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中共 人人有責

一個公司，是一個生長的有機體，每一個公司成員，是其組成的一份子，但是單個成員不能代表公司。公司做為一個生命體，有它的組織方式，企業文化，發展方向和公司團隊。一個健康向上的公司必須在各方面都是精確無誤的，否則就會出現發展漏洞。用這種方式來看待中共組織就好理解了，中共決不是一個個中共黨人的簡單疊加，它是一個有著嚴密的組織路線、思路路線和政治綱領的集權體。而當這個黨集團的思想上、文化上、方向上的邪惡本質終於被世人質疑和否定時，其黨徒就會分崩離析。做為一個公司，很可能表現為財務上、管理上的問題導致公司的破產。而做為中共，其解體前已經是從天災到人禍，從民族到信仰，從群體到個體方方面面的徵兆，總之天下都在罵中共。
　　
大清朝的土崩瓦解
　　
從大清朝的土崩瓦解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啟示。1840年之前的中國被稱為中古時代，大清帝國對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慣例並不瞭解，以天朝上國自居。當時的中國沒有外交，只有「剿夷與撫夷」，通商制度上西洋的商人只限於廣州一口。英國曾經兩次向中國的皇帝要求建立邦交，但中國只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中國閉關鎖國，西方世界日益強盛，英國用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貿易大門。從此，列強再不肯給中國平等待遇。
　　
其實當時的中國，在內政上，道德已經衰微。雖然有一些士大夫堅守孔孟之道，但整個社會的腐敗是不可逆轉的。科舉求官，衙門加多，官吏貪污，人民所受的壓榨日益嚴重。權臣和珅「積有私產到九萬萬兩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歷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乎無日無內亂」（《中國近代史大綱》）。
　　
《九評》開篇前言：「1840年，被史界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從中古世紀走向現代化的起點。從那時候起，中華文明大概經歷了四波的挑戰和回應。前三波挑戰，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聯軍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6年日俄在中國東北的戰爭為衝擊兆因所形成的挑戰，而中國對之的相應回應，則是器物引進（即洋務運動），制度改良(即戊戌變法和大清立憲)，以及後來的辛亥革命。」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的利益未被列強考慮，當時的許多中國人認定，前三波的回應全都失敗了」。也就是說，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的確進行了大力的改革。有史學家說「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但是史學家同時也分析了中國人的守舊性和舊文化的不可動搖性。之後的自強運動和變法運動，建設工業和實行新政。但是一個舊的體制，怎麼會容納「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孫中山提出了民族復興的方案。他早年出國，最早接觸外國的政治與科學的思想方法。光緒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戰、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戰給了中山先生很大刺激，此後棄醫從政，組織興中會，宣揚革命。「庚子（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全體人民感覺清朝是我民族復興的一種障礙」（《中國近代史大綱》）。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武昌起義勝利後，「一個月之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布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激烈的戰爭。清朝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獨立省選派代表，制定臨時約法，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為民國了」。（《中國近代史大綱》）
　　
中共國的分崩離析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如今的中國人，正走在解體中共暴政的艱難之路上，處於中共解體的當口上。深思細閱《九評》，就能找到解體中共的力量。
　　
一·擺脫黨史的恐懼感
　　
「永恆的恐懼感是中共黨史的最大特徵」（《九評》），人民的恐懼感來源於中共奪權後歷次的血腥屠殺。如何克服內心的恐懼和衝破外在的壓力？一是要靠外部環境，當退黨人數激增，共產邪靈解體，人們都敢於談論中共歷史與現實的罪惡之時，正義之場就是強大的。人們對於紅朝真相的瞭解和反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共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九評》對中共本質的提取，都在幫助人們消除沉澱的恐懼。二是內心的修養，「知恥近乎勇」，「君子無所畏懼」。法輪功在被迫害那麼嚴重的情況下，實踐著對「真、善、忍」的信仰，無懼中共的迫害。人們看到，他們樂觀、豁達、理性、堅忍，和平反迫害之路越走越寬。
　　
