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江楼清谈》节选

注:唐翼明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现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十二：想起蒋经国

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我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蒋经国，可惜都无缘见到。孙中山不必说了，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蒋经国却是“失之交臂”。一九八六年我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寒假里第一次到台湾探视父母。那次本来是可以见着他的，父亲本来也有带我去拜见他的意思，但其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很少见人，我们想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之所以想见他，也并非崇拜伟人，而实在是想去当面致谢，因为他刚刚签准我父亲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的一个特别提案，使我有可能在拿到博士后赴台定居，陪侍双亲。

按台湾当时的法令，本来只有十六岁（后来改为十二岁）以下的孩童或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在台有直系亲属者，可以从境外去台湾定居，成为正式的台湾公民，其他的人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果然于一九九○年博士毕业后赴台侍亲，且先后执教于台湾文化大学与政治大学达十八年之久，具有台湾公民的身份，是台湾教育部正式检定的教授。像我这样生于大陆长于大陆，在大陆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去美国留学，而后执教于台湾的，当时仅我一人，现在也没有第二个。我当然是威权体制下的受益者，现在的台湾，这样的特权已经不可能再有了（马英九也没这个权力）。

我父亲是两蒋的学生，大学念的是政治大学，校长是老蒋，后来又上干部训练班（在江西），校长是蒋经国。我父亲做蒋公的机要秘书多年（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在蒋经国时代又任总统府副秘书长，考选部长，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常常笑称我是“国民党的高干子弟”，但我享受到的特权也就这一条，而为此所吃的苦头可就说不清了。

 一九八六年的寒假错过了见蒋经国的机会，没想到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因为一九八八年初他就因病去世，其时我博士还没有毕业。一九九○年到台湾，这个时候已经是李登辉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了。没想到我这一呆就是十八年。这十八年，是台湾历史上风翻浪涌的年代，我目睹了台湾社会一方面统独剧斗，蓝绿恶战，一方面步步走向民主，完成了政党轮替。（想想我这一辈子还真幸福，在大陆见证了文化革命的历史大剧，在台湾又见证了政党轮替的历史大剧。）

在台湾社会——至少我在的这段时期，老百姓指名道姓地骂政治人物，是司空见惯的事，蒋介石、李登辉、陈水扁都被骂得很惨。但奇怪的是骂蒋经国的人却很少，国民党人固然不骂，民进党也很少骂，知识分子、老百姓则几乎完全不骂（我说的是“几乎”，例外总是有的，李敖就是一个）。因为蒋经国这个人的确没干过什么坏事（至少在台湾），却做了不少好事，台湾人人都知道的“十大建设”就是在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完成的，他当时有一句名言：“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在台湾经济起飞中，蒋经国所起的作用最大，超过老蒋。蒋经国的廉洁是无人怀疑的，他常常下乡，身着一件普通的夹克衫，与老弱妇孺接谈。饿了，就同随员一道随便吃个路边摊，几乎完全不讲究。也不害怕有人刺杀。

但我以为，蒋经国最了不起的地方还在于他能够与时俱进，晚年也不糊涂。将来有人要写蒋经国传，最需要大书特书的，我以为是他去世前半年所断然颁布的三大政策：第一，开放党禁，即只要经过合法手续，人人可以组党；第二，开放报禁，即只要经过合法手续，人人可以办报；第三，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从蒋经国去世（一九八八）到我退休离台（二○○八），刚好二十年，我目睹台湾社会从一党政治走向多党政治，从威权体制走向民主体制，其间不如人意者自然很多，但台湾社会的的确确在一步步走向民主自由，变成一个更现代、更文明的社会。虽然有陈水扁这样的小丑跳梁，也并不能阻止整个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台湾这二十年来的进步与成就都是蒋经国开的头，都是奠定在蒋经国晚年所颁布的三大政策之上，我觉得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个大权在握的执政党的领导人，能够在长期执政之后，到晚年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脉动，主动站在历史的前沿，引导自己的政党和政权进行改革，这无论如何是值得人敬佩的。

我因此常常想起蒋经国，虽然我没同他见过面。

作者附记：我五月七日下午写完此文，晚上即接到市政府电话，说蒋孝严来访，邀我与他次日共进早餐，我顺便带去此文给孝严看，他显然很感动，说：“我可不可以留下大作？”我说：“当然可以。”孝严与我同年，二十年前他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时，我们见过一面。他现任国民党副主席。此事遇合之巧，值得附记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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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到美国去

