁又赋《鹧鸪天》:“烟柳朦胧赣水边,汗珠洒遍稻田间。骄阳似火抢收日,秋雨连绵打谷天。离后聚,苦中甜,共迎铁树放花年。忽闻星夜回京去,此刻心思却惘然。”描述百味杂陈的心境。

在无法自由书写的贫乏时代,知识分子也没有放弃思考。2004年5月20日,厉以宁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与记者有一段对话,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的学术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厉以宁:是从下放江西回来以后。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是个非常穷的地方,连劳改犯都不愿意呆。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当地农民的穷苦,感到非常震撼:没有想到经济会搞得这么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的经济学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屏弃了大学时代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决心探索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

其间,更多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内在的修养与沉炼,张岱年《思忆文丛•六月雪》谈到当时的心境:“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多年以来住在城内或近郊,房屋比栉,很难观到星斗,今一片空阔,仰望天空,北斗在目,另有一番情趣。”被时代抛弃的知识分子选择在对宇宙的哲思化的想象中抚慰灵魂。

在鲤鱼洲上的生活与劳动对这群知识分子来说是残酷的,当时许多人都年近花甲,周先庚,66岁;邓广铭,62岁;张岱年,61岁;王宪钧,60岁;王竹溪,60岁;;陈有西,58岁;陈振汉,57岁;王宜承,57岁;陆平,56岁;王铁崖,56岁;徐光宪,55岁。此外还有诸多女性,如彭佩云,钱易,陶坚德等,盛名远扬的聂元梓同样参与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在挑河泥跌跤,未及时治病而导致椎骨硬化。

据一位知青回忆,有位被讽刺为“美国观察家”的学者,经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后,精神失常,似乎变成一个怪物,经常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睛呆滞。冰天雪地时,睡在茅屋外的稻草中,将大小便撒到自己饭盒里,以致打饭时,食堂师傅让他将饭盒放在地上,然后将饭菜从高处倒下,以免玷污菜勺。每天上班,有人拿着铁锹把顶他后背,逼他下地,若不肯走,便戳或打,到了地头,甚至将他推下水田,而嘴啃地。回北京后不久,饱受折磨的他就去世了。

1970年4月18日,是一个为许多学者所熟记的日子,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盛澄华一头栽在农田里,再也没有起来。盛澄华(1912-1970),浙江萧山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l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40年回国后任教西北大学。三年后,调任复旦大学外文系,l947年转至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武汉军管会文管部任武汉大学接管组员。l950年重返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主任,后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重要著作有:《论纪德》、《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纪德的文艺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纪德》、《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等。这位被沈从文、钱锺书等人赞誉的学者才华洋溢,一入学界就造成很大的影响。盛澄华随队到鲤鱼洲后,以衰弱之躯体参与劳动锻炼,最终心脏病猝发,不及诊治而仙逝。

当时,类似的悲惨故事似乎常见,据严绍璗回忆:“在鲤鱼洲,我们自己修堤坝,我亲眼看到同事们一个个倒下,大白天,整个堤坝上死一样的寂静。”一批中国的学术中坚就这样在荒芜中耗费着美好的时光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呜呼!

“林彪事件”后,北大、清华在鲤鱼洲的“五七干校”被撤销。据某些人的说法,由于过多的“干校”学员染上血吸虫病,有人“斗胆”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把他们永久留下,以免轮换而来的第二批教职员工成为新的受害者。周恩来即批示,将两校劳动人员全部撤回北京。如果这种说法属实,可见当时各项政策规定的非理性化,知识分子们只能以一种反常的、狡黠的方式上达天听。

顺治十五年(1658),受冤于南闱科场案的吴兆骞被流放宁古塔。名诗人吴梅村赋诗《悲歌赠吴季子》“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觚。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譬为风沫为雨,曰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祇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23年后,受尽磨难的吴兆骞得于放归京城。诸多故旧好友留吟题记,其中王士祯《和健庵喜汉槎入关》云:“丁零绝塞鬓毛斑,雪窖招魂再入关,万古穷荒生马角,几人乐府唱刀环?天边魑魅愁迁客,江上莼鲈话故山。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物是人非,人情冷暖,让人无法不为之唏嘘。后来,吴兆骞回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度过余生。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却没有那么幸运,随之,他们又被送到了其它的僻静之处继续割尾巴,洗澡。

命运无情地将时间回拨了几十年,历史似乎也已经在喧嚣的现今湮没无闻。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或者“为政治讳”模糊了国人的反思意识,常常因忘记历史而重蹈覆辙。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去思考:诸多非理性的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其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一些“不法分子”的鼓动?还是体制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洞?而形形色色的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能获得心灵的救赎吗?他们能否带着无辜状默默地选择遗忘吗?所有这些又能给我们的民族留下多少思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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