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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玩儿的古人:看他们如何打发时光(图)

2008-04-15 23:13 作者:李阳泉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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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活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它何用?

  ——梁启超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中,

“游于艺”,就是“玩物适情”。由此可知,最迟在宋代,“游艺”一词已经具有玩物消遣,游戏取乐的含义。

  古人对于玩乐与消遣,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正是因为 这种热情,才使得有关玩乐的发明层出不穷。从大类来分,主要包括节日游艺、儿童游戏、博奕、博戏、益智游艺、文字游戏、酒令、禽戏等。要是见一个说一个, 那估计说上一整天也说不完。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玩法,填补着我们祖先们的业余时光。

 

弄虫蚁:古人的宠物世界

  虫蚁者,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也。古人弄虫蚁,与今人之养宠物相类,然而,却比今人多出许多花样来。

  宋代佚名《东南纪闻》记录:“艮岳”初建之时,官僚们 未被宏伟的土木建筑难倒,而只为四方贡献来的飞禽不能尽数调教而发愁。这时,有一专门弄虫蚁的市民薛翁,主动请求教练这些鸟儿。薛翁学着飞禽的鸣叫,召唤 着飞禽,待飞禽来,用肉炙粱米,让它们吃饱了随意翱翔。教了一月有余,“艮岳”中的飞禽,不用薛翁呼唤便飞来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间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驾 临“艮岳”,他的仪仗一出,周围的飞禽“闻清道声望而群翔”,多达数万只,薛翁奏道“万岁山瑞禽迎驾”。这种形式别开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对薛翁赏赐 加爵。

  由于这种“弄虫蚁”可以为宏大、庄严的场面烘托气氛, 所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 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种“蛤蟆戏”:

  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 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 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 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 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蝦墓,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亮。

  其蝦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蝦墓声应拍不乱。

  这样的表演多了之后,便加入了竞赛的味道,于是,渐次发展到赌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动物就是鸡、鹌鹑、蟋蟀。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 赌数千,便训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秦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秦 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金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秦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 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清代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对斗蟋蟀形容得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闬。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 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鹌鹑、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譬如清人程石邻所著《鹌鹑 谱》。此书条理分明地讲述了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把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堪称斗鹌鹑的权威之 作。相形之下,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梦桂著有《蟋蟀谱》等等。这 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各种反应和表现一一详解,加之文艺家的润色之笔,如今看来,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读物。

 

边吃边玩

  古语云:吃不言,睡不语。吃饭的时候有太多的言语怕是要因噎废食的;睡觉时说话,定是心情不顺畅所致,是不祥和。

  这样一来,吃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成了一种最索然无味的工作。颇有想像力的达官贵人们岂能甘于这种平淡?后来的饮宴中,慢慢就有了文化娱乐活动的上演,如听音乐、行酒令、观看歌舞表演等。这样一来,不光可以不违古训,还可以得到身心最大的愉悦,增添饮食的乐趣。

  唐时,玄宗与后妃经常在兴庆宫内的龙池举行宴会招待诸王。席间乐声欢奏,其中明皇喜爱的乐器羯鼓,声音最为高亢,而其他乐音相比之下则有些黯然失色。为此,诗人李商隐写道: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一般说来,为了迎合皇帝的好大喜功,宫廷中的侑食之 乐,大多是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一方面是皇帝的需求,一方面也是溜须拍马的臣子们为了谋求一己之私所致。如朱元璋就规定进俎时奏《颐和曲》,撤馔时奏《雍和 曲》,到嘉靖年间,有文臣向朱厚熜进献《迎膳曲》、《进膳曲》、《进汤曲》等,得到恩准,后人得此曲谱,鼓而奏之,发现语调平缓、填词谄媚并无新奇之处。 让人对这位明皇的审美趣味有了一个贴切的认识。

  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一次庆会宴席上曾经导演 了一场最为生动有趣的歌舞表演,演员是宫内的娃娃剧团,成员全系皇室子孙,最小的年龄只有4岁。5岁的卫王李范表演了一出《兰陵王》;6岁的楚王李隆基表 演了一曲《长命女》;12岁的宋王李成器演出歌舞戏《安公主》;代国公主与寿昌公主对舞了一出《西凉》……娃娃们的精彩表演,使盛大的宴会呈现出空前欢乐 活跃的气氛。

 

曲水流觞:文人的消遣

  曲水流觞是文人饮酒时的一种游戏活动。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参与者坐于弯曲的流水两旁,酒杯放在船形的载体上,随水漂流,漂到谁的面前,谁就必须取杯饮酒并赋诗一首。

  这种文人发明又大肆在文人间推广的游戏颇有市场。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文人都有过玩这种游戏的经历。

  公元353年,书法家王羲之邀约亲友在绍兴兰亭修禊 时,共41人参加,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此次活动颇有点儿像今天的笔会,活动结束后得诗37首,汇为一册名《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并书,这就是名扬千古 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王羲之后来无数次仿写这篇序言,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当时所写。可见,曲水流觞所营造的氛围之佳,决非言语可以表达。