你从小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梦想，要受到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教育。这个梦是什么时候钻进你的脑袋里的，你已经记不确切了，但你肯定那是在七岁回到老家以前。因为回到老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放牛娃，大概不会做这么奇怪的梦。但是这个梦既然已经钻到你的脑袋里，就没办法把它忘掉，虽然放牛砍柴插秧种田，你总还时时记得这个梦。这个梦的内容对于你其实是很模糊的，到底什么是世界上最高的教育？到哪里才能受到这样最高的教育？念书念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算是最高的教育？你都并不清楚。

你只记得你很小就听到过“留洋”这两个字，但“留洋”是什么意思你似懂非懂。你从没想到过去美国，因为从你懂事之后起，美帝国主义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你痛恨美帝国主义。即使要留洋也顶多是“留苏”，就是到那个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国家去读书。到了高考名落孙山以后，你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这个留苏的梦也跟你曾经做过的皇帝梦、诺贝尔梦一样，彻底地醒了。你终于从做梦的时代迈进了现实的时代。到了文化大革命，你当了反革命，进了牛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黑牌高帽、口号间，美梦灰飞湮灭”，此身已成阶下囚，成了被革命之浪淘尽的悲剧人物。活下来已值得庆幸，受最高等教育就等下辈子吧。

但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世事真的会白云苍狗，风云突变，昨日不可能的事，今日都有可能了。中国跟苏联闹翻了，却跟美国开始修好了；毛泽东去世了，而邓小平上台了；狗崽子考上研究生了，受最高教育的梦居然可以实现了。最有意思的是，你考上研究生的第二年，中美竟然建交了。你童年的梦这时候表现出强劲的活力，你马上就下定决心，非抓住这个机会不可。你毫不犹豫，立刻通过武汉大学保卫部向湖北省公安局提出申请，你要去美国探亲，去看你年过古稀的母亲。看母亲，跟父母团聚，自然是你心中强烈的愿望，只是这背后还有一个不说更强烈，至少也是同等强烈的愿望，就是去美国留学，念博士，圆你少年时代的梦。

你之所以不说申请留学，是那个时候在邓小平领导之下的中国政府，虽然比文革时代开明得多，但还没有开明到派留学生到美国去学社会科学的程度。当时已经有一小批人被政府送到外边去学科学技术，但没有一个学社会科学或文学艺术的。因为在社会科学方面，马列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如果西方的科学技术尚有可学之处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科学比起马列主义来，那实在是差得远了，有何留学之必要？何况你在武大念的又是中文系，难道还要跑去向洋鬼子学中文不成？所以这话是说不出口的。一九七九年一月月中美建交，你四月间就提出了申请。

半年过去了，石沉大海。直到那一年的冬天，武汉保卫部才找你去谈话。你甚至还记得那个保卫干事姓张，个子很矮，在男人中你已经算是够矮的了，他居然比你还矮一截。这个小矮子态度极不友善，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唐翼明，不要想去什么美国，我正式通第知你，公安厅不批准。”

在那个时代，这一类管人事、管保安的人都是骄横惯了的，因为他们手里握着你的生死大权。他大概绝对没想到，他的语气把你激怒了，你大声对他说：“为什么？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出去？你给我告诉你的上级，我唐翼明不接受这个决定。”他居然一时反应不过来，大概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吧。他的上级就是湖北省公安厅，你唐翼明什么东西，居然敢挑战省公安厅？你没等他反应过来，“砰”的一声关上门就出来了。

回到寝室，你把这件事讲给你的同学听，大家都摇头叹息，一个同学（可惜你忘了是谁，是不是陈书良？）说：“唐翼明啊，你吃了豹子胆啊，你怎么敢跟他们吵？你要出不去，以后搞起运动来，你这一辈子小鞋穿不完！”你这才清醒了，突然觉得有些后怕，有点后悔自己的脾气太大。也很奇怪，文化大革命整了这么久，你的脾气还没有被整下去？是不是考上研究生又有点得意忘形了？不过你心里有一种直觉，时代变了，这个小矮子的话没有什么道理！不让你出去是错误的。不过你得动点脑筋，这件事情不能就此罢休。

