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教育、科学、宗教与制度问题

要点提示:人性之恶,与生俱来,是人皆无例外。对人性之恶,教育只让人知其害,很难让人抑恶扬善;社会环境或助长,或纵容,或抑制,使得普遍的善念处于消长变化的状态。善念是消是长,一看制度是否善,二看以"神"为最高权威的宗教是否获得应有发展。至于其他文化,则大多处于从属地位。而"科学理性"尤为独特,它本身就是人类在满足自身恶性(本能欲望)的追求中产生的。因此它与人的本性一样,也始终难于摆脱恶性的"遗传因子":当有大善之制度和充分发展之宗教时,它较难助人为恶,大多对社会有益无害,但也偶有为恶之时;当制度恶劣、宗教发展受限之时,"科学理性"则有可能上升为"宗教",科学大多助人为恶,其对社会带来的益处会被远远抵消,总体表现为无穷的贻害。因此,"科学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接受人类其他文化的适度限制,尤其不能上升为"宗教";绝不能让它排斥挤压其他人类文化,特别不能让它把宗教等等文化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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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对个体人性发育过程的观察分析
二、影响人类个体善恶消长的几大要素
三、符合人类长远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宗教观与科学观
1.一种关于宗教与科学、理性的中国式偏见
2.世界未解诸谜:科学理性与唯物论"宗教"之殇
3.科学和科学思想的灵魂:科学精神
4.宗教:一种与科学同样重要的人类理性
四、儒教:似教非教的中国"宗教"
五、百家争鸣:中国的再一次历史性抉择
六、颠倒是非的"爱国者",中国人"文化排外"的荒诞不经;爱国亦应有道
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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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读了一篇文章,让我再次感觉出近些年在中国民运阵营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一种倾向:在人性及宗教与科学、理性等方面的偏见。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本人以前读过一些国内外名家的论著。但我有个习惯,也许正是我在治学方面的一大缺陷:因为担心自己的思路受到干扰,同时也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因此写作中在涉及准确数据之外的东西时,不愿再去翻阅他人论著,而只是将印象中很可能属于他人的思想,与自己的思路糅合在一起。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很难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他人的,当然就更难标出准确的出处,因此只好在点不出名姓的情况下,对那些给了我思想启迪、或在文章中有其思想痕迹(甚至有其原话、原词)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或致以深深的歉意了。

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但因生活所迫,既没有精力,也难集中思路,故而久未如愿。近几月来网上浏览,情绪多受刺激,冲动难抑,迫不得已,便只好在自我催促中动笔了。

下面,就从我长时间对人性的一个观察说起,后面将逐步涉及我所提到的上述偏见问题,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议论。因为并非专门针对单独的个人,而是针对中国民运阵营普遍存在的一些痼疾,赤诚之中多有生猛疾呼之词,又没有更多时间加以修改完善,肯定对一些读者有无意冒犯可能,希望读者能够多加宽宥体谅。

一、对个体人性发育过程的观察分析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将个体人性发育至成熟的全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原始动物性阶段,也即天生的恶念阶段,此阶段从人的出生起至有较为成熟的语言,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自我意识,并能将自我与他人清楚地区别开来,同时尝试着观察、认知社会的阶段,是以恶念为主,善念即将开始萌动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是否因为遗传而带有天生或原始的善念,至今尚无确切的科学依据,但天生的恶念却是确定无疑的。不过因为性格、情感等心理、精神素质会因遗传、出生后的物质摄取、刺激和其他环境信息的刺激,表现出因人而异的差别,从而左右人们以后对善恶的甄别和取向,这似乎具有较为明显的实证支持。

第二阶段: 人有了清晰明白的自我意识,但不得不依赖家庭和社会生存的阶段,是其恶念逐渐开始逐步受到遏制,善念逐渐萌生的阶段。他已意识到:自己不能离开家庭和社会而独立生存,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是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他不得不遏制自己与生俱来的恶念,确立善念。但其恶念的遏制和善念的确立能达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家庭、社会环境和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处于第三、第四阶段的人的行为表现,也会给他们带来直接、深刻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以集中、大量接受关于世界、社会、人生的知识、信息为主,逐步确立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理念,为其以后的善恶甄别、取向打下知识、文化和观念基础,但其可能的善恶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潜在的阶段,要在以后的种种社会实践中,才会充分发挥、表现出来。

第三阶段: 善恶分野阶段。这是一个人在具有了独立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与能力之后,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涉入社会施展和发挥自己能力的阶段。人在这一阶段开始了正式的自利追求,其恶念与善念会因其追求的需要或制约,而时常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会使得一个人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善恶倾向。

第四阶段: 弃恶向善阶段。人在生理上走向衰竭,其独立生存能力从明显到彻底丧失阶段。人在这一阶段,基本没有了更高程度自我发展和实现的太大可能,因此不得不回到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不得不从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恶念走向了善念。但能从多大程度上弃恶向善,一看其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文化、理念积累,二看其家庭、社会环境影响,三看他在第三阶段弃恶扬善到何种程度,即是否作了大恶、作了多少恶,四看他有无特权为其作恶提供保障。作恶太多太大,又有特权作保障的,在第四阶段弃恶向善的概率就会小得多。个别人因第三阶段作恶过多过大积重难返,以至于其后来无法弃恶向善,因又有特权作保障的,便会在罪恶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例如毛泽东、江泽民、邓小平、李鹏等中共某些最高权势人物一样。而普通人在第三阶段,一般没有积累大恶,加之没有权势为其提供保障,便会在第四阶段几乎彻底弃恶向善,有道是"人将就木,其言也善",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处于第一、二、三阶段人们的尊重和敬仰。

这里顺便做出一个也许并不怎幺恰当的类比推论:如果把人类个体发展的过程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社会发展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人类罪性最充分显露、社会最堕落的时期;只有到了人类即将毁灭的时候,人类的罪性才会得到最好的遏制,社会才能回归到最理性、最理想的整体道德状态。但是,这个时侯人类却不得不悲哀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整体性毁灭。难道,这就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吗?

也许这样的推论有些过于偏激和过于悲观,甚至还会有哗众取宠之嫌。然而我认为,把这样的推论用于当今的中国,却不算怎么过分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吗?中国能够摆脱这样的宿命吗?该怎样摆脱这样的宿命?

