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

Jessica活得很潇洒，潇洒得超出她的收入水平。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女孩子，活得象80后一样自信、任性、果断，为了寻找一个突然想起的早年好友，她可以心血来潮地买张机票从加拿大飞往中国西安；仅仅因为喜欢一个人的诗，她可以毫无顾忌地闯入诗人的生活。没钱的时候，她沿街寻找餐馆打工，等赚足了路费，则一定是走在去某个国家旅游的路上。

但她对美国有一种深深的厌恶。事实上，她去美国很早，在一家美国知名大学读完历史本科之后，没能找到工作，这时候，签证到期，又不愿随便找个美国人嫁掉，只好申请移民加拿大，几年移民监坐完，顺利拿到国籍，可以免签证到世界各地旅行了，她却以老外的身份申请了中国某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学籍。

对我的民主追求和我对美国的向往，她不以为然，“美国是个混蛋国家。”她说，然后便开始骂美国总统布什，骂美国公司的官僚主义，骂美国小镇警察的世袭制和腐败，“如果说美国有什么地方比中国好，唯一一点就是摆地摊时不用担心城管砸摊子。”她是很独立、也能吃苦的人，在美国摆过地摊。对已经入籍的国家加拿大，她似乎也不怎么感冒，觉得经济社会缺少活力。“欧美国家的民主其实没多大用处，形式主义严重，世界经济的亮点在当今中国，你们这些民运人士都是近视眼，戴了有色眼睛看中国。”虽是多年朋友，但她绝不因同情我的遭遇而留情面。这时候，我总无言以对，她对美国历史的了解远非我可比拟，而从未跨入美国国境的我，在这样一个拥有美国教育背景的人面前，即便想为美国辩护，也断不可能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对民主的向往来自底层生活的不民主感受，来自对公义缺失现状的不满，或许，我可以从理论上说出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二三，但生活永远比理论精彩，美国人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并不知道，Jessica却是知道的，所以，在我的抽象民主与她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论中，我总是甘拜下风。有时候，我甚至被迫承认她说的有些道理：民主不民主的，并不是很迫切的问题。

最近一次见面之前，我顶着十八年一惯的榆木脑袋，准备迎候她又一次的同情和挪喻，两年不见，我仍然满怀“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愤懑——政治迫害本身塑造的身份，因在果在。不管怎么说，她是有个性有见解的人，朋友之交，能从对方身上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和见解，算是令人愉快的事。

她却开始骂共产党。

作为中国大学中的外籍学生，她和其他黑白皮肤的纯种老外一样，开始领教中国官人的傲慢和不负责任。问题不仅仅出在她所在的法律学院，但法律学院的学院秘书似乎官瘾更足一些，这个见到院领导总点头哈腰、一脸媚笑的秘书，只要一见学生便拉下驴脸，问他个什么问题，先是哼哼哈哈，不置可否，问急了便是一句：“不归我管。”可是，当Jessica以为事情真的不归他管，四处打电话问这事归谁管以后，他又态度凶蛮地指责 Jessica乱打电话，害得领导骂他。没几天，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学生便准备退学了，Jessica也气得够戗，开始，她以为这只是法律学院的问题，因为她知道国际教育学院和法律学院在外籍学生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国际教育学院总是希望给各院系多塞进几个学生，以显示办学的成绩，但零零散散的几个外籍学生无疑会增加法律学院的管理难度。当居住在同一座楼的上的外籍学生渐渐熟悉起来，互相交换一下信息，Jessica才发现问题不仅仅出在法律学院，几乎每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籍学生都被中国的官人气得要死。

那些来自欧美的学生很是不解：在我们国家，不管找谁办事，职责权限都是明明白白写在纸上的，找到谁谁就要负责办理，为了取悦前去办事的人，即使对问题尚不十分清楚，办事人员也总会笑脸相迎，先来上一连串的yes再说，而中国这个国家的官员，似乎只会说no，尽量推出去了事.

