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中共 人人有责

一个公司，是一个生长的有机体，每一个公司成员，是其组成的一份子，但是单个成员不能代表公司。公司做为一个生命体，有它的组织方式，企业文化，发展方向和公司团队。一个健康向上的公司必须在各方面都是精确无误的，否则就会出现发展漏洞。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中共组织就好理解了，中共决不是一个个中共党人的简单叠加，它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路线、思路路线和政治纲领的集权体。而当这个党集团的思想上、文化上、方向上的邪恶本质终于被世人质疑和否定时，其党徒就会分崩离析。做为一个公司，很可能表现为财务上、管理上的问题导致公司的破产。而做为中共，其解体前已经是从天灾到人祸，从民族到信仰，从群体到个体方方面面的征兆，总之天下都在骂中共。
　　
大清朝的土崩瓦解
　　
从大清朝的土崩瓦解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1840年之前的中国被称为中古时代，大清帝国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惯例并不了解，以天朝上国自居。当时的中国没有外交，只有“剿夷与抚夷”，通商制度上西洋的商人只限于广州一口。英国曾经两次向中国的皇帝要求建立邦交，但中国只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中国闭关锁国，西方世界日益强盛，英国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从此，列强再不肯给中国平等待遇。
　　
其实当时的中国，在内政上，道德已经衰微。虽然有一些士大夫坚守孔孟之道，但整个社会的腐败是不可逆转的。科举求官，衙门加多，官吏贪污，人民所受的压榨日益严重。权臣和珅“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乎无日无内乱”（《中国近代史大纲》）。
　　
《九评》开篇前言：“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兆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也就是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的确进行了大力的改革。有史学家说“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但是史学家同时也分析了中国人的守旧性和旧文化的不可动摇性。之后的自强运动和变法运动，建设工业和实行新政。但是一个旧的体制，怎么会容纳“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孙中山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方案。他早年出国，最早接触外国的政治与科学的思想方法。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战、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刺激，此后弃医从政，组织兴中会，宣扬革命。“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全体人民感觉清朝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中国近代史大纲》）。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武昌起义胜利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中国近代史大纲》）
　　
中共国的分崩离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今的中国人，正走在解体中共暴政的艰难之路上，处于中共解体的当口上。深思细阅《九评》，就能找到解体中共的力量。
　　
一·摆脱党史的恐惧感
　　
“永恒的恐惧感是中共党史的最大特征”（《九评》），人民的恐惧感来源于中共夺权后历次的血腥屠杀。如何克服内心的恐惧和冲破外在的压力？一是要靠外部环境，当退党人数激增，共产邪灵解体，人们都敢于谈论中共历史与现实的罪恶之时，正义之场就是强大的。人们对于红朝真相的了解和反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九评》对中共本质的提取，都在帮助人们消除沉淀的恐惧。二是内心的修养，“知耻近乎勇”，“君子无所畏惧”。法轮功在被迫害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实践着对“真、善、忍”的信仰，无惧中共的迫害。人们看到，他们乐观、豁达、理性、坚忍，和平反迫害之路越走越宽。
　　
“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九评》）而中国的传统思想是盗亦有道，不讲道义，人之于禽兽何异？所畏“大义凛然”、“舍生取义”，这正是古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是敬天知命的表现。现代的中国人在中共强权下，常常为了一已之安对中共对别人的迫害表现麻木和无奈，这正是中共所要营造的效果，这正是助长了邪恶的气焰。殊不知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一句正义的话，一颗坚持真理的心，一支揭露邪恶的笔，所起的作用都是巨大的，都在起着震慑邪恶的作用，对邪党都可能会是致命的一击。所谓天灭中共，表现在人世就是全民反迫害。
　　
解体中共，是一个和平理性的过程，我们无须害怕，因为我们只是顺天意而行。
　　
二·加强正义力量和技术支持
　　
