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富尔到胡佳被捕
●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指责北京奥运前夕中国当局对人权活动人士丶记者丶律师和少数民族的政治迫害不断增强。北京市副市长丶也是北京奥运组委执行副主席的刘敬民，最近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北京奥申委在向国际奥委会全会作陈述时曾经讲过，北京举办奥运会，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丶社会和文化发展，同时也包括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奥运筹办的过程中，我国已经有力地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
但是欧洲议会却有不同看法，它最近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认为北京在奥运临近之际，中国当局对人权活动人士丶记者丶律师和少数民族的政治迫害不断增加，因此它要求国际奥委会公布一项评估报告，说明中国二○○一年申奥时所作出的改善人权承诺的落实情况。
达富尔屠杀事件困扰北京奥运
关於奥运前的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国际性的，它关系到中国在苏丹残杀达富尔族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
苏丹政府与达富尔人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二○○三年七月局势突趋恶化，在苏丹政府支持下的牧民武装部队对达富尔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丶抢掠丶奸淫和烧村，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有超过一千六百个村庄被烧毁，四十万人死亡，二百五十万人离开家园，二十万人逃往邻国。世界各国都谴责苏丹灭绝人性的屠杀，但中国却认为这是苏丹内政，反对大国干涉，甚至不赞成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原因是苏丹有六成石油卖给中国，中国则卖给苏丹武器，而这些武器正是苏丹用来进行种族灭绝屠杀的。因此国际上普遍谴责中国，甚至有人倡言杯葛北京奥运。
曾拍过《辛德勒的名单》和《侏罗纪公园》等名片的大导演史提芬史匹堡，曾两次写信给胡锦涛，希望中国对苏丹施加影响力，停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均没有得到回覆，因此他於二月十二日宣布放弃担任北京奥运会的艺术顾问一职。他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继续像平常那样工作，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仪式上，而是要放在尽全力结束达富尔的屠杀上。」跟着，有八十位世界着名人士致书胡锦涛，呼吁中国高举奥林匹克精神，对苏丹施加压力，其中包括八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如贝洛大主教和图图大主教等，十三位奥运运动员，五十六位各国国会议员，以及着名明星如米雅花露等。二月十二日，美国国会一百二十位两党议员签署一封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中国运用它的影响力，协助推进达富尔地区维和工作。同在这一天，一个称为「达富尔之梦」的美国民间组织，也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请愿，呼吁中共不要把二○○八年奥运办成带有种族灭绝色彩的奥运。
大概因为担心参赛的运动员在北京奥运时表达同类政治诉求，英国奥委会在奥运选手的具结书中加上一项规定，要求他们「不得评论任何敏感政治话题」。这项具结书内容曝光後，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遭到普遍反对，事後，英奥委会执行长立即宣布同意撤销。英国奥委会此举被讥为「口套风波」。但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在一月底便公开宣布，他不会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也不会去看任何比赛。王子的私人秘书透露，王子殿下这一决定，同他对西藏事务的关注有关，他在多个场合会见过达赖喇嘛。而西藏流亡诗人丶也是「西藏之友」秘书长的丹真宗智，准备带领一批青年，步行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於奥运前抵达西藏，以甘地的不流血丶非暴力精神进行返乡运动。
对纸媒网络的封锁世界第二
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凡是关心此问题的人都很清楚，在胡锦涛治下的人权状况，比开放改革之後任何一个时期更差。首先是传媒和网络的控制比前朝更紧更严。其次是对异己者行动限制很紧，公然派警驻守异己者家门，甚至进入房内监视；对人权律师和维权知识分子公然动用流氓暴力，都是前朝所未有的；至於打压上访者丶拆迁户和村民抗争分子的严厉，有增无减，尤其对付村民抗争，竟至动用过血腥镇压。
