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风起兮黄满阙，清明蒙尘城欲斜。
风折沙埋猛士剑，高树犹唱大风歌。
杨建利的「狱中诗」展现了他的抱负。他毅然放弃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运，以致惹上五年牢狱之灾。如今，这位集儒风侠骨于一身的民运实践者，终以自身磨难完成心灵自赎。
「生为自由需风雨，心有豪情敢换天。」
杨建利，一个出身中共老红军家庭、「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一个获得美国两家名校博士学位的留美学人，由于自幼目睹中国农民的苦难，过早感受民间疾苦；1989年六四事件又亲历血腥屠杀一幕。他毅然放弃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运，并不惜冒险犯难，秉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闯关回国考察大陆工运，以致惹上五年牢狱之灾。
首开先例打破模式
如今，这位集儒风侠骨于一身的名校双博士、民运实践者求仁得仁，终以自身磨难完成心灵自赎，「修成正果」，打破民运人士「要回国就被投入监狱，要离开监狱就要离开祖国」的模式，他一直坚持不入美国籍，成功获发梦寐以求的中国护照重返美国与妻儿团聚。在矢志继续推动民运的同时，他不忘中国国内还有许许多多为理想承受苦难的同道中人，力争他们早日获释。
杨建利获释归来接受《世界周刊》专访，讲述他如何度过五年铁窗生涯、当日回国动机、成长经历及心路等。
杨建利原籍山东，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留学美国，1989年5月以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的身分，携带捐款回北京声援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六四」屠杀，从此立志投身中国民主运动。
1991年，杨建利以全优成绩取得柏克莱加州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为了系统地研究和吸收西方民主社会政党运作和现代政府管理经验，为中国社会未来的良性转型作准备，在最大限度内实践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决定弃理从文，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2001年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
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海外民运的具体运作，曾当选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并创办网络杂志《议报》，以及设立、担任总部在波士顿的中国智库「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
由于杨建利积极参与民运，被中国当局列为拒绝入境的黑名单，1996、1999年先后两次申请回国都被拒绝。他早已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但坚持保留中国籍，以便用「自家人」身分为促进中国民主化克尽言责，中国驻美领事馆却拒绝发放他有效护照。
2002年4月18日，为考察中国东北工潮情况，实践「海外民运不能等待」的倡言，杨建利使用他人护照回国，于4月27日在云南昆明被捕。其后当局以「非法入境罪」和「间谍罪」判处他五年徒刑。
革命吞掉老红军之子
在海外民运队伍中，杨建利被公认「是一个有留学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践者，而且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理论的不懈探索者」。
令人好奇的是，这位出身「红五类」的革命后代，显然有别于一般出身「黑五类」、「苦大仇深」的民运人士，为何却背叛了他的父辈为之流血牺牲的红色政权，走上一条追求民主的不归路？
追溯杨建利的思想根源，要回到十二、三岁时。他的父亲杨凤山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中共忠实党员，曾任游击队队长，解放后任职山东济南水利厅。杨建利是最小的儿子，从小就会读书，也很孝顺，杨凤山一向以建利为荣。知道儿子被捕后，他很气愤，一直吵着要回中国，找以前的「老关系」帮忙。他十多岁就参加革命，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为什么「革命吞掉儿子」。
2004年，94岁的杨凤山不顾年事已高，决定回国营救心爱的老么。但在2005年11月，他突然中风，导致左半身瘫痪，临终前曾经昏迷，醒过来时说想建利，三天后去世。而在杨凤山中风后住院期间，杨建利的妻子傅湘曾写信给北京监狱，希望能通融让父子见最后一面，但未如愿。
1963年出生的杨建利现年44岁，由于在革命干部聚居的大院长大，比外人更有机会「看到共产党腐败残酷的一面」。文革期间作为一个中学生，他曾下乡为农民抗洪救灾，有机会耳闻目睹农民的惨况。「中国农民之苦，苦得令人无法相信。我亲眼看到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每顿只能半饱。在地里干活，累得一头扎进草堆里就睡着了。房子四处漏风，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却没有铺盖……」
杨建利看到农民冬天也只能睡在冰凉的凉席上，心里非常难过。回家后，他撤掉被褥，尝试睡在凉席上的滋味。睡了几天，晚晚冻得睡不着觉。母亲气得骂他「不知搞什么名堂」。
杨建利还看到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成的庄稼大部分缴交公粮。「还要装着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将自己的血汗收成送给公家，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不死不看病，死到临头才看病。」中国的农民为何过得这么苦？「共产党天天做坏事，讲一套，做一套，没有一个官员真正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和民间疾苦。」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知道得越多，烦恼就越多。当时杨建利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答，但悲天悯人的情怀却根植心间。他的父亲生前表示：「建利从小就是非常善良的孩子，看见别人有困难就要去帮助，是个很好的人。」