二、影响人类个体善恶消长的几大要素

人的一生,是由动物性逐步淡化脱胎为社会性,从动物性逐步向社会性过渡的过程。动物性支配着人的恶念;社会性则抑制着人的恶念,促使着善念的逐步确立。但人的动物性始终难以根除,因此人的恶念也始终会伴随人的一生,只是因环境刺激的不同,会有因人而异的差别。而人的恶念的抑制和善念的确立最终能够达到多大程度,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大要素:

一是教育。教育是这样一种社会性文化传承活动:主要向处于第二阶段的人,传授关于世界、社会、人生过去和现在怎幺样,将来还会怎幺样,我们每个人应该怎幺样、能够怎幺样的知识、学问和理念,并训练人们甄别、获取、理解、掌握、运用这些知识、学问和理念的智慧、能力。这些方面的教育,对一个人在善恶的甄别、取向方面的影响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一个人善恶取向影响最大的教育,还是首数关于社会和人生的教育。这些教育主要在人的第二阶段完成,但因教育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可以延续到人的第三和第四阶段,亦即延续到人的终身。

社会和人生的教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关于社会的教育。

教育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的起源及其更替、制度、运作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人类各种制度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国家与社会、民族、国民、社团、政治组织、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和这些要素之间的纵向与横向关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道德规范等方面与上述政治问题相关、相似的内容、形式的教育。

2.关于人生的教育。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

以上教育,对不同的对象施以简单或复杂程度不同的教育。教育的内容,与对象以后的职业无直接关系的,通常较为简单浅显;教育内容与对象以后职业关系紧密的,通常较为精细详尽,且要求达到应有高度和深度。以后通过后者掌握的知识、特定的语境与技巧及特定的行为表现,以各种方式去影响前者,达到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二是制度。制度能够规范和约束一切人的行为,虽然他不能替代道德规范本身,但它却是社会道德实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道德规范不是一种刚性制度规范,而是可随着人的爱憎好恶和需要随意取舍选择的、软性的精神和行为约束文化体系,对人没有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作用。因其约束力的软性,若缺乏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予以配套,一切道德规范和工具,都将被人们有意或无意拒斥,而退居于一种边缘文化的尴尬地位;人的行为远远地超越于道德底线,就会成为一种社会不得不加以普遍"默认"的"正常"现象。譬如在当今的中国。

而一旦有了良好的制度,必将具有健全的法治体系和法律规范。虽然道德规范对人的恶性的规范约束,远比法律规范更宽泛,但却缺乏法律那样的强制力,因此违反道德规范不一定违法,法律不能替代道德规范。但若违反了法律,也几乎同时违反了道德规范。因此法律可以涵盖道德规范的相当部分内容,可对人们的道德起到相当部分的刚性约束作用,解决相当部分道德问题。这样,在法律规范的强制下,人们就不得不逐步树立应有的善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对道德规范的接受和文化内置,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着自己对道德规范的背离和超越。

三是社会宗教等文化形态发育、传播的自由度,和由这些文化形态所强化的道德规范及人生观、价值观,被整个社会认可与普及的程度。宗教也许象某些哲学认定的那样,纯粹来源于人类蒙昧时期对某些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的幼稚阐释,然而它的很多理念,却与世界上不少难为现代科学所参透、解析的现象十分吻合一致,因而表现出超科学、超思维的神秘特征,同时他又以"神"作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让常人不得不对它产生出超越于其他几乎所有人类文化的敬畏,由此对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心理、情感,产生出种种奇特的影响魅力和强力。宗教的教义、信条,一般都有道德规范和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人生观、价值观渗透、植根于内,与它的其他理念一起对人类产生作用,因此宗教在人类社会,几乎一直充当着强有力的道德工具,在匡正世风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而宗教的发育和传播、普及,又依赖于社会其他文化形态的自由发育与传播。宗教等文化形态的发育、传播等方面的自由度越高,由这些文化形态所强化的道德规范和人生观、价值观,被整个社会的认可与普及也就越广泛深入,对人性的正面塑造作用也就越强,就越能促进个体恶念的抑制和善念的形成、道德规范的接受与文化内置(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置于人类观念体系之内),确立起有益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反之亦反。

四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表现。处于第三至第四阶段的人,对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人来说,具有楷模和表率作用,其行为对第二阶段的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第一阶段的人也有明显影响,强化着社会的善恶倾向,左右着社会的道德风尚和道德水平。

以上几大要素中,社会政治制度是第一要素。只有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其他几大要素才能充分和健康地成长发育起来,并发挥出对社会的正向影响和塑造作用。反之,一种恶劣的政治制度,会让政治权利牢牢掌握操控在少数人手中,其政权难以按合理、合法程序正常转移更迭,使得公共权力异化为少数人的特权。特权将使其他要素受到严重制约,使其要幺不能成长发育,要幺在成长发育中出现扭曲,背离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最终不能将社会引向善而是引向邪恶,导致社会整体性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以利少数人对特权的长期独占和绝对拥有。

因此,关键是要建构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并由这样的制度去保障宗教等文化形态的自由发育和传播。没有良好制度的保障,要想通过教育、宗教等文化形态、社会群体行为表现等要素的成长发育去抑制社会的恶念,引导社会的善念,培育和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是及其困难且很不现实的,至少远远难以收到应有的成效。这在中国,正是一种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活生生的现实。

三、符合人类长远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宗教观与科学观

1.一种关于宗教与科学、理性的中国式偏见

目前的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由于中共党文化的长期熏陶恶劣影响,特别是由于长期的无神论教化,对宗教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认知误区。其中较为显著的偏见就是:将宗教放在与科学理性对立的地位,认为宗教排斥科学理性,是对科学和理性的反动;为了科学理性,必须坚决反对和拒绝、排斥宗教。

这似乎与"五四"运动为了科学、理性和民主而过分的反传统,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关系,也许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局限、失误与历史恶果之一;更与中共党文化千方百计扭曲利用五四,愚弄、教化知识分子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虽然,五四运动并未明确将宗教与封建传统划上等号,但却将原始的儒家文化,与后来被封建帝王、封建士大夫们改造为统治术的、染上了浓厚"封建"色彩的政治儒教划上了等号,这多少都给一些人带来了五四运动"反宗教"的错觉,更给中共扭曲利用五四运动,带来了绝佳的机会:稍作修饰,就把五四运动关于传统和封建的概念,偷换成了"宗教"的概念,于是偷偷地给五四运动戴上了"反宗教"的帽子,再把被它自己戴了帽子的五四运动,反过来握在手中作为大棒,对民间自由发展的宗教团体、组织及其信徒,进行肆意的打击、扼杀和残酷的镇压、迫害。而其振振有词的"理由"就是:××宗教"反科学、反理性"。尽管其动机目的十分肮脏丑恶,然而其"理由",却跟五四运动一样的冠冕堂皇,让这个"大中国"的不少大小知识分子,虽然明知中共的险恶用心,却又找不出反对抨击的充足理由!

