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女囚(三十九) 回家
昨天,监狱又开减刑大会,我依然榜上无名。眼看小贼大盗,沐浴着阳光雨露;眼看贪污犯受贿女,享受减刑殊荣,我很忿忿。接见时姐姐说:"我刚才和队长说了。为什么刑事犯可以减刑,政治犯不可以减刑?为什么内外有别?为什么因人而异?"
"中国政府不承认有政治犯!"
"有没有,大家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我不管,反正我今天痛痛快快说了。说时,四周围了一大群人,他们表示了同情和同感。"
"队长说什么?"
"队长只是微笑没解释。队长态度很好,看来橄榄绿里也有好人。"
"说了也没用,减刑钥匙不在监狱而在上面。上面的政策是内紧外松。"丈夫冷笑着。
"我做好不减刑的思想准备,大不了吃足这一千零八十五天。"
"对!不就是3个365天麽。二年半都熬过来了,还在乎这半年?我们等着1992年6月4日这一天。" 大姐攥紧了拳。
"对!我们等着1992年6月4日这一天。记住!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低下你的头,一定要高高昂起你的头。"丈夫攥紧拳。他声音铿锵有力。
"531!能不能帮我组出一期黑板报。"456笑吟吟走来。
"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
"我已经和老吴说好,她同意了,我在小组等你。"456翩翩而去。
凭心而论,我对456一直存有感激之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凭她曾经对我的庇护,我也应该帮助她。
黑板报还是这块黑板报,稿子还是这点内容,但今天的456仿佛变了个人。她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不时地窜进小号一二趟。
小号不就三个活人加一臭马桶,有什么可留恋的?
标题已经写好,绘画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誊稿。456又一次窜进小号,并安寨在马桶上。虽然坐的是破马桶,却手托香腮风姿优雅。真是活见鬼,马桶上摆什么造型?
"456!"我只能叫她了。
"你直接把稿子誊上去。"她矫情地举着手,五爪翘成五个兰花指。
456今天怎么了?规范有加,矜持有加的英国管家怎么作起秀来?我正疑惑,突然看见二双亮眼。一双是456,另一双就是闻名遐迩的川岛芳子。
自川岛落户到九大队,醋海生波,情海生浪,怨海生妒,欲海生悔就是九大队每一天的新闻。有多少女人为她‘衣带渐宽终不悔',有多少女人为她‘人比黄花瘦'。
虽然川岛判12年,光滑的额上未起愁丝,清澈的双眸未有黑翳。她精神焕发容颜娇嫩,笑声朗朗魅力四射。她是一座强磁场,几乎吸引所有的女性。
队长经过研究,决定把她和久经考验的456住一起。456是拒腐蚀永不沾的好八连。
第一个星期过去,456连正眼也没瞅她;第二个星期过去,456说话没超过三句;第三个星期过去,456对镜扮妆时间拉长;第四个星期过去,456对电视视而不见。她的眼光终于落在川岛身上。第五个星期过去,456连出黑板报的兴趣都没了。她把我拉来,自己则一屁股坐定,默默凝视,相看相望二不厌。
当我把整块黑板报填满,456才姗姗露面。"全好了?"
"好了。能听我说一句吗?""请说!"
"我知道你是个理智的人,但理智也有失控时。你千万不能陷进温柔乡,不然减刑泡汤。"
"感谢你的提醒,可我确实......身不由己。"她脸红了。
"因为我感谢你,所以我提醒你。"我把粉笔盒放在她手里。
"531!顾队长叫。"老狐一声嚷,我赶紧放下活奔进办公室。
顾队长翘着二郎腿打毛衣。她有打不完的毛衣,也和老狐有扯不完的家常话。
"531,你又干违法事了。上次唱歌的事已放你一码,现在老毛病又犯了。"
"队长我没有啊!"
"昨晚上哪?"
"我为二组出了一期黑板报。"
"谁让你去的?"
"456说老吴同意的。"
"顾队长是这样的。456盯着我,为了搞好小组关系我只能答应。但531不该去啊。"老狐急忙解释。
"你就是欢喜二面派。你要不答应,我可以不去。"我生气地说。
"531,你什么态度?"顾队长也生气了。"明天就上新生组,还不把活向老吴交代。"
"队长我知道了。"
"队长,531的活让我做好嘛?"老狐孩子般撒着娇。
"你这么大年纪,能行吗?"
"在顾队长手下干活,我有使不完的干劲,用不完的力气。心情舒畅,斗志昂扬。"
"你就会拣好听的说。"顾队长嘴里说着,脸上的皱纹却如菊花绽放,舒展开来。
"531替我放点热水。"我正要进小号,一只手伸出栏杆。
"又熏你的脸?"