心地善良富正义感
杨建利与妻子傅湘是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两人相知相爱。傅湘在杨建利被捕后，脑海中常常「浮现一个心地善良和富有正义感的少年形象」。那是在文革时，杨建利是县城小学的红小兵。当时全国都在反资本主义，他的老师也经常派红小兵们去街头打击搞「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可是，每当杨建利看到在街头卖水果蔬菜的小贩，总是悄悄地让他们跑掉，以免被其它人抓到。
杨建利说：「这些农民的生活多么不容易，他们不过是想换一点买盐的钱，怎么忍心难为他们。」他宁愿自己受责备，也不忍心看到他们一旦被抓到，不但挨打还要没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果实。
杨建利做人不但有同情心，还热心助人。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萧君回忆：「建利之所以朋友多，最重要的是他乐于助人，因而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记得还在北京时，一次我要回老家探亲，买完火车票后只剩下三块钱。他知道后硬是塞给我他手中的一半儿2元。他说出门在外要以防万一，他自己留在北京总有办法。……」
「后来，我的父母来美国探亲路过旧金山，我担心他们第一次出远门又不懂英语会出意外，而我又一时找不到别的在旧金山湾区的同学，所以虽然知道他很忙，我还是试着问他是否能帮个忙，他立即一口答应下来。我想他也许会请他的太太或别的人，但他还是自己去了。去晚了点儿还一再道歉。……」
正是人缘好，见人总是笑嘻嘻的，杨建利回国「出事」后，「得道多助」，他所有在美国的同学，都联署签名呼吁中国政府妥善对待杨建利。
六四事件改变了杨建利的人生轨迹，促使他义无反顾投身海外民运。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在北京六部口亲睹中共军队坦克辗死11名学生的血腥一幕。在火光冲天的现场，他双手握拳发誓不忘六四死难者。
记者第一次认识杨建利，便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校园内，从北京历劫归来的杨建利声泪俱下讲述那血淋淋的见闻，听者无不动容，乃至悲愤填膺。
杨建利说，在六四事件前，他一直希望从事的是社会工作。他在学生时代一直非常活跃，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对社会工作有兴趣，不过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他的数学专长。六四事件是个契机，他对中共政权彻底失望，但并不想对立，只希望促进中国宪政改革和平演变，最终目的是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从1986年出国留学到2002年春天回国前，差不多16年间，杨建利只在1989年回国一次，学成回国的念头一直埋在他的心底。他在1990年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文章《轻飘着的沉重》中写到：「三年前，我的确是带着失望走的，到自由世界去闯荡。谁知，与牛顿的万有引力恰恰相反，祖国对我来说，离得越远吸引力越大。」
海外民运不能等待
由于深感「海外民运不能再等待」，厌倦了「只说不练」的杨建利认为，中国大陆正在变革中，他要成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与其在海外「隔岸观火」，不如冒险犯难，实地考察了解大陆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及周密策划，杨建利于2002年4月18日从美国飞抵北京，持他人护照顺利入关，先后前往抚顺、辽阳、大庆、沈阳、哈尔滨等地考察工潮，26日在云南昆明机场搭飞机欲取道西双版纳出境时，被海关人员识破所持护照有问题扣查，以致暴露身分。
杨建利被指控「间谍」罪是他原来估计不到的，「我以为他们顶多指控我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或颠覆罪」。后来他才发现，当时在海外回大陆被捕的民运人士，几乎都「同一模式」被指控为「间谍」、危害国家安全，包括大陆留美学人宋永毅、李少民等；而在大陆从事民运的人，则大多被指控阴谋推翻、颠覆国家政权罪。
杨建利被捕前任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经费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等组织。他分析，他被中国指为台湾「间谍」，是中国不愿得罪美国，而台湾当局是「弱者」，「抹黑术」是北京方面打击异议人士一贯的手法。「假如中共指控我做了大量民运工作，反而等于为我歌功颂德，因此，只能找一个难听的罪名强加在我头上。」
杨建利还发现，中共搜集黑材料功夫一流，他被捕前所写的文章、发表的言论及行踪等，中共均了如指掌。他以前曾用基金会的名义，寄钱资助大陆一些民运朋友的失学子女，也成了提供「特务经费」的罪状之一。
他强调，「中共指控我是台湾间谍完全牵强附会，最后我两罪并列被判五年，如果我真的是间谍，被判五年算是最轻的。」
问他被捕前是否有坐牢的心理准备？杨建利说，曾经做过最坏打算，但没想到刑期这么长，既然事已至此，他当时下决心打破这种「要回国就要进监狱，要离开监狱就要离开祖国」的民运人士回国模式，不惜把牢底坐穿。
傅湘说，当杨建利决定使用他人护照到中国的时候，她本能地意识到他不能去。「我担心他这一去，我将再也见不到他；我们的孩子，那时分别为6岁和9岁，也将在没有父亲呵护的情况下长大。想到仅仅是由我一人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不停地为争取我丈夫从遥远的中国出狱而奔走，这一念头让我头晕目眩。我觉得这担子会重得让我承受不了。然而，尽管我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从未丝毫怀疑我的丈夫，他是在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
她同时也遇到一个障碍，就是当杨建利被捕后，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有人对杨建利持他人护照回国不以为然，认为既然用他人护照进入中国，就是违反了法律，就应该接受惩罚。「不是说要建立一个法制国家吗？为什么知法犯法呢？」
傅湘说：「这种想法始终给我留下阴影，相悖于我对公平的认知。我想，这些人恐怕并不知道事实的全部吧。」
