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妻：张艺谋 的堕落经过

一九七八年张艺谋打听到北京电影学院要招生，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积极做着准备。我的心情和他一样兴奋而紧张。我千方百计地到处给他借书，帮他整理材料。张艺谋精心地裱糊好许多硬纸板，把自己拍摄的好作品收集粘贴成册，并详细地将每一张的拍摄经过写成文字附在其中。五月份他利用一次去沈阳出差的机会，把这本册子带到北京去找招生的老师们看。那几个老师把张艺谋的作品传着看一遍，都面露喜色，非常欣赏，说：“从来没有见到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一问年龄就直摇头。张艺谋那年已二十八岁，摄影系最大年限是二十二岁，他已超出六岁。这些老师都是搞专业的，作不了主，他们对张艺谋说，他们向学院反映这个情况，建议他先返回西安，等待西安考点的招生组去。

来西安招生的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对张艺谋也极热情。他们都很欣赏张艺谋的摄影才能，却又为校方不能放宽招生年龄而替张艺谋惋惜。他们对张艺谋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主动表示要尽力帮助他。老师们还到过陕西省文化局，反映了张艺谋的情况，向他们竭力推荐张艺谋，请求他们帮助张艺谋，使他能发挥才能。谁知对方反而嫌这些老师多事，当面顶了回去说：“你们好好招你们的学生，少管这些闲事。” 当时和张艺谋一起报考的还有两个小青年，一个叫王进，现在在西安美院搞摄影工作；另一个叫吴俊，现在在西安晚报当记者。当年他们都很佩服张艺谋，把他当老师看待。结果这两个小青年都拿到了准考证，张艺谋却因年龄关系，连考场都没能够进去。王进人踏实、勤奋，基础也不错，张艺谋认为他有希望，就把自己所知所会尽数教给他。我说张艺谋：“你自己连考场都不能进，还好为人师。”张艺谋深沉地说：“这次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如果帮助王进考进去，那以后我求他在学校里帮我借些好的摄影书籍，就有可能了。外面很少有这些书籍，我想系统地学习一下，我真是不甘心啊！”听了他的话，我真伤心，不由得哭了起来。他劝我不要难过，不要哭，说道：“这不算完，我还要努力，凭直觉我感到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在最后的努力中成功的！的确，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当我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时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来信，这封信使张艺谋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有了转机。

我姐夫叫王涤寰，现在北京《中国烹饪》杂志担任摄影记者。他是“老三届”高中六六级的学生，酷爱摄影。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他的报考志愿表上填写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他终于没能上成学。当他知道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碰壁的事后，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

姐夫在信中说，让张艺谋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选制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写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一同寄给他。他已设想了“通天”的办法，要把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中。这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自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国家急需人才，破格录取也有先例。他要我们快点准备。我和张艺谋真是万分高兴。张艺谋接连干了几夜，把他的作品集子作了充实，又给黄镇部长写了封非常恳切的长信，表达了自己上学的渴望，写好后马上就寄了出去。

王涤寰接到作品和信后，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画家白雪石先生，将张艺谋的情况一一如实相告，求白老先生帮忙。白老先生一口答应下来，表示他愿意举荐。当王涤寰把作品和信交给白老先生后，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没有拖延一点时间，周末就将这些材料带到了黄镇部长家里，他先把张艺谋的这些摄影作品给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看了，华君武先生大加称赞，黄镇部长看后也极欣赏，认为是个人才，就委托华君武先生办理这件事（华老先生当时是文化部秘书长）。华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电影学院，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建议破格录取张艺谋入学。为此，北京电影学院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的确，按以前的规定摄影系毕业后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后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当副摄影，要成为独立拍片的摄影师还得拍上几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华君武先生又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经过研究考虑，给张艺谋的单位咸阳国棉八厂发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他走后，我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他终于要回来了！在火车站站台上，当我第一眼看见他脸上那掩饰不住的高兴的表情时就猜着了八九分，但还是急不可待地问：“怎么样，行吗？”他笑着说：“当然行了。”在与他相处的这些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这么坦然愉快。

张艺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由衷地为张艺谋的入学而激动，也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推在人群之外的时候，我和他相爱；在他内心世界最痛苦的时候，我和他相亲。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啊！

