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在南开的生活很不称心，我和学生的交往还是很开心的。下课以后，学生往往三三两两到家里来，谈谈学习中的心得和问题，或者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课堂上，我只顾讲课和写黑板，我眼中看到的只是大同小异的男女学生。他们在我小屋子里和我面对面交谈时，我可以从容地察看各人的面貌和特点，和他们交朋友。第一个冬天的一个下午，三年级班上一个名叫李怡楷的女生和两个同班男生来串门儿。男生叫她「假小子」，还说其实她也可以算作一名男生。他们三人都放声笑了。我仿佛第一次见到怡楷：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莫名其妙地，这次来访在我生活里打开了新的一页。客人一走，我就决意进一步认识这个「假小子」。
那周星期六的晚上，我搭乘公车到市内去，按她留下的住址找到了她家，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光临惊动了全家。怡楷羞得两颊通红，先把我介绍给她母亲，又逐一介绍给她四个哥哥和三姐，大姐早已出嫁，住在附近，二姐在外地工作。全家人显然对这位老师自动来访感到高兴。我们全都给逗笑了，当她的一个小侄子飞奔上楼，一路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老姑的老师来啦！穿着一件好滑稽的长大衣！真叫滑稽啊！」
我的样子确实滑稽，身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那是我在旧金山上船回国前夕从旧货店里买的，可是怡楷和她家里人似乎全不介意。我渐渐成了她家的常客，享受一个与「社会主义大家庭」迥然不同的传统大家庭的温暖。怡楷四岁丧父。他在世时，自己开几家工厂，用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由于过分劳累，患高血压和心脏病，久治不愈，终于在盛年去世。他死后，留下八个未成年的孩子，由遗孀一人抚养。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不但把八个子女拉扯大了，而且还让他们不分男女全都受了良好教育。看着她老人家靠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声不响地忙着干家务活，我不禁对这位没上过学丶弱不禁风的老人家的道德勇气肃燃起敬。我幼年丧母，真羡慕怡楷有这样一位母亲用无私忘我的慈爱孕育八个子女。没有高深哲理或宗教信仰的支持，她本能地懂得区分善与恶，对不幸的和受害的人表现出天生的悲悯。在我眼中，她是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典范，伟大母爱的化身。
怡楷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从小在慈母和七个哥哥姐姐的庇荫之下成长。家里不算富有，但衣食住行还不成问题。她知足常乐。她以为日子过得好，不受穷，不恐惧，是理所当然的。像个「假小子」般的活跃，她自行车骑得飞快，是女排的健将，冬天爱溜冰。是她教会我骑车，后来我俩就能一道骑车出游了。我从来不会打排球，也不会溜冰，她好像也不介意。虽然比我小十一岁，她从来没感到两人之间有「代差」。春天一到，我俩就开始约会了。她的品味很简单，她厌恶虚荣和铺张浪费。我俩常骑车上公园，在小湖上划船，或者上小馆子或点心铺吃点东西。她那天生的朴实和天真无邪涤荡了那毒化我心灵的怨愤。和她在一起时，我就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
怡楷进入我的生命时，我正在一个险恶的海上漂流，又寂寞又苦闷。她是在十五岁上中学时皈依天主教的。1949年以后，虽然宪法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生上教堂仍然受到当局的白眼。她继续不声不响地上教堂丶望弥撒。她从不宣扬她的信仰，从不和人争论。我深为这个姑娘性格的坚强所感动。不知不觉之间，我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这一家人是以深厚而含蓄的爱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母亲和哥哥姐姐以为怡楷和我会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怡楷和我的想法也一样。我俩谈话中从来没提到过什么求婚丶订婚，更别提什么戒指和婚礼了。我俩直截了当地决定，学校一放假，第二天，1954年7月8日，就结婚。
由于我不是教友，我俩的婚姻获得天津主教的宽免，但并未举行教会的婚配圣事礼仪。八日一早，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祷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请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饭，就算我俩的「婚宴」。饭后，回到怡楷家接受亲人的祝贺。当天傍晚，乘火车前往青岛度蜜月。我俩从来没为前途如何操过心。到了景色如画的青岛，我俩满心欢乐，喜形于色，引得在下榻的新新饭店和海滨浴场碰见的青年人羡慕。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在街上拦住我俩，满面笑容地说：「我注意到你们俩来来回回，我想你们可能是外地来的，可能是北京。可能是度蜜月吧。」我俩笑了出来。「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他显然很高兴他猜对了。「噢，你们看起来不一样。多潇洒，多有风度，多快乐！」我们三人都笑得很欢。从青岛，我俩又乘火车去上海，又去了与「天堂」媲美的苏州和杭州。匆匆忙忙，浮光掠影，总以为「来日方长，后会有 期」哩，谁会想到这样的赏心乐事就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新婚的话，却板起阴沉沉的面孔，宣布怡楷在毕业分配期间私自离校，不予分配工作。度蜜月还要请假，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但他们再一次让我尝尝他们的厉害。有什么大不了的？怡楷不工作也饿不死。她呆在家里，正好多读一些西方文学作品。这吓不倒我，怡楷也恬静自若。
