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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三千年前的警告

--读《尚书·无逸》篇

作者:王国轩  2009-09-02 09:5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尚书》古又称《书》或《书经》,分《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是记载上古政事之书,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古代帝王、皇储、大臣都精通《尚书》。《无逸》是《周书》中的一篇,宋代一位皇帝视学时,专让讲官讲此篇。其实此篇是告诫皇帝之辞。

《无逸》,史称周公为周成王而作,距现在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文中告诉成王不要沉迷于纵酒、戏游、田猎等享乐,要勤于政事,知稼穑之艰难,知民众的疾苦。特别要善于听取别人的劝告,即使听到百姓的怨恨责骂,也要敬慎自己的行为。不要一听到传言,就不考虑国家法度。不放宽自己的胸怀,乱罚无罪,乱杀无辜。通篇以历史为鉴.用正反面历史人物,说明勤政恤民,不贪安乐,不怠政务,享国能久的道理。非常具有说服力,是千古难得的政论文章。

周公在《无逸》篇中总结了商朝国君的在位情况,结论是凡是出自底层,经历劳苦,勤政爱民的人,都在位时间长,寿命也长。而那些没有经过劳苦,不体恤民情的国君,在位时间短,寿命也短。

周公的话被后来的历史所印证。那些经历过困苦。来自民间的.知道民情的君主,在位时间长,寿命也长,甚至生的孩子也多。那些在安乐窝中成长的小皇帝,在位时间短,寿命也短,有的连儿子都生不出来,只好由兄弟即位。后来孟子从此文中受到启发,他总结了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人的历史,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著名思想,并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同上)的著名论断。历史证明,这一论断有其合理性。

 汉文帝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他母亲出身卑贱,他曾为藩王,了解民情,在位二十三年,勤政而节俭,宫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想做露台,一计算,需百金,就不做了,说:百金等于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啊。他穿黑色的帛衣,床帐无文绣,坟墓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最爱的妃子衣服不拖地。他以敦朴示天下,常常给天下做出榜样。史家称文景之治,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海内殷富,以德化民,刑狱很少。几乎刑罚都不用了。

晋惠帝生于宫廷之中,九岁立为皇太子,对世间事一无所知。即位即被皇后所操纵。后来被篡位。在他掌权的时代,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奸邪之辈,互相举荐,朝廷变成了交易市场(互市)。鲁褒的《钱神论》就写在此时,讽刺这种状况。惠帝的识见,真是可笑,在园中听到蛙声,他竟问:为官为私?天下荒乱,百姓饿死,他说,为什么不吃肉糜?这是《无逸》篇所揭示的规则的另一面印证。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之中指出除从民间和战争中成长的光武帝外,"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他说:"光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殇帝二岁,安帝年三十二,顺帝年三十,冲帝年三岁,质帝九岁,桓帝年三十六,灵帝年三十四,皇子辩即位年十七,是年即为董卓所弑。"他又说:"入主即不永年,则继体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

殇帝即位时生仅百馀日,冲帝即位才二岁,质帝即位才八岁,桓帝即位年十五,灵帝即位年十二,弘农王即位年十七,献帝即位才九岁。"他又介绍诸帝有子现象:"光武帝十一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则仅二子。长子胜有痼疾,次子即殇帝也。安帝唯一子,顺帝已废而复立,顺帝又仅一子,即冲帝也。质帝、桓帝皆无子,灵帝二子。"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太后和权臣造成的,应说有一定道理,归结为气运则沦为神秘。

实际上周公揭示的规律,也是这种现象的解因。翻阅史书,这种现象很普遍,如东晋,即位多"幼主"(赵翼语),明帝二十四岁,成帝五岁,康帝二十一岁,穆帝二岁,哀帝二十一岁,废帝二十四岁,孝武帝十二岁,安帝十五岁。活的年岁也不大。明代除来自民间,经历战争、做过藩王的太祖(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外,仁宗四十八岁,宣宗三十八岁,英宗三十八岁,代宗三十岁,宪宗四十一岁,孝宗三十六岁,武宗三十一岁,穆宗三十六岁,神宗五十八岁,光宗三十九岁,熹宗二十三岁,毅宗三十六岁。其中,除惠帝、毅宗自杀外,大多自然死亡,虽然死因各有不同,但无不渗透着周公所揭示的规律。

最可笑的是明光宗,是长子,不是嫡子,皇帝老子不喜欢。郑贵妃受宠,要立她的儿子,可大臣们不同意,于是奏书迭上。皇帝老子使出绝招--疏人不报。你上书吗?我不理睬。最后闹出妖书案。梃击案。好不容易当了皇帝,却中了郑贵妃计谋。郑氏给他送去四位美女,从此他一病不起。有人给他送来红丸,他吃了连称:好,好,忠臣,忠臣。但很快便"脉雄壮浮大","面唇赤紫,满面火升",当晚就驾崩了。他"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明史·光宗本纪》)。

《无逸》篇的另一思想,就是国君待人态度问题。周公要成王与人互相劝导,互相爱护,互相教诲,要能听各样的话,即使有人告诉你:小人怨恨你,骂你。此时,你应把心放得大大的,不但不能生气,还应严肃地回观自己,如果是自己的错,就说:这的确是我的错。不能乱罚乱杀。否则怨恨会积累起来,集中到你的身上。这是好话坏话都要听的思想,不仅是一种修养方法,而且开了帝王纳谏的先河。