近年来,中国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都已经开始了觉醒,开始从中共党文化的愚弄教化中清醒了过来。然而有不少人,却在如何看待宗教与科学、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上,始终难于摆脱中共所精心构织的逻辑陷阱,并被中共得心应手地"免费"利用着,让中共党魁们暗暗窃笑:知识分子目睹宗教遭受的肆意打击、扼杀和残酷镇压、迫害,找不到反对抨击的充足理由,便只好暗暗默认,有的人甚至逐步转变为附和,与中共进行着似乎有些"心甘情愿"的"默契配合"!

这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可悲可笑的现代活剧吗?我们该怎样从这个陷阱里跳出来呢?

2.世界未解诸谜:科学理性与唯物论"宗教"之殇

人们来到世界,对于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种种表象,充满了种种新鲜好奇之感,同时也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充满了或多或少的困惑和恐惧。随着人的思维和智能的逐步成熟,人们会对事物进行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思考,借以满足自己的新鲜好奇,并逐步减少自己的困惑和恐惧。于是,以解惑释疑和精神安慰、精神支撑为其部分功能任务的科学,就伴随着它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一些活动,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

当今的学术界,以"可计量、可实证、可重复"去对现代科学进行界定。表面上,这样的界定是无懈可击的。然而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仅仅带着一种功利目的,把现代科学纯粹看作谋取物质利益、满足享乐欲望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当然就在计量、实证、重复这三方面缺一不可。但是,这样的界定抹杀了科学的另外一种功能:对世界、对事物的认知功能--世界、事物"是怎幺样的"--世界、事物呈现给人类的样子是怎样的,呈现了些什幺样子,呈现了多少种样子......科学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寻为什幺会是这样的,并利用这样的"为什幺",去预知世界、事物今后还会怎幺样。一句话,就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没有遗漏的发现、忠实的记录和合符逻辑规范的解释。在此,科学承担着一类与功利目的同样重要的任务:满足人类的新鲜好奇,减少人类的困惑和恐惧,而并非以物质功利为其唯一目的。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科学利用其通过探寻已经知道了的世界、事物今后还会怎幺样,可以为我们人类做些什幺的种种知识,去确定人类应该做些什幺,可以和应该怎幺做,等等。到了这样的阶段,科学的功利目的,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一般地说,科学已经能够对于自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部分表象,作出较为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世界、事物不仅仅是在"一般"情况中存在和表现自己的,还有它存在和表现的"特殊形式"--例如在中国被称为"神秘现象"或"超自然现象"的人体特异功能、命相大师准确服人的推算(本人有数次切身体验);西方的催眠术、中国的气功(本人有数次切身体验);波尔代热斯现象、濒死体验现象等灵异现象;UFO(飞碟,本人曾于1981年有幸目睹)等等,这些现象,至今仍被称为"世界未解之谜",而且一度时期还被称为"世界不可解之谜",就是说科学至今尚无法解释,也许在难以预知、近似于"永远"的时间尺度内也无法解释。正是这些令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强烈冲击着被一些人奉为神圣的"科学理性",给宗教提供着合理性依据,支撑着宗教的长期存在。

当然我们可以因为这些现象,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没有清晰可见的直接关系,因此也就可以认为没必要对它们进行科学解释。然而科学至今为止不能予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况且这些现象尚难确定与经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即使它们真的与经济生活无关,也不能认为与人类的需要无关,譬如解除人们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的无知,而产生的困惑和恐惧等等,不能不说是人类具有正当理由的需要,有时甚至是人类的迫切需要。

对科学"可计量、可实证、可重复"的一般性原则要求,是针对它将满足我们人类物质追求的功利需要而言。当一种科学结论尚未进入到满足功利需要的阶段,或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离开这样的功利需要时,这样的原则要求也就会相应地失去它绝对的约束效力。譬如当我们需要就世界未解诸谜进行求解之时,计量、实证、重复的要求就并非必不可少。同时我们也不能以其不可计量、不可实证、不可重复的表现特征,而武断地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

在肯定了这些现象存在的客观性之后,我们就发现了科学的无能为力和捉襟见肘。按照科学的定义,科学本应为观察、研究这些现象,提供计量、实证、重复的手段,然而它在现实上却无法提供。它无法对这些现象给出起码解释,当然就谈不上计量、实证和重复,更谈不上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这里,科学因为它的无能为力和捉襟见肘,就陷入了尴尬难堪的境地。

而无神论在这些现象面前,更显得苍白无力。

在这些现象面前,我们看到了现代科学与无神论的无奈,遭遇了科学与无神论之殇。

甚至,科学在面对它自身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时,也往往无可奈何;在面对它自身的天文物理学观察结果--暗物质和暗能量时,也显得迷茫无措。这是为什幺呢?

我于2007年在新浪博客一篇关于科学的论战文章中,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科学对人来讲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脑的创造;另一方面其内涵来源仍属自然,是自然在人脑中映射的产物。到目前为止人类还驾驭不了自然,当然也就不能完全驾驭自然通过人脑智慧映射的科学。科学带给人类的灾难,从本质上说还是自然固有的灾难属性的实现形式,只是科学灾难假之于人的手、脑和其他器官、功能,以其表现形式掩盖了自然灾难的本质属性,因此会让公众和科学家们都感到迷茫,更感到束手无策。人类试图用科学本身去征服科学灾难,无异于用科学所赋予的自然手段去征服自然灾难。可是我们人类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自然通过人脑映射而成的科学及其手段,所能涵盖的只能是自然的极小部分。而科学灾难所涵盖的自然成分要远远地大于(或多于)科学本身。用"小自然"去征服"大自然",焉有不失败之理?