当时我们厂和国棉八厂的许多人，在我面前委婉地表示对我们婚姻前景的担忧，但我心中异常坦荡。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我们的结合是这种爱的必然结果。

张艺谋也非常气愤一些人的庸俗之见，为了表示他不变心的态度，他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证明信来到兴平，我们领了结婚证。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久，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比揭晓了，《老井》获得了四项奖。消息传来，西影厂一片振奋。

10 月17日，张艺谋从北京回来了。晚上九点多钟，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张艺谋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地站在门口，我赶紧接过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当摄影师、演员时，每次拍完戏回来，从没这么疲倦，当导演真不容易，这么累人。现在才拍了一部戏就累成这个样子，将来年纪再大一点，身体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开柜子找出张艺谋的干净衣服，随手把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在开动洗衣机之前，我习惯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从张艺谋衣兜里掏出不少东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随手打开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头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接着写道，“我的眼睛还很疼”，是“小杨到学校打了我。闹过之后，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猜测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听说系里要找我谈话，我已做好了准备，等他们来找我，我就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人敢动我了，……”“我认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爱情，你应该得到幸福和爱情……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赖在我怀里的样子可爱极了！再有几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们干不完的事是指什么吗？”……

我的脑袋全麻木了，不断地嗡嗡作响。我呆呆地坐了十几分钟。看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张艺谋，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信还在手里嗦嗦地抖动着。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能稳住我混乱的心情，我来到厨房，没活找活地做着什么，直到两点的闹钟铃响过。张艺谋起来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感到不妙，他高声地问我：“我的脏衣服呢？” “在洗衣机里。”我在厨房里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洗衣机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儿，然后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走到厨房来问我： “看到我的信没有？” “看到了，但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夜没有合眼

录完台词大约一周光景。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他摇着头，自言自语道。一会儿他态度缓和下来对我说：“她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顿。”看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两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张艺谋开门进来。我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没有睁眼，也没有理会。谁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着我的头，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开眼，疑惑和惊愕地看着他。他瞪着眼睛说：“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 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别昏过了头！”

“那别人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他火气也很大。“那个男的什么都知道了。她说肯定是你老婆说的，我也觉得别人不可能。”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说：“她说是我说的，你就认为是我说的？她算什么，我看说不定，还是她自己说的，玩弄把戏，给你施加压力。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听你这些臭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狠狠地说：“我现在回家去问，是不是家里说出去的，以后我就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 “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走了。末末早已被吵醒，钻在被窝里不敢动，见张艺谋走了，一把抱住我，带哭腔地说：“爸爸为什么和你吵架？”我紧紧地搂着孩子，泪流满面。晚上张艺谋回来了，他的神情不再那么凶，很忧郁，和白天不大一样。

“你回家了？是家里说的吗？”我问他。

“不是。”他轻轻地说。我们都沉默着，他点上烟，慢慢地抽着，好一会儿才说：“如果是你或家里人说的这件事，我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感到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借这事给我好看，整垮我。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大家一定会像我获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一样惊奇，因为我给外人的印象是个很正派的人。在中国，这种事就能使个人身败名裂……。我不认为有这种事的人都是坏人。她说她男朋友扬言要来西安找我算帐，我告诉她，叫他不用来西安，我会去北京会他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家里让我把事情都推净，躲起来，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坏人。作为我，现在有的荣誉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干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好久，他的情绪颓丧到了极点。看看他那削瘦、灰黄，几乎失形的脸，我心中不由地怜悯起他来，就劝他说：“别再说了，别再同自己较劲了，你先睡吧，这样熬下去，你身体会垮的。”他扬起头深深叹口气，掐掉烟头，说：“我也感到自己早晚会大病一场。”他躺在被窝里还在嘟嘟嚷嚷， “……她说她不想再上学了，她想给我生个孩子，……”我很气愤，但又怕伤了他，没再说什么，熄了灯，背转身去不再理他。他叹着气睡着了，而我却一夜没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虚幻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那天夜已经很深，末末睡熟了，我们俩围坐在火炉旁，他问我：“杨××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他跟你都说些什么？”

“你还真想听？”