正义，在于人类是永远存在的。只是中共搞政治迫害只讲党性不讲人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致使人们只知有“共产党的天下”，不知“善恶有报是天理”。道德、伦理、法律、政治、军事、资本、技术、学说、艺术等等无不应该为正义所用。得民心者得天下，虽然中共强售其奸，带有强烈中共色彩的社会各个职能部门，一旦找回良知的天平，就会拒绝和地址抵制中共的邪恶。工厂、学校、企业、机关、政府，不定哪天就会改旗易帜呢！
　　
为了帮助中国大陆被邪恶绑架的中国人，技术专家们开发了突破封锁的软件并提供技术支持。通过自由门、无界等网络安全浏览，国人可以看到《大纪元》、《看中国》等海外媒体，掌握中国动态，了解普世价值，加强沟通协作，走在时代前列。
　　
越多的人清醒，越多的人不再被中共迷惑，越多的人们就会抛弃中共的邪说和理论，拒绝中共的谎言和迫害，不再被它统战，不再被它利用。高智晟律师的“中国良心”，正义律师为法轮功的无罪辩护，他们虽然一时无法摆脱被现行中共体制迫害的事实，但是他们的人格是高大的，是使中共相形见绌的。历经十年迫害的法轮功走出魔难、走向世界、走向辉煌，而中共在罪恶中走向解体、走向消亡。
　　
希望更多的人支持正义，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重要。
　　
三·认清中共的流氓本性
　　
中共原本是苏俄在中国扶植起来的一个外来的马列政党。马列主义是邪说，它是要以国际共运砸碎一切旧机器，建立所谓共产主义。它称正统的宗教信仰为颠倒的世界观，否定神的存在，宣扬暴力，攻击资本家为剥削阶级，为打击良善可以不择手段、疯狂嗜血。
　　
中共政权的取得本身也是非法的，人们都知道在国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不抗日，反而闹独立、夺权，被当局称为“赤匪”。明珠先生有一篇《由朝代更迭看天象变化的特征》，清晰的指出，任何一个政权的获得必须具有合法性，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禅让；一种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部落或国家的相互取代。”而中共做为中华民国统治下的一个政党，所干的就是造反谋反的构当。
　　
中共煽动穷人闹革命，利用了农民、工人；煽动民众要民主，利用了知识份子。而中共夺权后，所做的就是钳制人民思想，掠夺人民资产，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中共集权最终掌握了军队，财政、宣传等一切资源。但是由于它从成立到行为的非法性，它是惧怕人民的觉醒，所以除了用暴力机器血腥镇压人民外，从来也没有放弃对人民的欺骗，它把“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写入教科书，标榜自己是“三个代表”，鼓吹“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共封闭了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在高压恐怖下实行暴力宣传，历次政治运动已将人性摧毁、道德无存，人民因此被动的接受了红色洗脑，自觉与党文化思维一致，也开始习惯并重复中共的谎言。而一丝信念尚存的人，也只能长期忍受这政治环境。谎言毒害了中国人，并藉助一整套国家机器大打出手。
　　
而今，中国人痛苦的生活在中共的铁蹄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都是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把持执政资源所造成的。中共所要的不是民富国强，而是一党专制和维护中共党的既得利益。
　　
四·拒绝邪恶，找回心中的正义
　　
“人之初，性本善”，朝朝代代的更迭无不是顺天意而行，开国之主都是圣贤明君，代天牧民，谁也不敢恣意妄为。而只有中共“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镇压人民，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人性导向邪恶，将全国人民彻底洗脑诛心。人之为人，从此失去了天赋人权，失去了善恶是非，似乎也失去了上天的庇佑。
　　
在佛经中讲，当优昙婆罗花开的时候，转轮圣王会下世度人。佛经《法华文句*四上》：“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慧琳音义》卷八也载明：“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现。”历史上的释迦、老子、孔子，还有西方的耶稣，他们都做过度人的事情，而且几乎是处于同时代的圣人。中国的儒释道交相辉映，规范了做人的礼义，也教给人返本归真的方法。两千多年过去了，当人们背弃了自己的神时，神却依然慈悲的望着苦难中的人，当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不愿抬头看一下天空的时候，神依然慈悲的注视着人。当人们已经理解不了觉者当年的话从而也不可能被其救度时，哪里才是返本归真的法门？
　　
找回正信，找回心中的正义与良知，你会发现，邪党还存在的目地，不过是让勇者在反迫害中完成自己的大愿，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清真相、摆脱中共邪教从而获得救度与未来。邪党的解体时间不多了，而历史将永远记载这惊心动魄的正邪之战。
　　
至2009年8月底，已有五千八百万勇士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解体中共，人人有责，中华儿女从来就不缺少勇气，只要你了解真相！
　　
参考书目：
　　
1.《九评共产党》
2.《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着(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