她说，1989年，中国政府把军队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时杨建利还是柏克莱加大的学生。「对于建利来说，仅仅是愤怒是不够的。他必须行动起来。他先把学校里的同学组织起来，然后代表这些同学飞到北京，公开表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支持。他在那里一直坚持到了6月4日中国政府镇压的那一天。这就是他所谓『违法』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先是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无辜的市民，然后把那些公开反对其暴力镇压的中国公民放在黑名单上，让他们永远不能返回中国。我丈夫的名字就在那个黑名单上。」
她说，杨建利本来可以留在他的象牙塔里的，也许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数学教授。可是，1989年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为了他所热爱的祖国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好未来，选择了走现在的道路，奉献着自己的人生。」
「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的担忧可能会让我不同意他去中国。但作为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我坚决地支持他认定是正确的选择。他的行动不是为了与法律对抗，而是为了争回他所失去的应有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建利所崇拜的甘地说的再清楚不过：『人的不服从是一个公民与生具有的权利。他宁死不会放弃。』」
为什么杨建利要使用他人护照呢？他表示，虽然去国多年，他一直保留中国国籍，但他被中国政府列为禁止入境的49人之一，他的中国护照被中国驻美大使馆多次拒绝延期，虽然他曾多次努力提出归还回国权利，均遭拒绝。为了履行回国的正当权利，他不得已采取非常手段。
一场不公平的游戏
2003年8月4日，杨建利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写下《不多余的话》。他指出，他的律师莫少平已经依据中国现行法律的有关条文，就供词、证词和其它证据的细节为他做了充分而有力的辩护。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中国的现行法律、政府的政策需要以及某些执法传统和恶习，使我们双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极不公平的游戏。即使按照中国的法律，截止到这一时刻，我也只是一个『被告人』，在法庭宣判我『有罪』之前尚不能做『犯罪人』论处。」
然而，此前杨建利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三个月零九天 (464天)，「其中，一年两个月零十天与外界完全隔绝，七个月零六天不允许放风，一年两个月零十六天不允许接触任何文字的东西。警方和检方用了464天的时间为指控我有罪做供词、证词等所谓证据上的准备，而我只和我的律师见过三次面，仅用了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在警官的监视下为我做无罪辩护准备。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呢？」
杨建利悲愤地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他长达13年被中国政府堵在国门之外，不允许踏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这次他终于回到祖国，令人悲哀的是，他只有10天是自由的。经过这段时间的监狱生活，「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在我们中国的法律殿堂上质问一句，政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而剥夺一个公民的回国权的？」
傅湘回忆，杨建利闯关回国后，每天都从中国至少给她打一个电话。当他告诉她，他「正在北京的大街上骑自行车」时，两人都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我多么的羡慕他，又多么希望此时此刻就在他的身边，像往日一样骑过长安街，骑过天安门广场……以后他又告诉我要坐火车去东北。他说那里天气很冷，多亏我让他带了件毛衣。他还说在国内很开心，回来以后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可是，自从2002年4月27日星期六的上午10点钟左右，也就是他在昆明的当天晚上，我就再没有机会跟他通上话。……」
在杨建利缺席的五年，傅湘既当爹又当娘，白天要工作，下班要做家务，照顾9岁的女儿杨子湘和6岁的儿子杨子建，还要经常为丈夫奔走呼号。每天深夜独自饮泣后，翌晨必须强作欢颜，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送儿女上学。有段时间，子建总吵着要给爸爸打电话，傅湘只好说：「爸爸住的那个旅馆很落后，没有电话。」小子建就会把嘴一撇说什么supid旅馆，连个电话也没有……。
高树犹唱大风歌
杨建利最难熬的是坐牢的前半年，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惦念高堂父母及稚龄子女，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忧心子女的教育，更心痛妻子独力撑起这个家。他越想越忧心，想到疏于身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责任，非常自责内疚，内心一度非常焦急。幸而身为虔诚基督徒，最终依靠宗教信仰让自己平静下来，觉得可能这是「上帝的旨意」。
问他在冒险犯难前，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他说，尽管事前曾跟妻子作过长谈，有过一些心理准备，但直到身陷囹圄后才发现，一旦命运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所有的准备都是不充分的，原先的估计都是不足的。
他说，最难忘的是入狱不久，狱方暗示妻儿都被掌控在他们手中，这位公认的「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一下子被击中要害。他想，自己受苦受罪不要紧，但连累无辜的妻儿，怎么办？他全身无力地靠在囚室的墙上，双腿发软，整天无精打彩。