"这次是喝水。"大波肯定地说。大波并不姓波,大波指她奶子特别大。这个有着丰乳肥臀的女人时刻想着美容。
大波很有商业头脑。86年她把二室户公房换成街面房,开起了大酒店。酒店生意如脱缰野马,为她带来滚滚财源。她把钱打成包,让空姐带给香港的姑妈。钱到发货,货到销货,她的彩电走私,如造币厂日夜运转的机器。几十个来回,几十个短平快,赚的钱已经数不清。
有人说赌场得意,情场失意,但大波赌场情场双丰收。年轻的港商见她不但性感撩人,还有精明头脑,不禁欣赏有加。大波何等伶俐,奶子一甩秋波一抛,港商就拜倒在石榴裙下。
一想到从此是富商太太,大波毫不犹豫离了婚。但是港商就是港商,一番权衡,没有奔进教堂,只是徘徊在教堂草地上。任凭大波风情万种,难撼脚步半寸一毫。
大波只得退而求其次。一是每月往她卡上打五千,二是为她办理港民身份。作为回报,她是港商的压寨夫人,负责解决港商的性欲问题。丰乳肥臀,为她开辟钱财的第二战场。
要不是她贪心,她已是港民。可是她太贪心,终于成了‘渔夫和金鱼'里的老太婆。因为在希尔顿大堂拎了一只包,因为拎了包还不肯上交,因为鄙视长相委琐的警察,她载了。她没有栽在风急浪高的大海,却一头栽进阴沟洞;几千万的走私没失手,却失手在顺手牵羊上。
"当判决下来,我真想一头撞死。从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大波捶胸顿足,扼腕唏嘘,痛心疾首,痛不欲生。"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啊!"
"其实这不是一念之差,因为世界观的形成非一朝一夕。"
"二个男人都说我太爱钱,说我早晚死在钱上。真是不幸而言中。"
"531,你出去后有什么打算?"
"你出去后有什么打算?"
"大陆男人离了,香港男人不要我。好在我存了一大笔钱,放在妈手里。去年,我开了一家建筑材料商店,现在每月能进帐这个数。"她举起五个手指。
"伍佰?""蠢货!伍仟。""天呐!这抵我四年的工资。"锥子眼张大了嘴。
"纺织女工的活,我一天也做不下去。我吃一顿饭,能抵你一月工资。"大波很神气地说。"531,你袜子破了。"
"明天补一下。"
"补什么补,这二双澳洲羊毛袜给你。"她甩手扔来。我摩挲着舶来品,果然柔暖细腻,质地上乘。
"是个好东西。谢谢!"我把袜子推回去。"可是我穿惯了自己的袜子。"
"你不要我要。"锥子眼抢过袜子抱在怀里,抱的死紧死紧。
"可惜了,我只穿过一次。"大波留恋的眼光,在袜子上停留了几分钟。
"你就当是我穿。"我送给她一个微笑。
我抱着行李上了五楼,又进了大统间。二年前,这里发生了花生酱失窃事件,发生了441自杀事件,发生了大监狱里的小监狱事件,发生了杀人犯控诉政治犯的事件。回首往事,恍然隔世。
漂亮的王萍走来。她曾是腕级人物。吹拉弹唱,舞文弄墨,还在学习组长宝座上蹲了三年。她是条强龙,可惜斗不过老狐狸。一次掏心窝子谈话,让她栽进圈套,生生把已到手的减刑丢了。三年政绩归老狐,还成了众人耻笑目标。为此,她差点自杀;为此,她只得实打实吃五年官司。
一个修长的女人走来。她留着平头,衬衫束在裤腰里,有雄性的风流,有男性的倜傥,又一个川岛的新版本。
既然减刑无望,那就及时行乐。王萍和新川岛迅速勾搭,2小时不到,已呈如胶似漆棒打不分的状态。
"531!"一个瘦的皮包骨头的女人叫着我。
"是你!咋瘦成这样?"
"完不成劳役被四割;胸口又憋着冤气。要是刑期长,这把骨头交给监狱了。"她深深地叹着气,30岁的人简直是世纪老人。
她是个苦命女人。父母病故,寄养在叔叔家。工作后认识男青年,献上积蓄,还献上处子之身。三年后,玩腻的他一脚蹬了她。
气愤的她拿走了他录音机,也算是精神上的赔偿。但是警察来了,她以盗窃罪被判二年。
"出去后,我饶不了那畜生。"她一边咳嗽一边说。
"你这个身体哪是他对手。算了吧!"