“事都不大，” Jessica说，“注册呀、住宿呀、教材呀，导师分配呀什么的，放别人身上根本不会认为是个事，但到了自己身上，就是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就是一次次白白跑腿，从来就不能一次把事办完，简直能把人气死。那些小官一个个牛气得要死，而且明确告诉我，28个学分可以毕业，24个学分也可以毕业，学校的规定互相冲突，事实上由他说了算，就看他高兴不高兴。”

和那些在国外长大的外籍学生不同，Jessica对这些不会大惊小怪，但她毕竟已在国外生活十多年了，“不适应，看不惯这一套。尽管有心理准备，打算讨好官员，可就是不知怎么才能讨得他们一个笑脸。”事实上，入学前的这段时间，由于买房、办房产证等事由，她已经重新领教过这套官场逻辑。

“终于明白当年的同学朋友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当官，”她说，“院里的那个官员正摆出一幅冷若冰霜的脸色给我找茬，猛抬头见院长过来，立时换了一副甜蜜、肉麻的献媚面孔，转化之快不亚于光速，在中国，权力实在太神奇了。”

“没错，除非特别有钱，否则，到了我这个年龄，不混个一官半职，整个人生就算是失败了。在中小城市，没有官员疏通，几乎什么事都办不成，即使遭遇刑事案件侵害，你去报案都可能没人搭理。”我早就对她说过，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源就与权力逐渐捆绑在一起，这绝对是一种有意选择的社会控制策略。

“我开始佩服你了，”她说，“十多年完全游离权力之外，甚至向权力挑战，能活下来就不容易。”

我惟有苦笑，长期“沦为”社会贱民，早被社会磨得没有脾气，可是，即便每天、每年都活得异常艰难，却总不能改掉对这个建立在屠杀之上的政权的厌恶。

Jessica告诉我，因为打算回国读书生活，她不再浮光掠影地看中国社会，这时候才发现中国的经济繁荣有着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权力基础。三十岁上下的人想当官快想疯了，可是，做了官的人，却不负责任，只想着给个人捞取好处，在国外，你只要找到职责界定下的官员，他必须给你一个圆满答复和结果，可是，中国的官人只一味说no，朝外推事。

“不朝外推行吗？”我说，“最典型的就是那些接待信访的官员，明知道自己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却要对访民装出一幅人民政府的威严、公正形象，不学会打太极，就根本混不下去。当然，在中国，想办成事也很简单。别去办公室，去官员家里。找好关系，带上礼物，一定会有笑脸相迎，甚至给你出各种‘违背原则’的鬼主意。”

“出国太久，不习惯这套了，偶一为之还行，但似乎所有的官员都习惯于板着脸说no，不问事由先卡一下再说。”

“卡是炫耀权力的最好方式，不卡一下，权力就不能显示出与平头百姓的距离。卡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如果你知道一个税收征管员的灰色收入有多少，你肯定后悔当年出国读书，而没有报考一家税务学校。”

“所以大家都想做官。我看你还是出国吧，这个社会绝对病态。”她说。

终于轮到我来教训她了，除了老生常谈的民主大道理，我更挖苦她说：“别说你对这些都不了解，你三两年总要回国探亲一次吧，这些你都看不见？不是一直为共产党唱赞歌吗？不是一直骂布什是个混蛋吗？”

“探亲和旅游不需要接触真实的生活，不必陷入实质性的人际关系纠葛。我受左派知识分子观点影响，有些极端了，跟中国比起来，欧美国家确实是合乎人性的，至少，官员的脸面不会令人作呕，而且中国官员的工作方式决定了这个社会最终是没有效率的，大量工作都被互相抵消。”

我对她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腐败尚有润滑剂作用的话，那么，当权力越来越傲慢，而且趋向于主动寻租，社会上几乎无官不贪，就只能是劣质润滑剂了，它危害的是全社会利益，最终由无权小民承担。

“中国社会确实没有道德可言。”她说，“在加拿大，哪怕你工作一天后失业，也可以享受半年的失业救助，生病享受免费治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年多后，官员活得越来越牛气，活得越来越滋润，可体制外的老百姓全无生活保障。我在加拿大可以做体力劳动，去餐馆打工，或去超市做售货员，但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周末带本书去公园阅读，有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环境，虽然收入不高，却不觉得低人一等，同样可以享受生活。回中国没几天，见到官员就觉得矮一头了，实在憋气，难以想象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做一辈子小老百姓。”

我怀疑她能否把这个硕士学位读下来。不过我鼓励她说，幸亏你读的是法律专业，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于一切，法治精神被严重践踏的国家，你可以从法理和实务两方面研究中国社会的弊端，为建立民主、法治中国做点事，这可是很有意义的。不管怎么说，欢迎你以老外身份回到现实中国来，以你的个性，我相信你敢对说no的中国官员说no，大不了学位不要就是，本人高中学历不也能活下来吗。

Jessica哈哈一笑，“你们这些民运分子实在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