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法国“世界报(Le Monde)”报导,耶诞节前,奢侈品牌增加了为弱势儿童或医学研究的慈善行动,例如全球消费者最青睐的品牌之一古驰(Gucci), 三年前推出独特的一系列产品,从3290欧元(约新台币15万2300元)刺绣的手提袋,到简单的65欧元(约新台币3000元)蜡烛,目前在20个国家销售,直到明年1 月底。
它的营业额的25%将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Fund)在非洲撒哈拉有关医疗保健、保护孤儿和儿童爱滋病、饮水卫生等不同的计划。
在同时,义大利珠宝商宝格丽(Bulgari) 希望经由市场销售的小银戒,能在明年获得约1000万欧元(约新台币4亿6000万元), 以拯救在冲突地区非政府的儿童教育组织。
另外一个义大利知名品牌凡赛斯(Versace) 也不例外,它在中国捐赠由电影演员李连杰创立的帮助心理创伤儿童基金会。
爱马仕(Hermes)在11月20日的颜色节中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呼吁维护儿童的权利。它并决定每年12月第一个周末,将150 名时装设计师参与的义卖收入,捐给防治爱滋病的协会。
儿童服装奢侈品牌Bonpoint,设计师柯恩(Marie-France Cohen) 希望于3月在巴黎开一个合理价格的店,所有的获利将建立一个帮助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儿童的基金会;而包括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麦卡尼(Stella McCartney)或保罗史密斯(PaulSmith)这些名牌设计师,都愿意捐出作品帮助她。
奢侈品牌行善的例子层出不穷,社会学家利波维斯基(Gilles Lipovetsky) 表示,这是因为奢侈品牌界无法避免沟通的逻辑,它们必须考虑到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永续发展和人权等。所以,混合道德和肤浅的体质使得奢侈品牌必须让人到处看见,像广告般无所不在的呈现。
他指出,全球化的进程也使奢侈品被迫要面对对它本身的提问。长久以来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顾客的社会地位,但这不再是真实的:它走出了极有限的资产阶级,并已有复制最多消费群的销售技巧。
报导说,如麦当劳的招牌汉堡--大麦克(Big Mac),它捐一欧元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产品--分享”行动,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些慈善活动使奢侈品牌合法化它的品牌,也纠正了它的形象,重建自己的名誉。
报导又说,奢侈品牌的文化一直是联系着一个慷慨的层面,即富人应有赠予行动,否则会失去他们的身分地位;奢侈品牌没有义务捐献,但行善却能获得它的利益。它捐赠给儿童基金会或爱滋病的研究行动,是一种类似道德的销售行动,各品牌之间因此也开始了另一种谁捐赠最多的竞争。
法国马赛的保罗塞尚(Paul-Cezanne)大学教授鲁(Eyette Roux) 证实,捐献和重新分配一部分财富给最贫穷者的文化,已经成为奢侈品牌的文化。爱马仕、卡地亚(Cartier)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一直都是这样做,且大多数时候也非常谨慎,如同一些东西内化在他们的价值观里。
古驰、宝格丽和凡赛斯则是最近才投身善行,但它们是要做出更明智的销售?或模仿竞争对手?当前经济危机产生的影响,若是阻止了这些善行,就表明,这些都只是增加形象的简单方式而已,并不是真诚的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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