他在狱中曾中过一次风，那是2004年夏，他跟狱方抗争厉害，狱方不让他放风，不准他买副食品补充营养，还打他，罚戴手铐两星期。2004年7月31日中午，他觉得胸闷，脚趾头伸不直，午睡时辗转反侧。狱警在门孔中窥见，问他为何不睡觉，他说睡不着。狱警发现他嘴巴有点歪，马上召来医生，医生发现他有中风迹象，立即送院治疗，后来才逐渐康复。
自从这次生病后，他产生了一些想法，「我有点紧张，如果一旦因为中风瘫痪了，以后出狱就不能工作了，如何能施展抱负？」
他一度发现记忆力严重衰退，有些英文单词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意识到不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如果记忆力完蛋了，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他决心增强脑力和体力劳动。他在狱中作诗，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以锻炼和训练自己的记忆力。
最初，没有纸和笔，创作的诗只能反复吟诵记在脑中。后来，因他被起诉，狱方发给他纸笔写辩护书。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将诗词抄下来。
书法根基和国学根底基础扎实的杨建利，有些「狱中诗」作得颇有才情，展现了他的抱负。读他的诗，一个独特和真实的杨建利在字里行间跃然而出。如《北京沙尘暴》：
大风起兮黄满阙，清明蒙尘城欲斜。
风折沙埋猛士剑，高树犹唱大风歌。
（作于2003年清明）
「杨建利是真正爱国的」
杨建利在五年系狱期间，有四次提前获释机会，但都因突发情况出现反复。最后一次是2006年9月3日，在美国国会及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局以他曾经中风为理由，将他押送北京机场提前遣送出境。
由于他的父亲2005年12月12日病逝山东济南，至死未能达成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杨建利坚持要回山东老家拜祭亡父，坚决不肯上飞机，最后只好又将他送回监狱。当初他在自辩书中曾表示，无论刑期多长，都不接受任何违反个人意愿、强行遣返的安排，「决心把这条路走通」。
杨建利说，此举曾造成有关部门的被动，但有关人员反而佩服他的勇气，没有怪罪埋怨他。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杨建利是真正爱国的」。
今年4月27日，杨建利终于刑满获释。当局最初以他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理由，不肯给他发护照，他干脆申请在北京落户，并在临时住处买了计算机和计算机桌，作好「长期抗战」的打算。当局一看他来真的，倒真害怕他不走，成为「不安定因素」，「史无前例」给他发放有效期10年的中国护照，8月18日让他重返美国波士顿与家人团聚。
他分析，放他回美国是几个原因促成，一来是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二来给美国一个人情；三来北京当局不愿意他在大陆待下去「制造麻烦」。
台湾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在杨建利系狱期间，多次表示杨建利是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同学，他很关心他在大陆的待遇，一直坚信杨建利是无罪的。马英九在会见美国华裔学者宋永毅时还表示：「建利出狱后，请转告他：我欢迎他来台北玩！」
杨建利刑满出狱后，终于如愿回到老家山东，与30多名家人一起祭奠过世的父亲。他为未能在父亲生前尽孝、没能为父亲送终而终生遗憾。
杨建利的大姐杨建华说，去年9月3日，中国政府提前释放建利并遣送他，建利决定不接受提前释放重返监狱时，日夜祈盼他自由的家人万分伤心，也不能理解他，甚至有许多抱怨。但是，这次杨建利获释后，她陪伴他两个星期经历的一切，「使我渐渐理解了弟弟的心志。建利终于回老家了，他终于在祖国自由了，虽然他回国的路总共走了五年，他本人以及家人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我并不像以前那样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了。」
她指出，这次出狱后，建利时时处处尽力去体会一个中国人的正常生活，逛街买菜，与路人聊天，挤公共汽车，逛书店，重访历史古迹，排长队买火车票，挤火车……「我发现建利依然宽容、乐观、用心，仍然和以前一样执着于自己的理想。……」
杨建华指出，「我们全家都觉得，建利能获得正常释放，并能在祖国与其它中国人一样正常行动，结束了『要回祖国就要进监狱，要离开监狱就要离开祖国』的惯例，是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事例，我们并由此看到更大更全面进步的希望。」
杨建利说，他与家人为这五年牢狱生涯付出巨大代价，成果来之不易，他今后也不打算加入美国籍，将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分，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和平演变。
奔腾的马自由的灵魂
在获释到成功返美这四个月，杨建利足迹遍及山东老家、陕西、内蒙古、四川、河北、天津等地，最惬意的是在内蒙古草原骑马。马是杨建利最喜欢的动物之一，他爱「马的奔腾」，「所以他身上总有一种奔腾的激情和力量伴随他对人生的追求」。即使在他失去自由期间，与他交情甚笃的同学萧君仍相信，「如果他的身躯被困住了，他的思路和心智仍在飞翔，任何人为的阻隔都不会困住一颗自由的灵魂。」
如今杨建利自由了，但他还要为许许多多仍在狱中为理想承受苦难的政治犯呼吁，包括双目失明的维权律师陈光诚等。他希望那些曾经救援过他的人，也一起来声援其它政治犯，「从我如今重获自由的例子可以看到，外界的呼吁还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他正在收集有关政治犯的名单，「这是我的一个执着，也义不容辞。」
傅湘也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心中国所有的良心犯，「让每一个无辜受监禁的丈夫早日回到妻子身边，让每一个父亲早日拥抱他所思念的儿子，让每一颗自由的心连同他应有的自由身躯一起跨出监牢，回到爱护他，牵挂他的所有亲人朋友们中间」。
杨建利、傅湘夫妇希望透过世界周刊，感谢社会各界对杨建利系狱期间的深切关怀和多方声援。「您们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爱心，每一个签字都是勇气的象征，每一封呼吁书都为杨建利的获释和他所奉献的中国民主化事业增添一份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人性善良和正义的光辉。」