我们搬进了南开校园内的一栋小平房，两间半小屋子。母亲和我俩各占一间，两室之间的小堂屋放上一张怡楷从家里拉来的大沙发，就权作客厅。半小间就当餐厅兼储藏室。我右边的邻居是西洋史专家雷海宗，当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课，这次院系调整也是从北京受排挤被调来南开的。雷教授学识渊博，对国际国内大事很有见地，在历史系教师中也落落寡合。
我们靠我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母亲帮我们管家，省吃俭用，怡楷好像从来不需要买什么。无班可上，她就勤上教堂，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西方文学经典着作，有英文的，也有中文译着。她最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天工作下来，我和她谈论她白天看过的书，乐在其中。我会为她朗诵哈姆雷特那些惊天动地的独白，特别是：「啊，但愿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融了，解了，化成了一片露水！但愿永恒的天主并没有规定严禁自杀的戒律！」她也会为我朗诵莪菲丽亚为哈姆雷特精神狂乱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吟。有时我俩轮流读《悲惨世界》的片段。我们买不起收音机，也买不起好照相机，我就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柯达勃朗尼儿童像机给怡楷拍照。她大姐送给我们一台古老的电唱机，可是我们没有余钱买唱片。于是我把一套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版《资本论》卖给市图书馆，得了五十元。我去市内小白楼专卖旧洋货的摊子上，搜罗到一套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和一套巴哈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这些旧唱片，我们视若珍宝，百听不厌。在一个波涛凶险的大海上，两位大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宝岛。我教给他玩金罗美牌戏，她总是赢我。我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想过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三
1955年1月，党的文艺界喉舌《文艺报》发表了文艺理论家丶老党员胡风写给党中央的十万言书，抗议文艺界领导「插进作家脑袋的五把刀子」：马克思主义丶民粹主义丶政治丶思想改造丶党八股。人们以为文艺界将就此开展一场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性讨论，纷纷表示欢迎。不料，时隔不久，全国就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从文艺观点反动到政治上反党，从历史到目前，无一是处。毛泽东以「伟大领袖」之尊，竟又亲自出马，根据查抄来的胡风写给友人的书信，罗织成案，把胡风打成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北京丶上海等各大城市文艺界都举行声讨胡风的大会，各种报刊连篇累牍登载揭发丶批判丶声讨的文字。胡风本人锒铛入狱，受株连的「胡风分子」遍及全国。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虽屡见不鲜，在「解放」后的新中国竟然会以革命的名义对作家进行如此肆无忌惮的迫害，真是匪夷所思。眼看到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胡风的老朋友，也众口一词参与声讨，特别使我感到愕然，因为我一向把作家和艺术家看作民族的良心。显然，新中国的「新生事物」需要学习的还多着哩。
春去夏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大街小巷和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红布横幅，宣告「坚决丶澈底丶完全丶乾净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9月1日南大开学，校长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停课搞「肃反运动」，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人人积极参加运动，揭发检举。我明白，身为「落后分子」，我政治上低人一等，是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的。但我毕竟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暗藏」啊，他们总不会因为我说话不中听就诬陷我吧。何况，我是四年前才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服务的。
我又错了。全校动员大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体教职员一百多人参加的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我不仅是南大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丶李天生丶和德语讲师周基堃琨。他命令我坐到屋子中间，陷入一圈圈与会者的重围。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拍桌子，声势汹汹，把一位曾任溥仪皇帝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被人抬走。我心想，俞先生若是坐在我的位子上，不定会出甚么事儿哩。开场的狂吠过后，开始盘问我的历史。我据实作答。我发觉他们是备了课的，提出的问题按时间顺序，而且目的在于显示我的政治关系一贯是反动的。
「1938年夏天你在武汉干甚么？」历史系一名男讲师带头问道。 「我是流亡学生，要找饭吃，也想为抗战出点力，就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
「甚么训练？」
「军队政工。」
「特务？」
「不是吧。」
「你狡猾，很狡猾。你那时候就当上特务了。 」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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