同理,用仅仅局限于"小自然"的科学,也就无法对"大自然"作出完满的解释--这并非一个多幺深奥玄妙的结论,而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

也许一些人会以不承认这些现象,作为解决现代科学尴尬难题的"法宝"。然而不承认奇异的自然现象,那更是一种迷信--一种对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迷信。这种迷信极有可能比传统神学意义上的"迷信"更有害得多,因为现代人是很容易把神学"迷信"与科学严格区分开来的。而对既有科学理论体系的迷信,即使科学精英和思想精英也不胜自我提防,甚至不知不觉地陷入其泥潭而难于自拔。迷信科学理论而否认与理论矛盾冲突的自然现象,必将导致科学的停滞与倒退。而其最终结局,将是传统的科学神殿被人们愤怒地捣毁,坐在神坛上的权威不仅仍然会被赶下神坛,甚至还将受到万众唾骂,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3.科学和科学思想的灵魂:科学精神

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是以摒弃各种专制,造就了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实现了公平竞争为前提的。在如此氛围里,各种思潮层出不穷泥沙俱下,但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却使得优秀和先进的得以生存发展,劣质和落后的得以自然淘汰。这就是西方的科技繁荣未能出现在其专制时期,却恰好出现在其自由民主时期的深层次原因。如我们所知,在其专制时期,哥白尼、布鲁诺等伟大的科学家及其理论、学说,遭遇了十分悲惨的厄运;而在这些国家埋葬专制集权、确立宪政民主后,类似哥白尼、布鲁诺等科学家及其理论、学说那样的悲惨遭遇,也在科学界销声匿迹了。甚至就连最低级庸俗、最愚劣、最反科学的学人,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里,也能自由地畅所欲言,不会受到来自官方或非官方的打压迫害。因为其官方和非官方人士,都对其制度很有信心,相信那些低级庸俗、愚劣、反科学的学人,会被他们的制度自然淘汰而不至于产生可测度的社会危害,他们没必要去残忍地对待任何人。况且人为地打压学术和学人,本身就为他们的制度和科学精神所绝不容许,因为这除了为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所诟病之外,还极有可能会扼杀更加伟大的科学萌芽,断送了更加辉煌的科学未来。

也许那些极力否定种种奇异现象的"科学"粉丝们的本意是善良的,的确想在中国造就一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然而十分可惜,他们却用了一种百般否定观察结果,否定基本事实的专制霸道。真正的科学及科学精神,应该是首先承认观察结果,承认基本的事实,同时允许理论与意见的多元化。专制霸道与科学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他们会在有意或无意中,得出一种背离科学精神的结论,喊出一种背离科学精神的口号。

崇尚西方现代科学本身并不错。但要让西方科学技术及其思想方法在中国得到健康成长,必须同时借用西方对待科学、文化的态度与精神,创造出自由、宽松、活跃的社会文化与学术氛围。否则,种下的是西瓜,收获的也许会是芝麻,甚至会是变种的、有毒的芝麻。中国专制霸道的传统,是对西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反动或亵渎,是心怀叵测或本意善良的人借以给科学掘墓的工具。以此进行硬性强制的结果,将会扼杀更优秀的科学思想和成果,葬送了科学的未来。

4.宗教:一种与科学同样重要的人类理性

首先声明,我在这里绝无否定科学之意,只是想让人们明白:必须对科学的功能与作用加以种种必要限制,防止其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承认:我们要求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应该是福祉而不是罪恶。

我们不应忘记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言:"在人可以并且应该了解的各门科学中,最主要的一门是关于怎样才能生活得尽量少作恶和尽量多行善的科学,在各种艺术里,最主要的一种是善于尽量自然地避恶扬善的艺术。可见,在所有自命为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和艺术中间,那门最重要的科学和那种最重要的艺术非但不存在,而且根本被排斥在科学和艺术的清册之外"。

在这里,托尔斯泰深刻地道出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巨大缺憾,和对于这一缺憾的深深忧虑。要弥补这样的缺憾,科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而在人类的种种文化形态中进行地毯式的搜寻筛选后,我们发现:最具希望的,只有宗教。

至今为止,本人尚未皈依任何宗教,因此本文关于宗教的种种论述,并非出于宗教狂热所滋生的偏见,而是出于对中共借"科学"、"理性"的幌子,肆意打击、扼杀和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等宗教行为的极度义愤,和对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的深深忧虑。

"科学"、"理性"在眼下的中国,是被中共官方肆意篡改、扭曲了的"钦定"概念。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任何宗教,其信条和教义都难免与这样的"科学"、"理性"有所冲突,于是任何宗教都有遭受中共打击、扼杀和镇压、迫害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共在其《宪法》中所承诺的宗教自由,就被它自己用一种可以说得上并不怎幺高明的概念游戏,活生生地剥夺殆尽了!

宗教传播和信仰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净化人心,拯救我们社会正在堕落和沦丧的道德。而中共恰好相反,他们最希望社会道德堕落和沦丧下去,以让他们贪污腐化、为非作歹的恶行畅通无阻,永远维护专制暴虐的极权统治。于是任何宗教的传播,都会对其统治合法性构成动摇威胁,因此对任何宗教,他们都会野蛮无情地打压。当然他们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公开打压,但他们会等待机会寻找借口。而他们最冠冕堂皇、最能引起知识分子和普通公众一致"共鸣"的借口就是:××宗教"反科学,反理性"!

十年前,中共开始指使其豢养的御用学者何祚庥等人,借口打击伪科学,变相鼓吹"科学万能论",以科学与理性为幌子,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宗教和气功修炼者进行野蛮打压。这是中共最险恶的手段之一,是恶毒破坏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当今中国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资源枯竭、政治腐败黑暗、专制极权与暴政肆虐的罪魁祸首,更是未来人类区域性战争侵犯掠夺欺压、环境破坏、资源掠夺乃至全面自相残杀的最大祸源,是在罪恶势力操纵下的倒行逆施!

这类关于科学的极端论点,既夸大着理性也摧残着理性。表面上冠冕堂皇: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它却武断地排斥了人类应有的另一理性--为了人类长远恒久的生存发展,应当对科学功能与作用加以种种必要限制的道德良知。它在否定传统宗教的同时,也伙同中共建构、维护着一种新的宗教:崇尚科学至高无上、鼓吹"科学万能"主义,把现代科学及其理论体系、权威人士祭上神坛,以科学理性的名义,以唯我独尊、非我即"邪"的专制霸道,无情地打压、摧残、排斥、扼杀人类更加不可或缺的道德理性,把人类推向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深渊;它纵容着威力巨大的杀人武器的大量制造和无度泛滥、非理性应用(如对朝鲜核试验、核威胁、核讹诈的暗中支持),纵容着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勾结,有意破坏环境、掠夺资源的官僚集团、黑心商人和商业利益集团,纵容着专制极权、腐败邪恶、暴虐残酷的政治制度,还滋生、纵容和袒护着黑恶社会、恐怖组织等等有着巨大能量的邪恶势力,并向国外输出和复制着这样的社会机制,它才是对我们人类社会最恶毒、危害最大的邪教!