□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09/02
大风起兮黄满阙，清明蒙尘城欲斜。
风折沙埋猛士剑，高树犹唱大风歌。
杨建利的「狱中诗」展现了他的抱负。他毅然放弃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运，以致惹上五年牢狱之灾。如今，这位集儒风侠骨于一身的民运实践者，终以自身磨难完成心灵自赎。
「生为自由需风雨，心有豪情敢换天。」
杨建利，一个出身中共老红军家庭、「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一个获得美国两家名校博士学位的留美学人，由于自幼目睹中国农民的苦难，过早感受民间疾苦；1989年六四事件又亲历血腥屠杀一幕。他毅然放弃大好前途和安逸生活，投身海外民运，并不惜冒险犯难，秉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闯关回国考察大陆工运，以致惹上五年牢狱之灾。
首开先例打破模式
如今，这位集儒风侠骨于一身的名校双博士、民运实践者求仁得仁，终以自身磨难完成心灵自赎，「修成正果」，打破民运人士「要回国就被投入监狱，要离开监狱就要离开祖国」的模式，他一直坚持不入美国籍，成功获发梦寐以求的中国护照重返美国与妻儿团聚。在矢志继续推动民运的同时，他不忘中国国内还有许许多多为理想承受苦难的同道中人，力争他们早日获释。
杨建利获释归来接受《世界周刊》专访，讲述他如何度过五年铁窗生涯、当日回国动机、成长经历及心路等。
杨建利原籍山东，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留学美国，1989年5月以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的身分，携带捐款回北京声援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六四」屠杀，从此立志投身中国民主运动。
1991年，杨建利以全优成绩取得柏克莱加州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为了系统地研究和吸收西方民主社会政党运作和现代政府管理经验，为中国社会未来的良性转型作准备，在最大限度内实践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决定弃理从文，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2001年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
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海外民运的具体运作，曾当选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并创办网络杂志《议报》，以及设立、担任总部在波士顿的中国智库「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
由于杨建利积极参与民运，被中国当局列为拒绝入境的黑名单，1996、1999年先后两次申请回国都被拒绝。他早已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但坚持保留中国籍，以便用「自家人」身分为促进中国民主化克尽言责，中国驻美领事馆却拒绝发放他有效护照。
2002年4月18日，为考察中国东北工潮情况，实践「海外民运不能等待」的倡言，杨建利使用他人护照回国，于4月27日在云南昆明被捕。其后当局以「非法入境罪」和「间谍罪」判处他五年徒刑。
革命吞掉老红军之子
在海外民运队伍中，杨建利被公认「是一个有留学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践者，而且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民主宪政理论的不懈探索者」。
令人好奇的是，这位出身「红五类」的革命后代，显然有别于一般出身「黑五类」、「苦大仇深」的民运人士，为何却背叛了他的父辈为之流血牺牲的红色政权，走上一条追求民主的不归路？
追溯杨建利的思想根源，要回到十二、三岁时。他的父亲杨凤山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中共忠实党员，曾任游击队队长，解放后任职山东济南水利厅。杨建利是最小的儿子，从小就会读书，也很孝顺，杨凤山一向以建利为荣。知道儿子被捕后，他很气愤，一直吵着要回中国，找以前的「老关系」帮忙。他十多岁就参加革命，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为什么「革命吞掉儿子」。
2004年，94岁的杨凤山不顾年事已高，决定回国营救心爱的老么。但在2005年11月，他突然中风，导致左半身瘫痪，临终前曾经昏迷，醒过来时说想建利，三天后去世。而在杨凤山中风后住院期间，杨建利的妻子傅湘曾写信给北京监狱，希望能通融让父子见最后一面，但未如愿。
1963年出生的杨建利现年44岁，由于在革命干部聚居的大院长大，比外人更有机会「看到共产党腐败残酷的一面」。文革期间作为一个中学生，他曾下乡为农民抗洪救灾，有机会耳闻目睹农民的惨况。「中国农民之苦，苦得令人无法相信。我亲眼看到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每顿只能半饱。在地里干活，累得一头扎进草堆里就睡着了。房子四处漏风，隆冬时节滴水成冰，却没有铺盖……」
杨建利看到农民冬天也只能睡在冰凉的凉席上，心里非常难过。回家后，他撤掉被褥，尝试睡在凉席上的滋味。睡了几天，晚晚冻得睡不着觉。母亲气得骂他「不知搞什么名堂」。
杨建利还看到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成的庄稼大部分缴交公粮。「还要装着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将自己的血汗收成送给公家，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不死不看病，死到临头才看病。」中国的农民为何过得这么苦？「共产党天天做坏事，讲一套，做一套，没有一个官员真正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和民间疾苦。」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知道得越多，烦恼就越多。当时杨建利许多问题都得不到解答，但悲天悯人的情怀却根植心间。他的父亲生前表示：「建利从小就是非常善良的孩子，看见别人有困难就要去帮助，是个很好的人。」