你想来想去，决定给中共中央写一封信，干脆把这件事情捅到最高层。你的朋友们也赞成。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最关键的，你这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豪侠仗义，你最终能够去美国，他实在是功莫大焉。这个人叫朱军。在你的朋友圈中，他是大家公认的美男子，高挑挺拔的身材，英俊潇洒的风度，尤其是与众不同的五官，鼻梁高挺，轮廓分明。你一直怀疑他有外族血统，多年后你才从他自己的口里得到证实，他果然是宋朝时来中国开封经商的犹太人的后裔。当然，是不是美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肯仗义帮忙，更重要的是他具备帮忙的能力，因为他是武汉市文革前的老市长刘惠农的女婿。你跟他本来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刘惠农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军和他的太太刘小青以及他们的一圈朋友也就成了走资派的子女，降到了跟你差不多的地位。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是成不了朋友的。刘惠农在邓小平上台以后官复原职，而他许多在北京的战友也官复原职。朱军答应把你给中共中央的信送到北京中央领导的手中。

你在那封信里说，你认为湖北省公安厅不批准你去美国探亲，不符合中央的新精神，你认为是地方上思想仍然不解放的表现。你还说，你推测省公安厅之所以不批准你去，原因是你的家庭背景，因为你的父亲曾经是蒋介石的秘书，现任台湾考试院考选部的部长。你说，我们中央的新精神是呼吁国共第三次合作，呼吁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如果现在唐振楚的儿子要去美国探亲都得不到批准，那么他的那么多的上级下级和同僚，如何能相信我们有合作的诚意？你这封信最后究竟到了谁的手上，谁过了目，是邓小平本人呢，还是其他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呢，你不得而知。但是那结果出来了，就是公安部通过武汉大学保卫部通知你去北京，说副部长要亲自接见你。这一回张矮子的态度突然变得很和蔼了，你就想这回或许有希望了。

这已经到了一九八○年的年底，你还记得你走进北京公安部的那一天，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你穿着厚厚的棉衣，一步跨过你这一辈子从未见过的最高的、也是最森严的衙门。那衙门的样子你已经记不清了，你印象最深的是你一进去就有一股热烘烘的暖气直扑过来，你这一辈子到那时为止，还不知道暖气是什么滋味。那通道似乎很长，你走着走着就觉得热不可挡，又不敢把棉衣脱下来。你毕竟不知道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共产党的公安部可不是好玩儿的，这可不是武汉大学的保卫部，你要碰到的人也绝不是张矮子那一流的。你终于走进了一个大厅，有人让你坐下来，并且给你端上一杯热腾腾的茶水，你喝了一口，觉得更热了，汗从你的头上冒出来，沿着脖子往下流。前方有一张大桌，一个大干部模样的人走进来在桌后坐下，你猜想，这大概就是要接见你的那位副部长。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决定你命运的那一刻的到来。汗从你身上的所有毛孔钻出来，你觉得这等待的时刻特别长。

那位大干部开口了，不料语气竟然十分和蔼，他说：“唐翼明，公安部决定批准你去美国，你们一家人都去。希望你去了美国以后，不要骂共产党，为祖国统一多做贡献……”下面还讲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话，你记不清楚了。但最后几句你记得，他说：“我现在就给你们湖北省公安厅打电话，你明天回到武汉就可以拿到你们全家人的护照。”他果然立即抓起桌上的电话当着你的面打起来，你也果然在第二天回到武汉直奔省公安厅拿到了你们全家人的护照。一个礼拜之后，你又回到北京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使你万万料不到的是，这次居然是老美不让你们一家去美国，只肯批你一个人去，那原因是如果你们一家到了美国，就可能呆着不走，有移民嫌疑。无论你怎么解释都没用。最后也只好认了。眼看着他把你的护照上你同小儿子的合照划去一半，底下注明：This child is not included（不包括这个小孩）。

这一天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签证三个月内有效，你在两个月里写完了你的硕士论文，通过了答辩，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到了美国。事后，你记得朱军告诉你一个有趣的细节，他说，那个接见你的副部长叫凌云，也就是后来担任审判四人帮的审判长的凌云，是他岳父的老战友。凌云是个老革命，北京关押政治重犯的秦城监狱就是他亲自监造的，但不料秦城监狱造好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他自己竟被关了进去，这一关就是八年，邓小平上台才放出来。朱军说，他看了你写给中央的报告后，把报告往桌上一甩，说：“这次就是蒋经国的儿子，老子也把他放出去了，莫说是唐振楚的儿子！”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你无法求证，但朱军说得这么绘声绘影，想来不会是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