科学永远不可能包办一切,至少不能净化和控制人类的心灵,预防和遏制、消灭专制极权、腐败邪恶、暴虐残酷、为所欲为的政治制度;不能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有效解决人类的道德堕落与沦丧问题;不能解决由这种堕落和沦丧所带来的人类和平环境的破坏、为了眼前一己私利的人为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掠夺......等等将会导致人类自我毁灭、葬送地球与地球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有可能发挥出重大作用的,只有在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下,利用一种在某些理念上与它有所冲突的文化武器:宗教。

强调科学理性固然不错,但我们却不能以科学理性去排斥道德理性,进而排斥宗教。否则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就极有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罪恶!

科学本身就是人类在满足自身恶性(本能欲望)的追求中产生的。因此它与人的本性一样,也始终难于摆脱恶性的"遗传因子":当有大善制度和充分发展的宗教时,它较难助人为恶,大多对社会有益无害,但也偶有为恶之时;当制度恶劣、宗教发展受限,"科学理性"则有可能上升为"宗教",科学大多是助人为恶,其对社会带来的好处会被远远抵消,总体表现为无穷的贻害。因此,"科学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接受人类其他文化的适度限制,尤其不能上升为"宗教";绝不能让它排斥挤压其他人类文化,特别不能让它把宗教等等文化踩在脚下。

因此,人类必须继续维护和完善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却绝不能让科学上升为宗教!

中国民运必须密切关注这一动向,极力遏制"科学万能论"的恣意泛滥危害,对中共的宗教迫害行动,从思想理论上进行釜底抽薪,在此基础上团结宗教的各大教派,团结中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信仰者及气功修炼者,捍卫道德理性,提升自己的人气,巩固和扩充自己的政治实力,强化自己与中共对抗的力度(因此,本人计划发起倡议创立《科学灾难学》,并计划写作《依靠科学生存的极限》,对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进行补充完善,希望有人响应)。

中国民运本身就存在一个与中共争夺对宗教影响力的问题。如果民运人士对于宗教组织及其信徒缺乏宽容忍让的精神,那无异于把宗教信徒再向中共推一把,成为自己的对抗力量。而凭着宗教广泛的民众基础,民运就会因此而把更多民众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使自己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这样,民运还能有何作为呢?

四、儒教:似教非教的中国"宗教"

也许正是不少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的科学理性本位主义和中心主义,排斥了以强化道德理性为重要诉求、与科学理性有所冲突、以神灵作为其最高权威的宗教理性,从而为中共打压迫害宗教提供了极好的借口。近10年来,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屡屡受到野蛮残酷的镇压迫害,而儒教的阐释、传播却一直受到当局默许,这不能不发人深思。当然我们不能在此陷入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陷阱,然而却有必要运用同样属于科学理性范畴的逻辑武器,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分析。

宗教以它超越于、高居于俗人之上的权威主体--"神",作为其区别于人类其他文化的特征。"神"在人类意识中,在种种人类文化造物中,早已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一旦产生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便不允许常人对其加以任何怀疑和任意更改,更不可亵渎、不可悖逆。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特点,才使得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能够长期地依附于它而获得最好保护。或者说,"神"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得宗教成了一种异常坚硬、几乎"百毒不侵"的"壳",对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呵护、保障和强化作用。

人类的道德伦理规范自身,几乎没有能够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强制手段,因此是极端脆弱的。一旦脱离了宗教这个"壳",道德伦理必将暴露在各种毒文化的浸淫腐蚀之中,不仅不能对人类普遍的恶发挥出应有的遏制作用,相反还会成为一种表面冠冕堂皇,实质上比毒文化还更具腐蚀性的新的文化毒素,使得人类的道德理性出现大幅度滑坡,产生空前的道德危机。当前中国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种种现实,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中共之所以要不择手段地打压和迫害宗教,就是为了千方百计破坏宗教这个道德伦理的"壳",进而让社会道德伦理暴露在种种毒文化中被浸淫、腐蚀,最终成为徒具其表的废物;让这个社会失去起码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利于维护他们野蛮暴虐、专制极权的黑暗统治。

在中国,儒学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宗教"。也许可以对它作如此界定,但它却是一种无神的宗教("无神"即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作为其权威主体,不完全等同于"无神论",尽管儒家学说带有较强的"无神论"色彩)--如果可以把宗教分为"有神"和"无神"这两大类别的话。它没有"神"作为自身的最高权威和常人膜拜的偶像。即使我们把它当做宗教,也假设绝大多数人都理解和掌握了它的教义。然而因为它"无神",不能借用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通过心理威慑和心理暗示等途径,产生出一种足以压服多数人恶念的精神强力,难免让人"口服心不服",便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发挥出应有的呵护、保障和强化作用。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引入中原,并以其一定开放性吸纳儒学的合理内核,再反过来影响儒学,那么今天的儒学,恐怕还是近乎百分百的无神论,而更难对道德伦理产生出呵护、保障和强化作用。因此,希望借用儒学文化去扭转中国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混乱局面,无异于痴心妄想。

我们承认,在中共统治中国之前,中国的道德与世风,还很少滑落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这当然有儒学一份功劳,但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功劳,也不应该予以抹杀。的确,儒学本身就是一个伦理体系,在某种情况下会对匡正社会道德、世风发挥出一定积极作用。但究竟应对它寄予多大希望,还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儒家学说主要包含普通伦理和政治伦理。它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纲常和尊卑等级理念,怎么看也算过分的;而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等血腥冷酷的伦理信条,则真的说得上罪恶透顶了。正是这些信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两千多年的人祸灾难,并在近两个多世纪(19-21世纪)的100多年间,一再恶毒地阻遏着中国政治变革的步伐,一再葬送了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希望。虽然当今中国各路儒门后生一再声称,这些信条并非出自孔孟典籍,而是董仲舒等辈孔孟门徒的妄语,然而董仲舒等人毕竟是儒学门徒,总不能为了美化儒门名声,就连门徒也不相认了吧?

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儒学;一些儒门后生为了从帝王那里分得一杯羹,不得不在帝王面前表现得卑躬屈膝,而将儒学作了不少削足适履的发挥改造,才使得后来的儒学有了那些堪称恶心刻毒、血腥冷酷的理念。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自从儒学诞生不久,它就被历代中国的统治者几乎不间断地当作了"国教",而顺风顺水地宠幸了两千多年;而其它凡与儒学有所抵触的思想和学派,则一直受到严厉的、有时还是相当严酷的打压:其中原与儒学同源的道家,所受到的朝廷礼遇十分有限,远远难及儒学所受宠幸,甚至还屡屡遭受打压迫害;佛教的境遇也与道家大同小异。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不恰好证明了儒学具有最适合中国历代帝王口味的内涵,而只能以"幸运"二字去作唯一解释吗?

