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干部，母亲原在山东某县供销社工作，因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国库粮已经养不活城镇职工，中央要求部分职工"下放"农村，母亲在城里被饿得不行，考虑老家沿海农村容易养活人，就自愿下放回了农村。那时在自学工所谓的"高速工业化"下，山东沿海农村大部分人还穿用手工缝织的衣服，一个近三千多人的村庄，仅有两三台缝纫机，而且还是陈旧的。母亲手巧，决定买一台缝纫机。那时普通农民连吃饭都困难，更不要说买缝纫机了。但父亲是老资格的干部，每月有五六十元的工资，省吃俭用几年，买缝纫机还是有条件的。大约到七十年代初，父亲终于有了买缝纫机的钱了，他求爷爷告奶奶，从某个掌握分配工业品票证的熟人那里要得一张缝纫机票，坐上长途车，到了青岛（其它地方连缝纫机的影子都没有），到青岛站后，发现原约好接站的人没到，那里既没有电话，又没有出租车，坐公共汽车也不知去哪，他只有在车站等了又等，到了夜间，不舍得花钱住旅社，他饿着肚子坐在车站的长椅上过了一夜，等到次日，步行数小时，找到熟人。熟人帮助买到了缝纫机。父亲回到家，累得大病一场。
父亲每次从城里回到农村，都骑着单位的"公交车"。那时能骑车的人除了邮递员，就是干部了。父亲对公交车极爱惜，有的村干部想学骑车，他都坚决拒绝，为此还得罪了几个村干部。
大约在七四年后，姐姐参加工作，省吃俭用几年，省出100多元钱，再求熟人分一张自行车票，买了一辆青岛产"大金鹿"自行车。这在当时可是一项重大的家庭开支。
那时你能想象到的工业产品，相对人的收入而言，价格都极高，而且几乎都要凭票供应，在商店里基本看不到它们的身影。能搞到票证的，起码是村干部，普通百姓连想也别想。
父亲的一位同事，被分到某县的机械厂担任厂长，我有机会到他厂里去。看到他所说的全地区最大的机械厂，只能生产一些小农具，工人手拿大锤，敲敲打打，除了个别简单的车床外，设备与今天的个体作坊没什么区别。
大约七六年，村里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受到重奖，奖得一台小四轮拖拉机，拖拉机到村那天，周围几个村的许多人都到我们村看新鲜。
这就是自学工所谓的"高速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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