周公是个伟大政治家,有思想,有文治武功。但他对士和有德之人很谦恭。《史记》载他儿子代他去鲁国,临行时他叮嘱儿子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任国君的叔叔,我的地位不低了。"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你到了鲁国,要谨慎,千万不要在国人面前骄傲啊。这些精神是和《无逸》篇思想相适应的。

遇横逆,反身,反观,反躬,反求诸己的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周易·蹇·象辞》说:"君子以反身修德。"《礼记·乐记》说:"不能反躬,天理灭矣。"都是强调反过来要求自己。其实,这种遇责骂,遇批评,不暴跳如雷,先审慎自己的言行,是一种修养方法,这种方法被后来儒家所采用。从前读《论语》和《孟子》不知这种方法的来源,现在我们知道了。能听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话,是后来儒家的普遍主张。《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孔子和鲁定公关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对话,说明听不同意见的必要性。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话吗?吁孔回答:"说话不能这样简单。不过有这样的话:‘我做国君没有别的乐趣。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人违反我。'如果话正确,没人违抗,不是很好吗?如果话不正确,而没人违抗,那么,不是一句话就近于使国家衰亡吗?"在这里.孔子强调国君听不同意见的必要性。宋儒评论说:"说话不正确,不让人违反,就听不到真实话了。国君一天一天的骄横,臣下一天一天的谄媚,哪有不亡国的呢。"又说:"任何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则谄媚面谀的人就会多了,国家未必马上就衰败灭亡,但衰败就从此开始了。"(《四书集注》引)请看,这些话大多为历史所证明。

孟子说:"爱别人,可别人不亲近我。那就反问自己。自己仁爱还不够吗?管理别人,可没管好,那就反问自己,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还不够吗?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可得不到相应回报。那就反问自己,自己恭敬还不够吗?总之。行为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都要反躬自责,自己行为端正了,天下人归向他。"(《孟子·离娄上》)又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孟子·离娄下》)这是一种严格自律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善于从自己寻找原因,不苛责他人,将使人际之间更加和谐。明儒吕坤说:"人人自责自尽,不止四海无争,弥宇宙间皆太和之气矣。"(《呻吟语·应务》)

这种自反的方法,还是广开言路、纳言听谏的从政行为。在先秦时代,君权并没有圣化、绝对化,所以孟子在《无逸》后,又提出"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的著名思想。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纠正君主不正确思想"。他认为:"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后儒认为这是一种直谏思想。程子说:"天下之治乱,系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于政,不待乎发之于外也。

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即正,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治)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谏之。然非心存焉,则事事而更之,后复有其事,将不胜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后复用其人,将不胜其去矣。是以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四书集注》引)

历史上能听各种话的君主很多。现举几例。

汉文帝能听过头话,贾谊说:"如果积累祸乱,在你死之后,将祸乱留给老母弱子,这不能说是仁。"(引自《廿二史札记》,下同)史家说,这等于说他要死在太后和幼子之前,但他没有生气。

 汉武帝史称一代英主,对上书狂傲者,不但不加罪,还赏识。东方朔上书说:"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颂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史家认为,其狂妄放肆如此的自荐,如果是在后世,一定会以妄诞得罪,而武帝反以他为壮伟,叫他在金马门等待,遂以进用。这是能听狂妄语的例证。

史家认为:仁善之君能纳谏,英睿之主每难进言。但唐太宗却不同。他在战争和王位之铁血争夺中坐上皇帝宝座,智勇决断,但从谏如流,而且能施之政事。贞观中,能直谏者首推魏徵,他前后谏二百馀事,有许多事都是人不敢说的,太宗都听之。太宗对人说:大家都说魏徵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魏徵以病辞职,太宗说:"金必须打造而成器。我方自比于金,以你为良匠,怎么可以去呢?"

明太祖兴文字狱、杀功臣,但却广开言路,史称明智。凡百官、布衣皆得上书言事。《明史》说: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职掌,草野微贱,亦得上书。一直到宣宗、英宗时,流风未有更改。虽升平日久.堂陛森严。而缝掖布衣,刀笔掾吏,朝陈封事,夕达帝阍,所以广聪明、防蔽壅也。这样做的好处是,使自己更加聪明,也防止下情堵塞,不了解真实情况。

荒淫无道,专横霸气,拒谏饰非,乱杀无辜招致亡国灭身的君主也不乏其人。唐太宗纳谏事还很多,史家认为.原因是他亲见隋炀帝"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至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戮"。"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

隋炀帝凶残荒淫,讨厌谏诤,他的口号是:"有谏者当时不杀,终不让生于地上。"请看,这谁还敢说话?一个人听,一个人看,一个人想,一个人说话,天下怎能不亡?

殷纣王也是同样的例子。他本来思维敏捷,才力过人,但"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衿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喜淫,聚敛财富,重征赋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施暴刑,重善谀和谗毁他人的人,微子数谏不听,比干强谏,纣发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剖比干腹观其心。结果是兵败身死,头悬旗杆,成千古罪人。这和《无逸》篇总结的规律相应。

历史告诉我们,艰苦中磨练,知民间疾苦,体恤民情,节俭自律,虚己待人,从谏如流,是从政者必备的美德,也是兴国强国的必备条件.反之,安乐之中生长,不知民间疾苦,对民瘼冷漠无情,放纵腐化,专横傲慢,拒谏饰非,是从政者大戒,是国家衰败的开始,乃至招来亡国灭身之祸。

三千年前的告诫,历史思想长河,滔滔滚滚,兴亡治乱,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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