况且,既然能从门徒的嘴里吐出如此妄语,那么在其孔孟老祖宗的典籍中,就真的寻不出一点影子,找不到一点根源吗?

退一步说,我们尽可强调孔孟原创的正统儒学,是多么的至善至美。然而既然儒学门徒说,今天的儒教已被其后生门徒破坏得面目全非了,至今为止尚潜留在绝大多数人潜意识中的,都主要是那些恶心刻毒、血腥冷酷的理念。那么我们要把那些肮脏龌龊的理念,从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意识中驱逐出去以恢复正统的儒学理念,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为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首先要面对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百般干扰影响--中共已在我们之前抢先扶植了一帮御用文人,以适应其专制极权、暴政独裁统治需要的儒学理念占领了阵地。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我们要恢复儒学的正统理念,无异于要与官方争夺其已经到手的阵地。在这样的争夺中,我们显然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而且是后来者,固然可以运用策略智慧,还可以运用我们本属正义的道义力量,然而如果不打算同时用时间去周旋应对,那也是太幼稚的想法。

的确,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道德伦理理念,但它却不能与道德伦理混同,它首先需要的不是道德伦理而是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理念,即普世价值理念。

不少国人都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化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如果从"部分"这一概念角度去理解,譬如关于人伦理念的部分学说,还有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太极学说中的相当部分思想和其他思想、气功文化、部分中医文化,等等,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是很不错的。然而就其另外的某些理念去看,这样的断言就大错特错了。譬如比孔子稍晚的古希腊希罗多德所系统阐述论证的自由民主思想,却是我们用了高倍显微镜,也难从儒学体系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的,而只能看到君君臣臣之类主张或迎合帝王个人独裁、专制集权的理念。因此当我们在比较判断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世界古典文化孰优孰劣时,也应当逐项进行具体的分析看待,而不应当一概而论。再从宪政民主需要的角度去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绝大多数都恰好是与宪政民主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与政治制度有着较为直接关系的文化,却又是最劣质的文化,是最肮脏、最龌龊的垃圾文化。那么除了提供部分道德伦理支撑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对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产生多大的正面影响作用呢?

我在这里没有求全责备孔孟等辈先贤的任何意思。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很少,在这方面的知识十分贫乏肤浅,但在我偶尔因为策划业务和其他需要而查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料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中国,象春秋时期那样宽松活跃的文化生长环境,少得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那样的环境能够多持续一些时间,或者能够多出现几次;要不,如果能够让道家多上几十倍与儒家平等生存、平等竞争的时间机会也行。这样,儒家就极有可能摈弃一些恶心刻毒的理念,并防止血腥冷酷理念的产生;而道家则有可能逐步发展出西方世界那样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体系;甚至,还会逐步孕育、生长出自由、民主、宪政的思想和文化。

可是这些在西方世界完全是活生生的现实,至今为止在我们中国,仍然还只能是一种假设。因此任何有着起码良知良心的人,对我们中国人长期没有自由民主权利的不幸,都难免愤愤不平。而我们自己,早已为此喊干了嗓子哭干了眼泪,现在唯一还能做的,就只有抗争、反叛!

五、百家争鸣:中国的再一次历史性抉择

不止一次地听一些中国人说:道德人文的儒教是中国宪政传统的根基。其理由如:儒教是既超越又入世、超越而内在的大中至正的圆教。具体地说是:道德人文的儒教的范围更大,它是一个包涵了道德理想、人生价值、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等的文化精神的综合体。道德人文的儒教承载了孔孟之道的本义,是未来中国文化建设和宪政建设之本之"魂";它们包涵了重家庭人伦、重人际关系、服从秩序、重教育、勤劳、节俭等等的价值,也带有服从权威、逆来顺受等的习性。所谓"儒教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之有相当大的关联......等等。

这样的"理由"能否算作理由,是值得大加怀疑的。这里从前提到结论"一气呵成",没有必需的逻辑推理中间环节,似乎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要求。如果对这样的环节进行补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仅有道德人文理念而没有丝毫宪政理念、甚至没有丝毫自由民主理念,而只有君君臣臣之类主张或附和帝王个人独裁、专制集权理念的儒教,怎么能与宪政联系起来,作为中国宪政民主的根基?

假设中国人真的需要一个源于本土的宗教的话,那么与其选择儒教,还远远不如选择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尽管如某些本意善良或居心叵测的人所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而以下事实,却是毫无疑义的:他的文化来源,基本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佛教道统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他既包容了中国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持续生存需要的道德理念,又包容了符合宪政民主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一种内涵系统有序、理念全面深刻的宗教;他有他自己的偶像"神"作为其最高权威,符合一神教的一般要求,为自己打造了一具坚硬的"壳",能对社会道德伦理和宪政民主理念起到有效的呵护、保障和强化作用;短短几年,他的信徒(学员)就达到了近亿之众,这说明他的核心文化能够很好地适应和抓住中国人尊崇传统文化的心理,他本身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信仰队伍在国外,也同样获得了全球宗教历史上罕见的快速发展,同时获得了西方政要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特别是他所组织开展的"神韵"全球巡演,在不少国家产生了强烈轰动,掀起了一股震撼力强大的"东方神韵"旋风,这说明他堪当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他的信徒(学员)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不屈不饶地坚守正义、揭露真相的大无畏精神,为中国其他公众难以比拟,而这样的精神,恰好是扭转中国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混乱局面,并在暴力血腥的恐怖氛围下,建设宪政民主所必需的......不知是不是中国残酷黑暗的现实,迫使他彻底改变了佛教和道教过分"出世"的传统,而让自己在中国的多样文化中显得别具一格,而且丝毫不与专制极权统治同流合污。以上种种,无论是内涵实质还是外延表现,都让迄今为止的儒教所远远难及。那么,儒教与法轮功相比究竟孰优孰劣,不已经很明白了吗?