就纸传媒的情况而言。自从前年《新京报》丶《冰点》被禁之後，去年初又禁了《百姓》杂志。到此，实际上纸传媒已完全没有言论出界或擦边球的声音了。但官方还不就此满足，竟将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办的一份祗供学人阅读的季刊《民间》，和一份从不发表出格文章丶发行量仅五千份的电子版每月通讯《中国发展简报》也给禁了，甚至连香港明报集团属下的《亚洲周刊》，国内本来可以订阅的，今年也禁止订阅了，真有赶尽杀绝的态势。现在唯一未禁的只有《炎黄春秋》月刊，该刊背景特殊，它受党内一批元老支持，社长是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于光远和李锐过去都曾出任过副社长，平常该刊内容基本上都没有超越官方查禁底线，以介绍史料和已逝人物为主，但偶会发表一点惊人之作，像不久之前发表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倡导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便是一例，最近该刊又发表田纪云的回忆文章，其中对赵紫阳有正面评价，并刊出赵紫阳相片，也没受到禁制。这是万籁俱寂之中硕果仅存的微弱异数。
中国对网络控制之严，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仅次於伊朗。近年来控制的技术越来越严密，除了庞大的监控系统「金盾工程」外，中国设有一支人数庞大的网络员警队伍。无论安全部门丶宣传部门丶包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都设有管理网络的机构，控制网络服务商丶网站丶网巴和个人电脑，它们经常下发需封锁的关键词，围堵一切收发资讯，去年又开发「间谍软件」，侦查越墙破网用户，真是无孔不入，严如铁桶。据国际无疆界记者组织记录，目前中国被监禁的记者丶网络使用者和部落客有八十二人。因此最近该组织向布殊呼吁，希望布殊利用出席北京奥运会机会，向北京施加压力，终止言论审查，释放政治犯。
程翔获释 胡佳被捕 高智晟失踪
二月五日，也即旧历除夕之前，中共突然假释香港着名新闻工作者程翔，官方的理由是程翔已服刑过半（已坐牢一千天，超过刑期五年的一半），符合假释条件，这理由属於自圆其说。如果说服刑过半符合假释条件，为什国内着名「新青年学会」四君子，自二○○一年三月十三日被捕，徐伟丶靳海科判刑十年，杨子立丶张宏海判刑八年，至今都早已服刑过半，他们的家人多次要求假释，靳海科更是两次入院动手术，一身重病，何以至今毫无反应？再说，与程翔同案的前社会科学院副主任陆建华，被捕後既不见审判或定罪，也不见有假释，简直音讯全无，人间蒸发！可见中共对待良心犯，绝对内外有别。程翔的假释，固然同香港政府的说项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奥运渐近，免得受国际舆论批评，才提前假释。
比程翔迟三天释放的前《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喻华峰的情形便与程翔不同，喻华峰是服满刑期出狱的，其情况同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去年九月刑满出狱一样。所以喻的出狱并不表示中共在奥运之前对异议份子有什麽宽松，刚刚相反，胡佳的被捕，高智晟的突然失踪，吕耿松被判重刑，都说明当局并未因奥运而收起镇压异己分子的铁锤。
官方在奥运前逮捕胡佳实在太没有道理。胡佳是一位佛教徒，心地纯真，对人没有仇恨只有爱心，完全是一位不计较个人利益的殉道者。所以在他三十六岁的年轻生涯中，他义务去内蒙古植树，为保护藏羚羊，为关怀爱滋病患者，为支援维权分子和上访者，作出奉献，这是中国的圣徒，怎能算得上犯了颠覆政权罪？有传言说，胡佳因反对奥运而被捕，可能国安当局有此想法，但律师腾彪对此己有专文解释。腾彪说，胡佳被捕後，有关部门曾几次叫他去谈话，每次都问到他和胡佳共同署名的〈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腾彪明白表示，这篇文章是他写的，原是作为发起知识分子签名联署信的初稿，後来经过许多人修改，面目全非。但腾彪还想将原稿当作一篇文章发表，於是徵求胡佳联名，胡佳仅对文字作了一些润色，并加上几句有关爱滋病患者权利的话，便同意了。该文没有反对奥运，只是说「奥运会应该有利於促进社会的开放和人权状况的改善，政府和人民都应该珍惜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努力推动人权进步和政治开放。」如果这样的文字被视为反奥运，岂不太冤枉了吗！
看来，问题不是因为胡佳有什麽激烈的言词和行动，而是北京当局本身在奥运临近前对维持政治稳定有一种过分的紧张感。他们除了拆除上访村，设法将上访者遣返原籍之外，更着手防止异议人士与外国记者接触，特别要防止他们与国家级的贵宾接触，像德国总理几次来访时都要接见异议作家那样。胡佳是一位有国际知名度的人，如果布殊出声要接见他，当局就十分尴尬，不如先把他捉起来以绝後患。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高智晟身上。本来高智晟自前年底被判三年徒刑五年缓刑和剥夺公民权一年後释放回家，一直受到严密监视，去年九月又被绑去西安，现在连消息都没有了，不知所踪。
吕耿松曾任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教师，因参加民运被学校开除，成为自由撰稿人，在网上发表了二百二十六篇文章，着有《中国贪官污吏》一书。去年八月被捕，春节前被判刑四年。现在中国异议分子已不孤立，吕耿松被判刑後，他的妻子汪雪娥不断接到各地打来的慰问电话，有相识的，有许多是不相识的；从除夕到年初三，不断有人登门相伴，使她深感友情的温暖。
现在距离奥运开幕还有五个月，不知当局对目前居住北京的异议人士将会采取什麽进一步的行动。但可以肯定的是，越是临近奥运，这些异议分子的处境越会严峻。国际人权观察柏林分部发言人玛丽亚娜．霍尔瓦根女士倒有先见之明，她说：「我们认为，奥运之前，中国人权状况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将出现恶化。」这话会否一语成谶，不久便可分晓。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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