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你知道 ABC这名字吗？」
「甚么 ABC ？」
「别装蒜啦！你很清楚这是你们反革命集团的名字 。」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教的四年级班上有一个叫大江的男生，积极分子认为他思想反动，说以他为首形成一个反动学生俱乐部。他笑着反唇相讥道：「是啊，一个桥牌俱乐部，A Bridge Club, 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 Bolshevik Club丶反共俱乐部，哈，哈，哈！」这话传开了，大家一笑置之。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开玩笑。」 「开玩笑？你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搞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是开玩笑？」
「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事实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团头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门生。他们经常开会，讨论他们读过的反动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们的导师，你参加过他们的讨论。他们看的反动作品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从事散布反革命言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我们党和政府。它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有名称丶有头目丶有导师丶有理论丶有不少成员。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公安部门早就注意它的活动了。你管这个叫开玩笑 ？」
我感到十分惊诧。我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我眼前挥舞。
「我从来没有这样看问题。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顾一下我和燕京学生的交往，写一个详细材料。
「我很高兴你开始醒悟了。我们等着瞧。」
我回到家里，心情沉重，主要因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华出众的学生必然受到更加残酷的审讯。写材料时，我重温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以及一些谈话的内容。但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说的做的有什么罪过。他们认为思想言论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痛恨洗脑。如此而已。我本人的态度无疑地给了他们道义的支持。于是在我的「坦白材料」里，我承认我自己没改造好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对他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并表示愿意为他们的错误承担我应负的责任。可是我否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
另一个晚上，我的「同仁们」又盘问我在美国的经历，东拉西扯，然后那位历史讲师意味深长地假笑着问道： 「你为什么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国？那正是抗美援朝进入高潮的时候。」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的国家嘛 。」我觉得他的问题毫无意义。
「你是这么想的，呃？」他冷笑道。「你大概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吧。但是，爱国主义是有阶级基础的。你所爱的国家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旧中国，不是我们所热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你老实告诉我们吧，你到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从美国回来？那时候，你的博士学位快到手了，在美国大有前途嘛 。」
「我是应燕京大学电聘回来的。」我想那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身为历史讲师也得尊重吧。 「不错，」他又冷笑了。「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挺好的借口，对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发火了。「你认为我是特务？CIA和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我们没说。是你自己说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驳道。
可是，突然间，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这些年来他们就为这个折腾，我就没什么可烦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开的书。他们由于猜疑成性就会随意误读，但是文本却是完好无损的。从那以后，我心平气和，对他们刻意的挑衅和侮辱无动于衷。
四
开学以后三周才开始上课。英语专业却开不了课，因为一位教授自杀身亡，三位教师仍遭软禁。审问会逐渐结束了，我呆在家里写自传。交上去几天之后，我又被叫去，让我再写一份更详尽的。起初我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我才明白，这显然是一个花招，其目的是侦查前后文本之间有无矛盾。我毫无顾虑，因为我没什么要掩盖的。
软禁在家里，日子过得倒也清静。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小说《巴尔姆修道院》，我就着手翻译起来。埋头工作时，我可暂时忘却目前所处的困境，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我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为了进一步给我消遣，怡楷晚间陪我玩「金罗美」牌戏。身为一场政治游戏中听人摆布的小卒子，我们乐得享受一下囚笼中片刻的宽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罗美」，她说感到产前阵痛。我扔下牌，跑到肃反办公室请假，送她去市内一家妇产医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请假去看她。一到医院，一位护士就恭喜我得了个大儿子，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给他取名「一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与经常在「万岁」声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对比。「一丁」的来临大大鼓舞了受困扰的双亲，如同一股生力军的到来鼓舞了一枝被围困的军队。
两个星期之后，出乎意料的，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当然感到高兴，仔仔细细读了报告。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不久，肃反办公室的一名年轻干部派人来叫我 。
「你这些日子干什么啦？享清福，是吗？」他含讥带讽地说。
「我在学习周总理的报告。」我想这总不会有问题吧，可我又错了。 「这样你手里又多一件武器了，对吗？」我大吃一惊，答不上来。他接着说：「我认为你眼前的任务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总理的报告保护不了反革命。」难道这个乳臭未乾的极左分子竟敢公然对抗周总理吗？我搞糊涂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类人被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转弯搞得狼狈不堪，他们还指望体面地收拾南开的肃反运动，不要太丢面子。
不久之后，中共天津市委员会派来南开的一位干部约我谈话。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说我回国才几年，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向我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他的「保证」更加深了我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时，学校宣布英语专业停办，学生转学，教师听候分配。五月中，人事处通知我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怡楷也到该校工作。有些同事羡慕我们，怡楷却并不喜欢在共产党统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愿离开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们出发去北京，她怀里抱着五个月的小丁丁，哭得像个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预感到这是一次强加于她的冒险的起点？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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