「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九評》）而中國的傳統思想是盜亦有道，不講道義，人之於禽獸何異？所畏「大義凜然」、「舍生取義」，這正是古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是敬天知命的表現。現代的中國人在中共強權下，常常為了一已之安對中共對別人的迫害表現麻木和無奈，這正是中共所要營造的效果，這正是助長了邪惡的氣焰。殊不知真相已大白於天下，一句正義的話，一顆堅持真理的心，一支揭露邪惡的筆，所起的作用都是巨大的，都在起著震懾邪惡的作用，對邪黨都可能會是致命的一擊。所謂天滅中共，表現在人世就是全民反迫害。
　　
解體中共，是一個和平理性的過程，我們無須害怕，因為我們只是順天意而行。
　　
二·加強正義力量和技術支持
　　
正義，在於人類是永遠存在的。只是中共搞政治迫害只講黨性不講人性，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致使人們只知有「共產黨的天下」，不知「善惡有報是天理」。道德、倫理、法律、政治、軍事、資本、技術、學說、藝術等等無不應該為正義所用。得民心者得天下，雖然中共強售其姦，帶有強烈中共色彩的社會各個職能部門，一旦找回良知的天平，就會拒絕和地址抵制中共的邪惡。工廠、學校、企業、機關、政府，不定哪天就會改旗易幟呢！
　　
為了幫助中國大陸被邪惡綁架的中國人，技術專家們開發了突破封鎖的軟體並提供技術支持。通過自由門、無界等網路安全瀏覽，國人可以看到《大紀元》、《看中國》等海外媒體，掌握中國動態，瞭解普世價值，加強溝通協作，走在時代前列。
　　
越多的人清醒，越多的人不再被中共迷惑，越多的人們就會拋棄中共的邪說和理論，拒絕中共的謊言和迫害，不再被它統戰，不再被它利用。高智晟律師的「中國良心」，正義律師為法輪功的無罪辯護，他們雖然一時無法擺脫被現行中共體制迫害的事實，但是他們的人格是高大的，是使中共相形見絀的。歷經十年迫害的法輪功走出魔難、走向世界、走向輝煌，而中共在罪惡中走向解體、走向消亡。
　　
希望更多的人支持正義，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都重要。
　　
三·認清中共的流氓本性
　　
中共原本是蘇俄在中國扶植起來的一個外來的馬列政黨。馬列主義是邪說，它是要以國際共運砸碎一切舊機器，建立所謂共產主義。它稱正統的宗教信仰為顛倒的世界觀，否定神的存在，宣揚暴力，攻擊資本家為剝削階級，為打擊良善可以不擇手段、瘋狂嗜血。
　　
中共政權的取得本身也是非法的，人們都知道在國難當頭之時，中共非但不抗日，反而鬧獨立、奪權，被當局稱為「赤匪」。明珠先生有一篇《由朝代更迭看天象變化的特徵》，清晰的指出，任何一個政權的獲得必須具有合法性，也就是「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禪讓；一種是中華民族內部的不同部落或國家的相互取代。」而中共做為中華民國統治下的一個政黨，所幹的就是造反謀反的構當。
　　
中共煽動窮人鬧革命，利用了農民、工人；煽動民眾要民主，利用了知識份子。而中共奪權後，所做的就是鉗制人民思想，掠奪人民資產，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中共集權最終掌握了軍隊，財政、宣傳等一切資源。但是由於它從成立到行為的非法性，它是懼怕人民的覺醒，所以除了用暴力機器血腥鎮壓人民外，從來也沒有放棄對人民的欺騙，它把「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寫入教科書，標榜自己是「三個代表」，鼓吹「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中共封閉了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輿論工具，在高壓恐怖下實行暴力宣傳，歷次政治運動已將人性摧毀、道德無存，人民因此被動的接受了紅色洗腦，自覺與黨文化思維一致，也開始習慣並重複中共的謊言。而一絲信念尚存的人，也只能長期忍受這政治環境。謊言毒害了中國人，並藉助一整套國家機器大打出手。
　　
而今，中國人痛苦的生活在中共的鐵蹄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切都是中共這個邪惡的政黨把持執政資源所造成的。中共所要的不是民富國強，而是一黨專制和維護中共黨的既得利益。
　　
四·拒絕邪惡，找回心中的正義
　　
「人之初，性本善」，朝朝代代的更迭無不是順天意而行，開國之主都是聖賢明君，代天牧民，誰也不敢恣意妄為。而只有中共「與天鬥，與地鬥，與人斗」，
　　
鎮壓人民，發動文化大革命，將人性導向邪惡，將全國人民徹底洗腦誅心。人之為人，從此失去了天賦人權，失去了善惡是非，似乎也失去了上天的庇佑。
　　
在佛經中講，當優曇婆羅花開的時候，轉輪聖王會下世度人。佛經《法華文句*四上》：「優曇花者，此言靈瑞，三千年一現。」《慧琳音義》卷八也載明：「優曇婆羅花為祥瑞靈異之所感，乃天花，為世間所無，若如來下生、金輪王出現世間，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現。」歷史上的釋迦、老子、孔子，還有西方的耶穌，他們都做過度人的事情，而且幾乎是處於同時代的聖人。中國的儒釋道交相輝映，規範了做人的禮義，也教給人返本歸真的方法。兩千多年過去了，當人們背棄了自己的神時，神卻依然慈悲的望著苦難中的人，當人們在物慾橫流中不願抬頭看一下天空的時候，神依然慈悲的注視著人。當人們已經理解不了覺者當年的話從而也不可能被其救度時，哪裡才是返本歸真的法門？
　　
找回正信，找回心中的正義與良知，你會發現，邪黨還存在的目地，不過是讓勇者在反迫害中完成自己的大願，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認清真相、擺脫中共邪教從而獲得救度與未來。邪黨的解體時間不多了，而歷史將永遠記載這驚心動魄的正邪之戰。
　　
至2009年8月底，已有五千八百萬勇士退出中共邪黨組織。解體中共，人人有責，中華兒女從來就不缺少勇氣，只要你瞭解真相！
　　
參考書目：
　　
1.《九評共產黨》
2.《中國近代史大綱》蔣廷黻著(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