"我咽不下这口气。"
"一个感情纠纷就判你二年;再有事,就是累犯惯犯,就是从重从严打击的对象。"
"难道二年牢白坐?"
"要知道,你不是被冤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我尽量说的委婉。与其说委婉,不如说凄婉,凄凉,凄切,凄苦。在中国,这样的悲剧何止千万?
"出去后,你怎么办?"
"我能怎么?亲人死了,身体垮了,单位开除我了,刑释帽子戴上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活?
"她呆呆地看着地上。
一天,我正在誊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斗争史时,二个年轻的队长走来,她们看了一会,临走时翻看我的番号牌。
"怎么有这样的罪?"甲队长皱着眉。"这个罪,我可是第一次看到。""以后你就知道,罪名是人编出来的。"乙队长意味深长地说。她们走了,我再也誊不下去。我把笔一摔,呆呆地捧着自己的脑袋。
"531,顾队长让你去一次。"老狐兴奋地冲上五楼。
"究竟什么事?"下楼时,我心撞如鼓。
"531!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说!""你走后,把所有的被褥杂物留给我。"
"一句话。"
"还有一件事。你能不能把上季度的奖金留给我。难道你出了提蓝桥,再回来拿十元奖金?"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眼神,如一把钩子,能钩出你心底深处藏着的怜悯。
我到了办公室,顾队长通知我:"一星期后减刑书下来,不过你不能和任何人说。"
"这个当然。"我恭恭敬敬地说。
顾队长又说:"减刑报告一年前就打,直到今天才批复下来。为了这2个多月的减刑,大队中队小队做了许多工作。你不要小看这2个多月,这是为你恢复工作,落实工作,政府队长作的最大的努力。"
"谢谢队长!我知道我的减刑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顾队长强调这一点。
我知道顾队长说的是肺腑之言。进狱后,虽然受到朝天鼻的虐待,但几乎所有的队长,都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我。2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深深地感谢她们。
1992年3月27号,我终于走出囚禁了二年零四个月的监狱,回到亲人身边。
后记:1992年夏天,上海炼油厂厂魁史济平,拒绝了乍浦街道老书记,要求为我落实工作的呼吁;1997年,以他为核心的党委,再一次拒绝虹口法院(因为有中级院长齐齐过问)要求为我落实工作的呼吁。他的无情,再次体现有中国特色的为虎作胀者。
1999年,一批如狼似虎者来小区‘反违章建筑'。我带领大家保卫家园,抵御暴行。派出所所长找我谈话。我说,人民公仆有二室一厅,有高楼,有别墅。我们把天井搭成小屋,出租后屋以求生存,何罪之有?出狱后,我失去工作,失去劳保,失去医保,失去一切。确切地说,参加‘世界人权公约组织'的中国,剥夺了我的生存前提。
他说:既然有困难,为啥不找组织?我说,虽然我被共产党打倒在地,但绝不匍匐在泥水里。我昂起脖,挺直自己脊梁骨,绝不接受嗟来之食。从监狱带来的伤口久久不愈,我宁可用烙铁朝上面摁,也绝不去街道申请那份被剥夺的医药费。
2003年,早过了退休年龄,但没有一个组织过问此事。鉴于嘉定区社保局的多次刁难(其中得到招工办老同志的帮助),我胸贴状纸直奔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幸遇信访办同志和处长等人帮助(最后还得到祝均一局长的帮助),我才拿到微薄的退休金。但上海市委,把我从1968年到1989年的21年工龄一笔抹去(我的退休工资还不到炼油厂的1/2都不到)。它想让我的工龄和64一样,深深埋进历史的垃圾箱。
20年来,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走着。因为被单位除名,我被剥夺分房权利,仅有的一间房给儿子做工作室,我和丈夫只能借房栖身,居无定所;儿子因此事,不但有精神上阴影,还在招工等问题上大受歧视;丈夫因多年劳累生活拮据,身体有恙;至于我呢!20年来,监控魔影如影随形,一手无寸铁的老妪有此待遇,也算荣幸之至。
写到这,可能有人认为我一定是黑五类出身。只有狗崽子,才会对党不满。那么我要告诉你,我不是黑五类。
解放前,我父母是上海卷烟厂的地下党员。解放后,父亲是杨浦区第一任区长,母亲也是卷烟厂‘巾帼'。解放前夕,任翻译的大舅,到外公外婆家辞行,准备搭飞机到台湾。母亲从怀德路的德安里前楼冲下,把坐在吉普车里的舅舅一把揪出,还甩了他二个巴掌,让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是解放了,可是舅舅却进了大牢。文革中,他在劳改农场自杀。消息传来时,阿姨和舅舅,没一个敢上劳改单位去收尸。他如一只蚊子,被专政的大拳碾死了,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母亲在反右时,曾仗义执言说了几句话。组织准备把她归纳在右派队伍。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那是一个瓢泼大雨的下午,大姐领着四个弟妹等在母亲回家的路上。远远看见一个落汤鸡走来,原来落汤鸡是我母亲。母亲手上有伞,却硬生生淋在大雨中。
