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地重游，特别是时隔六十多年，再次回到自己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一定别有一番感慨。本台驻巴黎记者爱玛-珍·柯比最近就陪同一位当年效力于二战期间法国在伦敦的抵抗组织的女士，进行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怀旧之旅。
特蕾丝卡·托雷斯二战期间曾在伦敦为自由法国部队工作
透过黑色计程车窗口的迷雾，还有成串滚落的雨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向窗外望去，四下里打量着伦敦。
她迫不及待地用袖子擦擦玻璃，摇摇头，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我怎么哪儿都没认出来？"她嘟囔着坐回到座位上，显然对自己被记忆所蒙骗而感到一丝愤怒。
特蕾丝卡·托雷斯是位法国作家，二战期间她曾在伦敦为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部队工作。
我与她一道，踏上了怀旧之旅，寻访她1951年的小说《妇女营》中的场景地。这本小说打破了当时的禁忌，讲述了未婚母亲和女同性恋的故事。
我们继续往前开，谁都默不作声。然后，突然间，她向前探着头，冲着司机喊："这里！在这里拐弯，就是小山街！"
我就知道她会记得。
距她第一次来梅菲尔（Mayfair，伦敦上流住宅区）的这个地方，可能都过去70年了，但她在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武装力量里当战士的岁月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
此前，我曾经到她巴黎的画室，聆听她讲的故事，看那些发黄的照片。她的剪贴簿上那些穿着制服的姑娘们，似乎已经不再是静止的影像，而是随着戴高乐妇女营的声音和气味，开始翩翩起舞了。
她讲了很多同志们的故事，这些来自法国社会各阶层的女性，一起生活在陌生的国家，度过了一个个孤独的圣诞节，大家唱着法语圣诞歌曲，拼命试着不去想家。
1940-41年伦敦遭德军空袭
她也讲到了亲眼目睹伦敦被轰炸大火后的末日景象，人们面对德军闪电战袭击时的勇气，还有温馨瞬间的自豪回忆，那是在9路公共汽车上，一位伦敦人注意到了她的法国军装，就探过头来说："法国万岁！"
尽管雨下个不停，特蕾丝卡还是急着下了出租车。
她打着雨伞，笑着说，整个二战，这里也是雨下个不停。她踮起脚尖，透过窗子往那个曾经是她的旧军营的大房子里面看，乐得合不拢嘴。
投降之耻
我又回想起她厚厚的相册里，我最喜欢的那张她的照片。
照相的那一天，是她第一次来小山街报道，一位漂亮的少女站在中间一级的台阶上，肩上斜挎着军用背包，侧对着相机开心地微笑着。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让看的人也感受到那份激动之情。
我曾问她，是什么让一个家里的宠儿、在修道院里上学、刚刚19岁的她抛弃一切，来到英国的。
她告诉我，维希政府1940年7月向纳粹投降，让她备感耻辱。
她一听说有位法国将军还在伦敦继续抵抗时，她就立刻收拾箱子，长途跋涉，途经西班牙和葡萄牙，坐船到了利物浦。
她告诉我，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事。
邂遇皇家
我们现在路过的每个地方，都会触发她生动的回忆。
我们开车路过波尔大厦，她咯咯笑着，记起曾经有一天，她在这里骑着自行车，坐在一辆昂贵汽车的两个"甜美的小女孩"摇下车窗，想好好看看这个奇怪的法国女人，居然在伦敦市中心骑自行车。
她也向她们挥挥手，那时她意识到这两个甜美的小孩是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利特公主。
不远处是西敏寺和唐宁街十号，在那里她曾经和她的未婚夫乔治（流亡法国总理的儿子）去乞求丘吉尔对他的父亲施加压力，允许他们结婚。
我不知道，当她沉默时，她是不是满心都是那些沉重的回忆。
我问自己，她是否在回忆流放时的痛切思乡之情，或者是她怀着 5个月的身孕，却得知自己的丈夫乔治已在法国被人杀害，永远不会再回来时的情景。
老兵归来
在特拉法加广场，我们与克莱尔会面，她是特蕾丝卡在战争期间的密友，也是妇女营中，除特蕾丝卡以外唯一现在还活着的人。
在戴高乐将军当时的总部所在地卡尔顿花园，两位老太太盯着墙上褪了色的牌匾，并在戴高乐的雕像站好。
特蕾丝卡笑着说道："你看我们，多奇怪啊，我们还在这儿，两个老战士忠诚地返回了自己的岗位，只不过她们的将军早就死了 。"
后来，在福特楠姆和梅森百货公司吃午餐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法国女招待羞涩地问特蕾丝卡在这里做什么，因为她们的桌子上摆满了黑白照片。
当女招待知道了二位的历史，她立刻对她们表示感谢，感谢她们为法国所做的一切。
我一边翻看着这些照片，我一边问特蕾丝卡，现在从她自己和克莱尔身上，是否还能找到当年骄傲地报名参军的两个少女的影子呢？
特蕾丝卡细细打量着克莱尔脸上细密的皱纹和满头白发，又瞧瞧自己干枯的双手上的老年斑。
"我记得有个叫克莱尔的女孩，也记得有个叫特蕾丝卡的女孩，"她慢慢地说。"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两个女孩，不再是我们了。"
我坐在酒吧的长凳上，看着她们咯咯笑着，用法语交谈，好像有什么小秘密。她们吃着英国牡蛎，而且对这样荒诞的事情觉得满心欢喜。70年前，这对于拿军饷的人来说，可是遥不可及的。
特蕾丝卡抬头看的那一刹那，我似乎依稀看到了，仍然是那位发黄的照片上的美丽少女，肩上斜挎着军用挎包，决心要为法国的自由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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