心地善良富正义感
杨建利与妻子傅湘是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两人相知相爱。傅湘在杨建利被捕后，脑海中常常「浮现一个心地善良和富有正义感的少年形象」。那是在文革时，杨建利是县城小学的红小兵。当时全国都在反资本主义，他的老师也经常派红小兵们去街头打击搞「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可是，每当杨建利看到在街头卖水果蔬菜的小贩，总是悄悄地让他们跑掉，以免被其它人抓到。
杨建利说：「这些农民的生活多么不容易，他们不过是想换一点买盐的钱，怎么忍心难为他们。」他宁愿自己受责备，也不忍心看到他们一旦被抓到，不但挨打还要没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果实。
杨建利做人不但有同情心，还热心助人。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萧君回忆：「建利之所以朋友多，最重要的是他乐于助人，因而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记得还在北京时，一次我要回老家探亲，买完火车票后只剩下三块钱。他知道后硬是塞给我他手中的一半儿2元。他说出门在外要以防万一，他自己留在北京总有办法。……」
「后来，我的父母来美国探亲路过旧金山，我担心他们第一次出远门又不懂英语会出意外，而我又一时找不到别的在旧金山湾区的同学，所以虽然知道他很忙，我还是试着问他是否能帮个忙，他立即一口答应下来。我想他也许会请他的太太或别的人，但他还是自己去了。去晚了点儿还一再道歉。……」
正是人缘好，见人总是笑嘻嘻的，杨建利回国「出事」后，「得道多助」，他所有在美国的同学，都联署签名呼吁中国政府妥善对待杨建利。
六四事件改变了杨建利的人生轨迹，促使他义无反顾投身海外民运。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在北京六部口亲睹中共军队坦克辗死11名学生的血腥一幕。在火光冲天的现场，他双手握拳发誓不忘六四死难者。
记者第一次认识杨建利，便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校园内，从北京历劫归来的杨建利声泪俱下讲述那血淋淋的见闻，听者无不动容，乃至悲愤填膺。
杨建利说，在六四事件前，他一直希望从事的是社会工作。他在学生时代一直非常活跃，长期担任学生干部，对社会工作有兴趣，不过迟迟未下决心放弃他的数学专长。六四事件是个契机，他对中共政权彻底失望，但并不想对立，只希望促进中国宪政改革和平演变，最终目的是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从1986年出国留学到2002年春天回国前，差不多16年间，杨建利只在1989年回国一次，学成回国的念头一直埋在他的心底。他在1990年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文章《轻飘着的沉重》中写到：「三年前，我的确是带着失望走的，到自由世界去闯荡。谁知，与牛顿的万有引力恰恰相反，祖国对我来说，离得越远吸引力越大。」
海外民运不能等待
由于深感「海外民运不能再等待」，厌倦了「只说不练」的杨建利认为，中国大陆正在变革中，他要成为「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与其在海外「隔岸观火」，不如冒险犯难，实地考察了解大陆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及周密策划，杨建利于2002年4月18日从美国飞抵北京，持他人护照顺利入关，先后前往抚顺、辽阳、大庆、沈阳、哈尔滨等地考察工潮，26日在云南昆明机场搭飞机欲取道西双版纳出境时，被海关人员识破所持护照有问题扣查，以致暴露身分。
杨建利被指控「间谍」罪是他原来估计不到的，「我以为他们顶多指控我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或颠覆罪」。后来他才发现，当时在海外回大陆被捕的民运人士，几乎都「同一模式」被指控为「间谍」、危害国家安全，包括大陆留美学人宋永毅、李少民等；而在大陆从事民运的人，则大多被指控阴谋推翻、颠覆国家政权罪。
杨建利被捕前任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经费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台湾三民主义大同盟等组织。他分析，他被中国指为台湾「间谍」，是中国不愿得罪美国，而台湾当局是「弱者」，「抹黑术」是北京方面打击异议人士一贯的手法。「假如中共指控我做了大量民运工作，反而等于为我歌功颂德，因此，只能找一个难听的罪名强加在我头上。」
杨建利还发现，中共搜集黑材料功夫一流，他被捕前所写的文章、发表的言论及行踪等，中共均了如指掌。他以前曾用基金会的名义，寄钱资助大陆一些民运朋友的失学子女，也成了提供「特务经费」的罪状之一。
他强调，「中共指控我是台湾间谍完全牵强附会，最后我两罪并列被判五年，如果我真的是间谍，被判五年算是最轻的。」
问他被捕前是否有坐牢的心理准备？杨建利说，曾经做过最坏打算，但没想到刑期这么长，既然事已至此，他当时下决心打破这种「要回国就要进监狱，要离开监狱就要离开祖国」的民运人士回国模式，不惜把牢底坐穿。
傅湘说，当杨建利决定使用他人护照到中国的时候，她本能地意识到他不能去。「我担心他这一去，我将再也见不到他；我们的孩子，那时分别为6岁和9岁，也将在没有父亲呵护的情况下长大。想到仅仅是由我一人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不停地为争取我丈夫从遥远的中国出狱而奔走，这一念头让我头晕目眩。我觉得这担子会重得让我承受不了。然而，尽管我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从未丝毫怀疑我的丈夫，他是在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
她同时也遇到一个障碍，就是当杨建利被捕后，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有人对杨建利持他人护照回国不以为然，认为既然用他人护照进入中国，就是违反了法律，就应该接受惩罚。「不是说要建立一个法制国家吗？为什么知法犯法呢？」
傅湘说：「这种想法始终给我留下阴影，相悖于我对公平的认知。我想，这些人恐怕并不知道事实的全部吧。」
