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邓小平留下的残局

在赵紫阳与李鹏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决中，争取邓小平是关键。在学生运动及其站在学生后面的千百万民众与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峙中，赵紫阳能否有所担当是关键。赵紫阳一旦隐身退避，那么学运和民众的命运，也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邓小平对知识份子的蔑视，对学生运动的仇恨，整个元老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要求清查官倒、惩治腐败的民众的深恶痛绝，通通经由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当年的北洋政府面对五四学生运动，被打了人，被烧了楼，照样低声下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三位平民，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像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早知如此，北什么伐，战什么争？袁世凯再不济，袁氏身后的北洋政府再无能，也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孙中山的战争毁掉了什么，共产党的革命又带来了什么，八九年的屠杀，解说得清清楚楚。

对学生开枪连北洋军阀也不如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样。不再是猥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一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通常见诸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之于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曹雪芹《红楼梦》之于中华民族；很少有机会通过一个非常的历史事件，见诸整个民族的民意民情。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准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杀人邓小平杀了改革邓小平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赵紫阳面对的权贵集团，看上去张牙舞爪，实际上只有邓小平才是劲敌。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像，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闹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实也是邓小平与邓小平的自相残杀。先是人权恶棍击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然后是总设计师通过南巡讲话向人权恶棍扳回一城。经过这两个回合，邓小平算是对重建和维护党天下，履行了鞠躬尽瘁的义务。倘若说，当初胡耀邦倒台后，元老权贵推出李鹏实施白痴治国，邓小平还只是打脱门牙和血吞；那么六四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邓小平却实在难以下咽。结果，邓小平错上加错地隔代指定江泽民以后的接班人。倘若说退休制是向党内民主进了一步，那么指定接班人却又朝后退了半步。六四后的邓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已然迟暮。好在他还能走动，走了个南巡，向元老集团发难。只是今非昔比，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赵时代的权威。南巡讲话只争得了继续改革开放和增加了一个朱镕基。邓小平属意的李瑞环，始终无法取江泽民而代之。江泽民以韦小宝式的油滑，在邓小平面前把个身段做到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步，终于保住摇摇欲坠的权位。由此可以想见，假如八九年赵紫阳为了学生和民众，也能够在邓小平面前以柔克刚一下，结局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以消极抗战拯救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邓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党天下的重建和维护，给了共产党一张当政末班车的车票。至于这张车票能够乘到哪一站，唯有天知地知共产党知老百姓知。中国的老百姓有如一川河水，被愚弄的时候很混浊；但一旦警醒，又会像八九年那阵子一样的清澄明亮。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没有本事把这条被六四开枪弄得混浊不堪的河流，重新变得清澈如初。不是如共产党当政之初，应该是如清末民初。更为遥远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经》之初。

邓后中国如末世比满清还不如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一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而在这巨变发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一切被什么魔法停格了一般。想要变革不知从何变起，想要造反又不知从哪里着手。甚至刻意讨好官府的混混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马溜须究竟拍在了臀部，还是拍上了马蹄。一会儿说不，一会儿含泪；一会儿牛皮哄哄要崛起，一会儿假装不高兴。如此的语无伦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痴呆。所幸的是，国际环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匐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清末民初的变局，其实是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回应。当年历史是如何从诸候联盟变成中央集权的，此刻正在重新变回去。基于时间和空间的旋转性，历史的循环是很容易的，一如河水打个旋涡。不要以为人类从洞穴时代进化到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之后，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一场原子战争，就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洞穴里。历史说漫长很漫长，说短暂又很短暂。既然昨天是从诸候联盟一步误入中央集权的，难道明天就不可能从中央集权走向民主联邦？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够将民主作为政治程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的人们。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

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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