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法轮功不能作为中国宪政传统的根基。严格地说,任何一种单纯的宗教或文化,都不能作为宪政制度的根基。宪政民主就其内涵来讲,是一种包容多种文化的政治制度。在他的"根基"中,过分强调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对其他文化带来压制和排挤,使其他文化处于不平等地位,而这恰恰是背离宪政民主原则的。例如在美国,仅仅因为华盛顿等先贤们在其宪法中引用了很少的基督教语言,并要求民选产生的总统手按《圣经》作就职宣誓,就让一些不信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人士和无神论者不高兴起来。虽然这只算一个小小瑕疵,丝毫无损于美国宪政民主的伟大和光荣,然而近几十年在美国,这方面的反对声浪却很少有所间断,近年来甚至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对其作违宪审查,并要求予以废除的趋势。

其实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也并非来源于某种单纯的文化,并非单纯地来源于基督教。当然基督教是它的重要来源,但除此而外,还有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同时还有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政治学、法学、哲学等领域内,多个流派、无数学者的理论、学说、思想。而单纯的基督教,也有不少与宪政民主相悖的理念。例如守仁先生说:个人自由与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的教条性、威权性、排它性等相冲突(这几乎是所有宗教的一大共性)。基督教的这一特征,就宪政民主说应算严重局限,必须加以彻底扬弃。而这"扬弃"的重任,绝非基督教自身能够完成,相反必须求助于基督教以外的其他文化。这些文化既有来自于他们传统的,也有产生于他们当时的;既有来自于国外的,也有产生于他们国内的。

西方宪政民主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既不能反传统,也不能唯传统;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全盘东化。这就是结论。传统与现代结合,西方与东方互补--唯有如此,中国宪政才可能有所突破,才可能获得成功,也有可能实现对西方的某种超越。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此一切都必须以宪政民主为重。当某些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与宪政民主无法有机融合,现实中也无法做到兼顾二者的两全其美之时,那我们也只好暂时回避某些传统文化和东方文化,极力为宪政民主保驾护航。而从文化发展和传承的规律来看,传统文化早已融入了社会生活,融入了人的血脉,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离弃的文化依托。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下,任何人要想割断传统,都是不可能的。在宪政民主成功后,形成了一个多文化自由孕育、成长、碰撞、融汇的社会氛围,儒学等传统文化、东方文化自然会回归社会,回归到民众中来,并实现自己的良性发展。

当然我们也可以象康有为、梁启超借阐释先秦诸子"托古改制"那样,在孔孟儒学中,在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用高倍显微镜去发现自由民主思想和宪政思想的牵强附会的"影子",再用脂粉去加以粉饰涂抹,用放大镜去加以放大,由此创造出在中国实施宪政民主的"正统"理由。我们相信这样能对宪政民主建设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样的手法也是一柄双刃剑: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语言的多义性和内涵的模糊性,使得人们可以对其进行相互对立的歧义性解释;我们可以"托古改制",中共也可以指使其豢养的御用文人"托古护权"。在这样的对抗中,我们所能达到的也不过是制造出一种文化力量,尽量给对手一些文化压力,力求实现与对手在理由上的平衡而已。鉴于中共正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专制极权百般辩护,因此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按照宪政民主的需要予以大力阐释发挥,象康有为、梁启超"托古改制"那样,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阐释发挥过程,也同时是包括儒教在内的传统文化"拨乱反正"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将会逐步发挥出它对中国宪政民主和道德建设的正向影响作用。否则,要靠目前为止充满肮脏龌龊、血腥冷酷内涵的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去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和道德回归,无异于饮鸩止渴。

还应明白:借用传统文化托古改制,只是我们与中共针锋相对的一个策略而已,绝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民运的思想依托和宪政民主的根基。否则,中国民运的文化思想建设,必将步入歧途。至少,中国传统文化不少外表华丽的虚假道德说辞,将会让一些国人蒙上眼睛,失去应有的理性辨识能力,盲目放弃宪政民主追求,再度沉入"以德治国"旧梦。而"以德治国"恰好正是目前不少国人迫不得已的政治理想之一。排斥宪政民主的"以德治国"在中国导致了怎样的恶果,以后还会带来哪些恶果,相信稍有理智的国人,都是心中有数的。那么我们还能执迷不悟,让"以德治国"由国人迫不得已的政治理想,上升为国人长期唯一的政治追求吗?

六、颠倒是非的"爱国者",中国人"文化排外"的荒诞不经;爱国亦应有道

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那么空虚无聊,很难将书本知识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往往不去观察和注重现实,总喜欢从书里来又回到书里去,把一些本来简单清晰的概念语汇搅来搅去,直到这些概念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陷在里面不能自拔。譬如19世纪70～80年代,正当中国面临大变革的历史机遇时,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去潜心探究社会究竟需要什么,该怎样创造条件去适应这样的需要。而是陷入了西学与中学的"体用"之争,表面上对国家社会十分认真负责,然而却延误了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深探细究。众多知识分子一腔热血忙乎了不少时间,形成了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然而多是空洞乏味的概念之争,真正有用的真知灼见,犹如凤毛麟角。于是中国的问题最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几千年一贯的恶劣政治制度居然躲过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一直延续到了至今,甚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了这种并不怎么光彩的"传统",再加上后来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文化破坏和毁灭浩劫,中国知识分子就更加迷途难返了。特别最需要注意: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世界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本来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某种促进提升的作用。然而中共把马克思学说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恶意加工改造,将其"统一"的理念以一种"相对"说辞加以虚幻化,从而将"对立"理念绝对化。于是在知识分子和普通公众心目中,任何事物都被"一分为二"为对立的两级,就像原子内部只有电子和质子,而没有起中介、桥梁作用的中子一样,事物再也没有了两级之外的中间、过渡等中性状态。直到现在中共"辩证法"早已失去了市场,可类似的"一分为二"观念,却还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阴魂不散。以至于现在的知识分子,又把在社会变革中接受与利用普世价值理念,强行拖入了"爱国"与"卖国"之争。

本来,普世价值理念虽然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但也同时部分吸取了东方文化,而且在东方世界也有同样普适性。这就像从国外引进了先进技术或商品实物一样。引进的技术或商品,都是不分国界、地域和种族普遍适用的,用途也与其原出地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其使用习惯与方法等方面的细微差别。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国家在文化、技术和商品等方面的引进,是一种现实需要。就好像爱自己的家庭,就要让家庭成员好好生活下去;要好好生活,就要千方百计从家庭外部获取文化、商品等等赖以生存的资源。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家庭,却又不允许家庭成员读书学习,以从外部获取自身没有的文化资源;不允许家庭从外部获取自身不能创造却又迫切需要的物质资源,导致了家庭成员难以生存延续下去,那么无论你怎样的巧言令色,你都绝难逃脱祸害、败坏家庭的嫌疑!

同理,如果我们不允许自己的国家从外部引进自身没有而又迫切需要的文化,我们能够逃脱祸害、败坏国家的嫌疑吗?有着祸害、败坏国家嫌疑的人,能算一个货真价实的爱国者吗?