她说，1989年，中国政府把军队开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时杨建利还是柏克莱加大的学生。「对于建利来说，仅仅是愤怒是不够的。他必须行动起来。他先把学校里的同学组织起来，然后代表这些同学飞到北京，公开表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支持。他在那里一直坚持到了6月4日中国政府镇压的那一天。这就是他所谓『违法』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先是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无辜的市民，然后把那些公开反对其暴力镇压的中国公民放在黑名单上，让他们永远不能返回中国。我丈夫的名字就在那个黑名单上。」
她说，杨建利本来可以留在他的象牙塔里的，也许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数学教授。可是，1989年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为了他所热爱的祖国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美好未来，选择了走现在的道路，奉献着自己的人生。」
「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的担忧可能会让我不同意他去中国。但作为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我坚决地支持他认定是正确的选择。他的行动不是为了与法律对抗，而是为了争回他所失去的应有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建利所崇拜的甘地说的再清楚不过：『人的不服从是一个公民与生具有的权利。他宁死不会放弃。』」
为什么杨建利要使用他人护照呢？他表示，虽然去国多年，他一直保留中国国籍，但他被中国政府列为禁止入境的49人之一，他的中国护照被中国驻美大使馆多次拒绝延期，虽然他曾多次努力提出归还回国权利，均遭拒绝。为了履行回国的正当权利，他不得已采取非常手段。
一场不公平的游戏
2003年8月4日，杨建利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写下《不多余的话》。他指出，他的律师莫少平已经依据中国现行法律的有关条文，就供词、证词和其它证据的细节为他做了充分而有力的辩护。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中国的现行法律、政府的政策需要以及某些执法传统和恶习，使我们双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极不公平的游戏。即使按照中国的法律，截止到这一时刻，我也只是一个『被告人』，在法庭宣判我『有罪』之前尚不能做『犯罪人』论处。」
然而，此前杨建利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三个月零九天 (464天)，「其中，一年两个月零十天与外界完全隔绝，七个月零六天不允许放风，一年两个月零十六天不允许接触任何文字的东西。警方和检方用了464天的时间为指控我有罪做供词、证词等所谓证据上的准备，而我只和我的律师见过三次面，仅用了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在警官的监视下为我做无罪辩护准备。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呢？」
杨建利悲愤地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他长达13年被中国政府堵在国门之外，不允许踏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这次他终于回到祖国，令人悲哀的是，他只有10天是自由的。经过这段时间的监狱生活，「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在我们中国的法律殿堂上质问一句，政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而剥夺一个公民的回国权的？」
傅湘回忆，杨建利闯关回国后，每天都从中国至少给她打一个电话。当他告诉她，他「正在北京的大街上骑自行车」时，两人都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我多么的羡慕他，又多么希望此时此刻就在他的身边，像往日一样骑过长安街，骑过天安门广场……以后他又告诉我要坐火车去东北。他说那里天气很冷，多亏我让他带了件毛衣。他还说在国内很开心，回来以后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可是，自从2002年4月27日星期六的上午10点钟左右，也就是他在昆明的当天晚上，我就再没有机会跟他通上话。……」
在杨建利缺席的五年，傅湘既当爹又当娘，白天要工作，下班要做家务，照顾9岁的女儿杨子湘和6岁的儿子杨子建，还要经常为丈夫奔走呼号。每天深夜独自饮泣后，翌晨必须强作欢颜，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送儿女上学。有段时间，子建总吵着要给爸爸打电话，傅湘只好说：「爸爸住的那个旅馆很落后，没有电话。」小子建就会把嘴一撇说什么supid旅馆，连个电话也没有……。
高树犹唱大风歌
杨建利最难熬的是坐牢的前半年，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他惦念高堂父母及稚龄子女，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忧心子女的教育，更心痛妻子独力撑起这个家。他越想越忧心，想到疏于身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责任，非常自责内疚，内心一度非常焦急。幸而身为虔诚基督徒，最终依靠宗教信仰让自己平静下来，觉得可能这是「上帝的旨意」。
问他在冒险犯难前，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他说，尽管事前曾跟妻子作过长谈，有过一些心理准备，但直到身陷囹圄后才发现，一旦命运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所有的准备都是不充分的，原先的估计都是不足的。
他说，最难忘的是入狱不久，狱方暗示妻儿都被掌控在他们手中，这位公认的「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一下子被击中要害。他想，自己受苦受罪不要紧，但连累无辜的妻儿，怎么办？他全身无力地靠在囚室的墙上，双腿发软，整天无精打彩。
他在狱中曾中过一次风，那是2004年夏，他跟狱方抗争厉害，狱方不让他放风，不准他买副食品补充营养，还打他，罚戴手铐两星期。2004年7月31日中午，他觉得胸闷，脚趾头伸不直，午睡时辗转反侧。狱警在门孔中窥见，问他为何不睡觉，他说睡不着。狱警发现他嘴巴有点歪，马上召来医生，医生发现他有中风迹象，立即送院治疗，后来才逐渐康复。
