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从简，还是我的疏忽？这是没必要的述说，还是有意识的回避？
应该说，这是我刻意回避的一段历史。我刻意，是因为我羞愧。
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和丈夫心心相印的我，竟然把这件事，对他隐瞒了20年。20年里，上至政治，下至鸡毛，我们什么都谈，独唯没有谈到这一点。
前几天，有个智者说：真实是回忆录的第一生命。这句话警醒了我；晚上看电视，当看到孤独无助的女孩，面对律师下跪时，我的心震颤了。
我知道，我雪藏的那段历史，应该昭告于天下，大白于天下。
从1989年6月5号起，我的心就在油锅里煎熬。由于儿子有多种症，他基本徘徊在留级线上；丈夫申请澳洲留学，存款和借款已兑成澳元寄出；公婆80有余，只有我这么个儿媳。如果判刑，儿子还能正常读书嘛？如果判刑，丈夫还能出国嘛？如果判刑，公婆能撑得住嘛？如果判刑，有着忧郁症的大姐，会崩溃嘛？
一个个的问号折磨着我，折磨的我都快发疯了。那种锥痛，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一刻，我明白为什么张志新会疯；为什么王实味会傻；为什么巴金会言不由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俯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己把自己送上祭坛。
7月份的某一天，检察院来了。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他们用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
"我们检察院，绝不认为孙宝强是坏人。"男青年郑重地说。
"......"
"你孩子几岁？"女青年凝重地问。
"9岁。"我的眼泪憋不住了。
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公式化的一问一答，后面是程序化的签字画押。有唏嘘，没有实质性的救助；有不忍，依然是敬业的，一丝不苟的工作。
我接受同胞真诚的同情；同时我也接受同胞，真诚的无奈。
检察院是来了，但律师迟迟没来。在苦苦的渴望中，我千百万次地祈祷，祈祷我的律师能像贾林的律师（女囚琐事里的难友），能力挽狂涛，能回天有力，能起死回生，能给我创造一个奇迹。
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律师。当律师告诉我，他是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时，干涸的心突然涌出清泉。我猛地跪在他面前。这动作把他吓了一跳，同时也把我吓了一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下跪。我相信，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下跪。
律师的助手告诉我，他是一个高级律师，再加上自己不幸的遭遇，我的案子一定能得到他的鼎力相助。绝望的心，突然绽开了希望的嫩芽。嫩芽在眼泪中颤颤发抖，带着温情，带着渴望，甚至带着母亲的本能。这一刻，我也有了贾林死而复生的变化。
开庭了。法庭上我根本听不到律师的辩护，只有公诉人充满文革式的辱骂：煽动......传播谣言.......歹徒。这与其说是法庭，不如说是私家祠堂，不如说是黑社会的衙门，不如是说是中世纪的教会，不如说是饮血茹毛的蛮荒丛林。
没有了不同的声音。律师的声音，一点点沉寂，终于沉寂到黑暗中。黑暗中，公诉人的声音，碎玻璃一样的尖锐，重金属一样的冰冷，红烙铁一样的残忍，鼠役一样的肮脏。在一边倒的蛮横中，我被送上祭坛。
20年过去了，这一幕我不愿意想，更不愿意说。既然中国人的伤口还没痊愈，我就不必撕开自己的伤疤。但是，当中国政府再一次在教科书回避64，当香港学生陈一谔发出惊谔的声音时，我雪藏的历史，一定要昭告天下。
我写出了这段‘不堪'的历史，你敢写嘛？我是年过六旬的老妪，你是手握百万重兵的大佬。我希望你和我，站在一个平台，平等地，公平地，心平气和地对话。而不要选择黑夜，黑衣人，黑头套；而不要选择诬陷，绑架，暗杀。那样的话，很不堪！很不堪！
20年来，我一直以自己的下跪为羞，为愧，为辱，为耻。但你呢？难道你不忏悔自己？你谴责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你怎么不谴责自己？你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你连学生娃都不放过，你连仗义执言的母亲都不放过，你连上访的苦难访民都不放过，你连我的21年工龄都不放过。你说，你的底线究竟在哪？
我等了你20年。20年了，你应该发个声音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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