幸运的是,母亲没有进入右派的队伍。这不是组织上发善心,而是名额够了,于是母亲逃过一劫。逃过劫难的母亲,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女人,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女人。为了向组织表忠心,她辞了家里保姆,还写了一封决心书,坚决把家里的一间房上交给组织。
组织接受了她的忠心,从此家里多了一对在菜场工作的夫妻。
做区长的父亲,在一次次运动中降级,最后降到杨浦区饮食公司经理的位置上。我很小时,就生活在恐惧中。我总听见母亲压低声音说父亲:共产党的政策你又不是不知道?(当时我还以为是‘侦察')。63年,在又一次批判后,父亲在单位悬梁自尽。正在读初二的大姐,只得辍学到饮食公司上班,以帮助母亲养活弟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没有参加红卫兵,也没有参加大串联。但是我目睹了许多罪恶。有一次,一个剪着阴阳头的牛鬼蛇神冲进厕所,我惊恐地发现,她是我的语文老师。一滴滴墨汁从她头上淌下。我呆呆看着她,她也呆呆看着我,这一刻的四目相视,让我知道什么是‘无语话凄凉,只有泪成行'。
我18岁时,因忧郁加愤慨,母亲患了子宫癌去世。这时正值上山下乡。好心的老师把我分到炼油厂。就是在家庭悲剧叠出时,我都没有真正抱怨过共产党,只是对它发动的一次次运动颇有啧言。
1989年一声枪响,打破我的梦想。从此,我走上了反思反省,否定之否定的道路。
1992年,我在虹口技协搞管理,工资是240元。我想打扫教室,这样能增加70元收入.丈夫说,你已经受了这么多苦,我不能再让你受苦。只要有我一口粥,就有你一口饭.我把烟戒了(他不喝酒不喝茶,只抽点廉价烟)我的眼睛红了,因为炼油厂的收入是技协的7倍.有一次,我主动请缨,为技协打了20天字,印出的考卷堆成小山,终于拿到50元报酬.我在四川路买了一件紫红外衣,亲手套到丈夫身上.
64后我很愤怒.已经杀人,还要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是可忍,孰不可忍.遭难的母亲在流血,不遭难的母亲应该仗义执言.96年我去市里上访.接待员乜着眼问:你儿子受镇压吗?既然你儿子没事,你管什么闲事?你的祸是你自找的。看着麻木而猥琐的中国人,我很悲哀。中国人难道真是孬种?要是每一个人,都在屠杀前保持沉默,这是怂恿,这是绥靖,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犯罪.
1997年,我举着判决书去市政府,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又是复印,又是电话。半小时后,我的片警把我接回去。对我的遭遇,他唏嘘长叹同情不已(后来王同志去澳洲投奔光明)。
一个月后,我又到市委抗议。凶狠的警察把我打倒地,我写信控告他执法犯法。自由亚洲电台的谷济柔,二次电话采访并播出采访。
2000年的64,杨浦国安找我谈话。我说,今天是64,我丈夫穿了一件白衬衫,我也穿了一件白衬衫。我们用这种方式纪念死难者。你可能是64得益者,但你的亲属中,难道没人经历过残酷的运动,没人遭遇过我的苦难?他沉吟着说:要是你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我说谢谢!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求人。
他又说,听说你在写东西(片警来我家拜访时看到)。我说,我写狱中回忆录。既不涉及国家机密,也没盗取情报,这应该不犯法吧。于是他沉默了。
凭心而论,我这个监控对象和监控者之间,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有次片警看见我牙疼脸肿,要为我送药;殷行警署前政委,和我有过交流,也曾经帮助过我。确切地说,一茬接一茬的片警对我很好。他们是一群善良的人,同时也是一群麻木的人。
1999年,得悉安全局取证我笔迹时,我当即给殷行警署写了封信。我说,呈上我笔迹,孙宝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免的你们寻寻觅觅。
在此,我衷心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在此,我衷心感谢那些现在正在帮助我的人,祝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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