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记者的确不如妓女

内容摘要 : 当官方和奸商合力抢劫农民的土地、市民的房产时,记者不敢报道;当警察随便抓人打人甚至杀人的时候,记者也不敢报道。这不敢报道,那也不准报道,作为媒体总得做些面子上的事,独裁党也需要媒体混淆视听、擦脂抹粉的呀。于是在肉麻虚假的歌功颂德之外,时尚、休闲的报道充斥媒体的同时,老百姓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不义、邻里械斗乃至残疾人、各种病人的报道也越来越成为媒体的"主旋律"。

哀我中国,2008开门见黑。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刚刚指使公安人员上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昨天下午(1月8日),四川电视台两名记者采访中被成都荷花池奸商保安暴打,报警又被警方冷遇。妓女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中国的记者却完全受控于权利。在中国,记者不如妓女,此话难听,却很真实。

实际上,数千年至今的专制压榨之下,中国人的苦难全球难比,已成为苦难的代名词。人尽可夫,一片朱唇万人尝的中国妓女自然苦不堪言。然而,专制之下,名妓杜十娘可怒沉百宝箱,可处置自己的身体。勾结高官富商,妓女还可进入官场商场。中国记者却在共党专制压榨之下,生不如死,空有其名,早已失去了记者的天职意义、神圣权力。于是,曾经因报道萨斯事件的原《南方都市报》总编俞华峰先生身陷囹圄之前发出这样无奈而悲愤的感叹:"交税的时候,我们是企业;论待遇,我们是事业;要整人了,我们又是机关了。多年来,我们新闻媒体就是这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般过来的。"谎话连篇,不知羞耻,被百姓嘲笑为"殃尸"的中央电视台有位朋友,曾经给我发过这样的短信:"我们都是党的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喊咬几口咬几口。"于是,"殃尸"的记者们可以视酷日寒风中,诉求媒体的千百万受苦人而不见,却睁眼瞎话,于怨声载道之中歌颂流氓党的"丰功伟绩"。

民主国家,言论自由。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媒体称为第四权力,"有话就说,不平则鸣"的记者是名符其实的无冕之王。哀我中国,一切权力属于流氓组织共产党。作为一个人,连基本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作为媒体,帮闲之余,自然沦为帮忙的打手。良心血性尚存的记者编辑自然招致打压封杀,乃至杀头坐牢。90年代,中宣部长、党棍丁关根被媒体朋友私下诠释为"盯着你、关闭你、跟着党。"正是独裁党权之下,媒体人命运的真实写照。2005年底,胡锦涛登基不久,公安部国安部甚至把媒体从业人员,同法轮功、上访人员、维权群体列为内部加强防范的群体。为了饭碗,我曾在媒体混迹 10余年,深知个中滋味。新闻报道,不立脚真实,却迎合上意。领导满意了,群众不满意。于是,四川人骂四川媒体,广东人骂广东媒体,全国人民骂中央媒体骂共产党。大多媒体从业人员也很无奈。除少数人良心死绝,助纣为虐之外,大多数人为求饭碗而苟且。此为当下大多国人的真实处境。既为饭碗,开始还有羞耻,犹如妓女初次陪陌生男人上床。久之,习惯了,羞耻心死,脸皮渐厚,或行尸走肉,或助纣为虐。人性之哀也。妓女混成名妓,有高官富商吹捧;记者混成名记,任然苟且在党的淫威胯下而不能自主。中国记者的确不如中国妓女。中国妓女又不如民主国家的妓女。盖因中国妓女出于绝对贫困,民主国家的妓女虽也有个体经济因素,却也与个体道德价值有关。

记者不如妓女。当官方和奸商合力抢劫农民的土地、市民的房产时,记者不敢报道;当警察随便抓人打人甚至杀人的时候,记者也不敢报道。这不敢报道,那也不准报道,作为媒体总得做些面子上的事,独裁党也需要媒体混淆视听、擦脂抹粉的呀。于是在肉麻虚假的歌功颂德之外,时尚、休闲的报道充斥媒体的同时,老百姓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不义、邻里械斗乃至残疾人、各种病人的报道也越来越成为媒体的"主旋律"。好像社会不谐 ,民生艰难全是老百姓自找的,与流氓独裁党无关。关键的时候,年终年尾,吃得大腹便便的官员们还要在记者的摄像机下,假惺惺慰问帮助你们这些奴隶,叫你们三呼"共产党万岁"。剥削后再欺骗再愚弄,这是从毛泽东开始,共党的一贯伎俩,是中国劳苦大众的耻辱。

此番北京《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受到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威胁、警察抓捕事件得以最终平息的原因,不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胜利,反而揭示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悲哀无奈。作为中央级媒体的记者,仅仅如实发表一篇只涉及县委书记个人的文章,就险遭抓捕。假如记者是西丰的,假如被报道的官员是省长部长乃至胡锦涛温家宝,假如记者报道是所谓社会稳定之类的敏感问题,朱文娜会平安无事吗?

独裁之下,中国记者不如妓女。中国人苦不堪言。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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