自从这次生病后，他产生了一些想法，「我有点紧张，如果一旦因为中风瘫痪了，以后出狱就不能工作了，如何能施展抱负？」
他一度发现记忆力严重衰退，有些英文单词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意识到不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如果记忆力完蛋了，那么一切也就完了。」他决心增强脑力和体力劳动。他在狱中作诗，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以锻炼和训练自己的记忆力。
最初，没有纸和笔，创作的诗只能反复吟诵记在脑中。后来，因他被起诉，狱方发给他纸笔写辩护书。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将诗词抄下来。
书法根基和国学根底基础扎实的杨建利，有些「狱中诗」作得颇有才情，展现了他的抱负。读他的诗，一个独特和真实的杨建利在字里行间跃然而出。如《北京沙尘暴》：
大风起兮黄满阙，清明蒙尘城欲斜。
风折沙埋猛士剑，高树犹唱大风歌。
（作于2003年清明）
「杨建利是真正爱国的」
杨建利在五年系狱期间，有四次提前获释机会，但都因突发情况出现反复。最后一次是2006年9月3日，在美国国会及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局以他曾经中风为理由，将他押送北京机场提前遣送出境。
由于他的父亲2005年12月12日病逝山东济南，至死未能达成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杨建利坚持要回山东老家拜祭亡父，坚决不肯上飞机，最后只好又将他送回监狱。当初他在自辩书中曾表示，无论刑期多长，都不接受任何违反个人意愿、强行遣返的安排，「决心把这条路走通」。
杨建利说，此举曾造成有关部门的被动，但有关人员反而佩服他的勇气，没有怪罪埋怨他。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杨建利是真正爱国的」。
今年4月27日，杨建利终于刑满获释。当局最初以他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理由，不肯给他发护照，他干脆申请在北京落户，并在临时住处买了计算机和计算机桌，作好「长期抗战」的打算。当局一看他来真的，倒真害怕他不走，成为「不安定因素」，「史无前例」给他发放有效期10年的中国护照，8月18日让他重返美国波士顿与家人团聚。
他分析，放他回美国是几个原因促成，一来是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二来给美国一个人情；三来北京当局不愿意他在大陆待下去「制造麻烦」。
台湾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在杨建利系狱期间，多次表示杨建利是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同学，他很关心他在大陆的待遇，一直坚信杨建利是无罪的。马英九在会见美国华裔学者宋永毅时还表示：「建利出狱后，请转告他：我欢迎他来台北玩！」
杨建利刑满出狱后，终于如愿回到老家山东，与30多名家人一起祭奠过世的父亲。他为未能在父亲生前尽孝、没能为父亲送终而终生遗憾。
杨建利的大姐杨建华说，去年9月3日，中国政府提前释放建利并遣送他，建利决定不接受提前释放重返监狱时，日夜祈盼他自由的家人万分伤心，也不能理解他，甚至有许多抱怨。但是，这次杨建利获释后，她陪伴他两个星期经历的一切，「使我渐渐理解了弟弟的心志。建利终于回老家了，他终于在祖国自由了，虽然他回国的路总共走了五年，他本人以及家人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我并不像以前那样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了。」
她指出，这次出狱后，建利时时处处尽力去体会一个中国人的正常生活，逛街买菜，与路人聊天，挤公共汽车，逛书店，重访历史古迹，排长队买火车票，挤火车……「我发现建利依然宽容、乐观、用心，仍然和以前一样执着于自己的理想。……」
杨建华指出，「我们全家都觉得，建利能获得正常释放，并能在祖国与其它中国人一样正常行动，结束了『要回祖国就要进监狱，要离开监狱就要离开祖国』的惯例，是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事例，我们并由此看到更大更全面进步的希望。」
杨建利说，他与家人为这五年牢狱生涯付出巨大代价，成果来之不易，他今后也不打算加入美国籍，将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分，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和平演变。
奔腾的马自由的灵魂
在获释到成功返美这四个月，杨建利足迹遍及山东老家、陕西、内蒙古、四川、河北、天津等地，最惬意的是在内蒙古草原骑马。马是杨建利最喜欢的动物之一，他爱「马的奔腾」，「所以他身上总有一种奔腾的激情和力量伴随他对人生的追求」。即使在他失去自由期间，与他交情甚笃的同学萧君仍相信，「如果他的身躯被困住了，他的思路和心智仍在飞翔，任何人为的阻隔都不会困住一颗自由的灵魂。」
如今杨建利自由了，但他还要为许许多多仍在狱中为理想承受苦难的政治犯呼吁，包括双目失明的维权律师陈光诚等。他希望那些曾经救援过他的人，也一起来声援其它政治犯，「从我如今重获自由的例子可以看到，外界的呼吁还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他正在收集有关政治犯的名单，「这是我的一个执着，也义不容辞。」
傅湘也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心中国所有的良心犯，「让每一个无辜受监禁的丈夫早日回到妻子身边，让每一个父亲早日拥抱他所思念的儿子，让每一颗自由的心连同他应有的自由身躯一起跨出监牢，回到爱护他，牵挂他的所有亲人朋友们中间」。
杨建利、傅湘夫妇希望透过世界周刊，感谢社会各界对杨建利系狱期间的深切关怀和多方声援。「您们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爱心，每一个签字都是勇气的象征，每一封呼吁书都为杨建利的获释和他所奉献的中国民主化事业增添一份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人性善良和正义的光辉。」
□ 原载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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