那么,我们怎么能说中国引进和利用西方文化,"是赤裸裸的西化,是异化中国文化,是违背传统的",而予以极力反对呢?

再从现实角度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早已进入了西方世界,并与他们本土的文化有机地融汇在了一起,却并未对他们本土文化的延续造成冲击和威胁,他们的民众也未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什么敌视态度。相应地,我们引进西方文化,只要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引进吸收,不是我们人为故意地抛弃和剿灭本土文化,那么又会对我们的本土文化带来多大的冲击和威胁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作草木皆兵、如临大敌的极端假设呢?我们不是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吗?害怕外来文化冲击和威胁的文化,那不是一种太脆弱不堪的文化吗?一种太脆弱不堪的文化,能够算作优秀的文化吗?

一种悖谬荒唐的理论,必然是弊多利少甚至贻害无穷的理论。历史到了世界日新月异的2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切追求自由幸福的中国人,该是冷静理智地反省自己的时候了!

引进和利用西方文化是必要的,除非我们不要自由幸福。希望纯粹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带来自由幸福,历史早已证明,那只是一种白日梦,只是一种痴心妄想。难道我们还要去付出无谓的时间、精力消耗和血的代价、生命的牺牲,进行再一次明显有害无益的试验吗?

引进利用西方文化,应用中对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等等,自然有些需要打破,而更多地是需要去适应和利用,譬如语言文字、部分道德理念等等。因此仍然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抛弃、更不能剿灭传统文化。而且,还必须按照世界潮流所向和时代需要,继续阐释、发掘传统文化,在阐释、发掘的同时,剔除、抛弃诸如荒唐悖谬的纲常等级;个人独裁、专制集权、血腥冷酷的普通伦理与政治伦理等等劣质、垃圾文化,进一步发展、完善关于人伦理念的部分学说,还有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太极学说中的相当部分思想和其他思想、气功文化、部分中医文化,等等。一旦普世价值理念与中国上述优秀的传统文化实现了有机嫁接融合,那么就将生长出一种既有别于西方文化、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崭新文化。然而由于这样的崭新文化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生长出来的,因此它应当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民族的骄傲。

引进技术和商品需要付出等价的金钱,尚不能作卖国看待;而引进文化几乎不需要以金钱作等价交换,只需要我们投入自己的智慧,如此低成本、几乎无物质代价的引进,却能对国家、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带来最大的促进作用。这样难道还不能算一种最伟大、最崇高的爱国主义吗?谁有资格去予以怀疑、否定、排斥、打压呢?

说引进和利用西方文化"是赤裸裸的西化,是异化中国文化",甚至说是"反华"、"卖国",就跟那种说爱党就是爱国,反党就是"反华"、"卖国"一样,纯粹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无知论调。这样的论调,表面上是爱国,实质上是害国、误国,应当受到历史的批判、人民的唾弃。

爱国人人可为,只需要我们对国家、民族有所付出,而不管付出的大小和多少。然而普通公众在手里没有掌握国家大权,无法绕开统治者的控制与外国进行独立交易的情况下,要卖国谈何容易!倒是那些手握国家大权的统治者,既有卖国的方便,又有卖国的机会;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卖国的确凿证据。

一个普通公众,一般地说只有爱国和误国、害国之分,而绝不可能占着爱国和卖国两极中"卖国"的一极。别再给人民大众戴黑帽子、泼污水了,人民再也不堪忍受如此莫须有的污辱!

撇清了"爱国"和"卖国"的基本义理,对于先进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利用,也就有了足够的底气。同时也会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加以合理的扬弃利用。在这样的前提下,搬出某些历史伟人的只言片语,为自己的文化选择压台助阵,也就显得没有必要,甚至还会让人产生故意误导的嫌疑。譬如将宋庆龄的几句公开谈话和孙中山、蒋介石的一些言论作为理论依据,得出应在政治文化上反对基督教,推崇儒家思想的结论。殊不知这一结论存在至少三个严重误区:一是孙中山、蒋介石作为中国并不算太成功、政治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宪政民主要求的政治家,其言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宪政民主的要求,也就可想而知了。二是他们毕竟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搞政治,这个社会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地逼迫着政治人物们说假话,而不允许他们说真话,虽然我们不敢断定宋、孙、蒋在多大程度上说了真话或在多大程度上说了假话,但却敢肯定他们所说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话;特别是宋庆龄,后来一直生活在中共的舆论高压之下,她说假话的可能性最大。第三,这是最要害的,就假设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因此决不能把他们的谈话和断言作为我们论断的主要依据。而我们最重要的依据应当主要是来自现实,来自国家和民族的迫切需要。

按照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现实,我们国家的宪政民主建设,最需要的就是普世价值理念。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基督教伦理、佛教伦理、部分儒家人文伦理、道家学说等等优秀文化的整合影响,而不是仅仅需要某一个宗教、某一派学说和某一种文化。

七、结论

人性之恶,与生俱来,是人皆无例外。对人性之恶,教育只让人知其害,很难让人抑恶扬善;社会环境或助长,或纵容,或抑制,使得普遍的善念处于消长变化的状态。善念是消是长,一看制度是否善,二看以"神"为最高权威的宗教是否获得应有发展。至于其他文化,则大多处于从属的地位。而"科学理性"尤为独特,它本身就是人类在满足自身恶性(本能欲望)的追求中产生的。因此它与人的本性一样,也始终难于摆脱恶性的"遗传因子":当有大善之制度和充分发展之宗教时,它较难助人为恶,大多对社会有益无害,但也偶有为恶之时;当制度恶劣、宗教发展受限之时,"科学理性"则有可能上升为"宗教",科学大多是助人为恶,其对社会带来的益处会被远远抵消,总体表现为无穷贻害。因此,所谓"科学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接受人类其他文化的适度限制,尤其不能上升为"宗教";绝不能让它排斥挤压其他人类文化,特别不能让它把宗教等等文化踩在脚下。

优良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的最高文化形态,但它需要其他文化的强力支撑,尤其需要优秀宗教文化的催生和呵护。因此,在优良的社会制度尚未实现之前,千方百计突破坏制度的层层阻扰,不遗余力发展多种类、多体系的优秀文化,是优良的社会制度孕育和诞生的必备条件。

本人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分析总结古今中外的一些历史资料,终于得出了上述结论,希望能对中国民运阵营有所帮助

2009年8月15日

《民主论坛》电子日刊首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