  与此相类似的,酒会上传花,在民间也很盛行,据说是北 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创。欧阳修在江苏扬州任太守时,建造了江南有名的平山堂。每逢夏天,太守常携带宾朋到此宴饮,并专门差人从邵伯湖折取荷花百朵,分插四 座。游戏开始时,便命官伎作乐并以花传客,当乐声戛然而止时,花在谁的手上,谁就认罚,必饮酒作诗。


  相传李清照与赵明诚两口子闲来无事,还会仿这种形式开家庭笔会。想来也是别有趣味。

  饮酒赋诗的形式也经常被打破,改为行酒令。行酒令时多作对联,出联后如对不上或对得不工稳,则算输,进而罚之以酒。这从内容上比起诗歌来自然是简单了许多,参与者也就随之多了起来。《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就描写了鸳鸯三宣牙牌令的趣事。这次酒会不仅太


太、小姐、丫环们参加了,连大字不识的刘姥姥也对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等谐句俚语,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20世纪初的上海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传说浦东有个土地庙对赌徒来说比较灵验,如果年轻女子 前去寄宿的话,神灵会在梦中给予指示,转天去赌的话,按照这个指示投注的八九不离十都能赢。信以为真的丈夫于是便极力鼓动妻子前去试一试。妻子虽然找到了 那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小庙,但是却在留宿的时候遭到兵痞的强奸。当她狼狈不堪地逃回到家中之后,丈夫首先不是安抚受到伤害的妻子之情绪,更没有想方设法去惩 罚作恶之人,而是急急忙忙地催问神灵给了她什么指示。伤心万分的妻子悲愤地骂了一句:“你这个乌龟头!”丈夫大喜,以为这是昨夜妻子得到的神灵暗示,竟然 真的跑去买了个乌龟注。赌博赌到如此境界,也确实不易。有道是: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 场。

  说来,这麻将的历史也着实不短了。麻将牌也作麻雀牌, 是由纸牌衍变而成的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玩具,并结合了唐代叶子牌、宋代轿夫牌、唐字牌、明代马吊牌、清代默和牌的部分特点,一直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前,才最终成为现代麻将的范本及模板。整套麻将牌由外盒、牌块、骰子、筹码、位置牌等五部分组成,全副牌共有144张,按照牌面图案和标记,分为纹样序 数、方位、季节、文字、植物等五类符号组团,由一筒至九筒36张筒牌、一条至九条36张索牌、一万至九万36张万牌、东南西北16张风牌、中发白12张剑 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32张花牌组成。在竞赛的时候,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参加的4个人分坐在东西南北4个方位,集中抓取17张基本牌后,按照吃、碰、 岔、杠和自行替换的方式,以各类牌型的收集程度作为单局输赢依据,以和牌数量的总数和规模的大小决出胜负。

  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中,麻将牌上标识的每一个细节都各 有出处。譬如说,最早麻将牌面上有“公、侯、将、相、文、武、百”等七个字,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所忌,大有下谋犯上、玩弄长官的意思,因此曾经有很长一 段时间被视为禁忌游戏。道光年间浙江舟山有位叫陈渔门的普通群众,私下里将“公、侯、将、相”改为“东、西、南、北”,将“文、武、百”改为“中、发、 白”,这种大胆的革新使濒临灭绝的麻将重获新生。而骰子本来是单独的一个游戏品种,被吸收加入以后,更以其投掷概率上的随机特点强化了麻将牌游戏的公平 性。它最初是橄榄型的,到了三国时期,曹植将其改做立方体,并在六个面上分别镌刻上一点到六点的标注。现在的骰子有两种颜色的点数,即一点和四点为红色, 而其余的都是黑色,其颜色的变化与唐明皇有关。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酷爱骰子游戏,一次该轮到唐明皇掷骰子的时候,惟有两粒骰子均为四点的时候,才能够赢 了杨贵妃,唐明皇在转动的时候就不停地喊“双四”,待骰子停下来的时候果然出现了两个四点。唐明皇见此情形以为吉兆,遂令太监高力士将所有骰子的四点都涂 饰成朱红色,后来又将与四点对应一面的一点也涂成了红色,此说引发民间仿效并一直流传至今。

  进入晚清,一些达官显贵、王公大夫终日把玩麻将当作第 一要务,沉醉于这种被他们认为是高雅的“娱乐”之中。在北京,“京师麻雀之赌,大半侣行于仕禄之家”。仅仅数年间,麻雀“盛行于北方,上而贵官显爵,下而 巨商富贾,无不趋之如狂,沉溺忘返,其一掷巨万,废时失业,为害不可胜言”。参赌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赌注下得十分豪放,往往一注就超过千元。

  20世纪初的北京、天津等许多地区,玩麻将竟然也成为 一种时尚。《大公报》报道,“廿世纪之新中国,新机勃兴,南风北竞,首先溥遍于所谓上等社会者,厥维麻雀牌,每见嗜之者,濡首其中,忘餐废寝……且嗜之 者,非维新学子,即政界阔官。”具体到天津等地,在众多赌博中,麻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于赌徒来说,“雀牌,不但趋时,而且可以联络朋友”。

  有识之士在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把麻将称为“亡国奴戏”,痛陈麻将误国殃民之诸多罪状。不过,很显然,这并非是麻将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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