见他点头，我就把所能记住的，一字不拉地转述了一遍。 我问道：“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农村插队的误会，是吗？”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急忙辩解。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也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愤怒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现在连过去自己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承认，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卑鄙？”他不作声。此时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张艺谋之间的小裂痕已成为沟壑，再要填平它，该是多么困难。如果他能挺着胸脯对别人承认：那时在农村我爱肖华，现在我又爱上了别人。我还会认为张艺谋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开始佝偻萎缩。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废。厂里要送《红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我劝道：“你还可以辉辉煌煌地干十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但他不听，他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这一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奔在当中。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 月23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十一点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里一点高兴的影子都没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3 月3日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厂里欢天喜地地组织人员去迎接，吴天明特别叮嘱我一定带上末末去飞机场，托儿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嘱女儿见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里一样亲热，不要怕周围那么多的人，想对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亲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应该。因为爸爸拍的电影得奖了，得了个很大很大的奖，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着眼睛听着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看得出孩子心里很自豪。

时间会证实一切

3月6日是个星期天，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张艺谋带着末末，一块回他妈妈家。走到汽车站，张艺谋说：“我们不坐车，走着回家吧，路上说说话。”我欣然同意了。我们顺着城外的马路走着，末末在一旁蹦着、走着，时而离我们近，时而离我们远。

看来他早已做了准备，打好了腹稿，他转着弯子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地说着。我心中已明白他今天要干什么了，就一声不吭地等他这个过门曲奏完。足足五分钟了他还没有完的意思。我就说：“行了，你的铺垫也太长了，就直说吧！”

“我的感情已经是回不来了，我想和她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他说，“别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陈世美也罢，王八蛋也罢，我不是为别人活着。再说，别人说什么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关键是你的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后一条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请便，你爱去哪就去哪，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我既不愤怒，也不轻松地对他说。

“难道你非得要我偿还你为我付出的吗？”张艺谋深深地叹着气说。

他不提这句话倒好，听他这样说，我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了出来，满胸、满咽喉都被堵塞得疼痛难忍。我脸色惨白，说不出一句话。

见我半天不说话，他又说道：“你怎么不明白，现在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看那些小青年，就很明白，好就在一起，没感情就分手。”我心里在说，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谈论感情！

“再过五年、十年，那时社会潮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定会变的。”他继续说着。

“很可能。真可悲我不会跟潮流。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二十岁，可能就会明白，可能比你还明白。我已三十七岁。你也三十八岁了，我们都不年轻，都不是小青年了，我们相爱了十几年才结婚，所以离婚也不能这样轻率。”

“你就非要碰个鱼死网破，三败俱伤吗？”张艺谋有些恼怒。

“哼，我已被伤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伤害。你们伤害别人这么轻松，这么心安理得？！到了自己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暴跳如雷？”我愤愤地说。

张艺谋沉默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只好背井离乡了。有人也劝过我说，这样做不值得，我现在感觉不到，如果我以后真落了这样的下场，我自己活该。只是请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就成了仇人。”

“你用不着威胁我，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我对着他说。到了他家，我们俩都尽量装着没有发生任何事的样子，谁也没提路上的谈话内容。

晚上回到家，他又提起了这事。这次是换了个方式，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我们把事情办了，以后我会爱末末的，我要让她受到最良好的教育。”我不由得笑出了声：“算了吧，你别开空头支票了，你爱不爱孩子我太知道了。这五年来，你尽过多少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你竟能不顾对一个幼小心灵的伤害，还提什么以后！”他仍是那样低声下气：“人会变的，我一定会爱孩子，我要用我的影响为末末创造一切条件。”我什么都能忍受，但我永远不能原谅他对女儿末末的伤害，对孩子，心灵和感情的伤害，因为这将会影响她的一生啊！为了自己的感情需要，而去牺牲女儿的感情；用我们母女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满足，还认为能用自己的影响来弥补一切，那不是太可笑太荒唐了吗？我相信末末长大成人后，她一定会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一颗做爸爸的心。”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艺谋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越来越遥远。虽然在我的心底里永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虽然这块圣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怀恋着皆日的纯真和诚实。是呀，个从年少时就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出来的人，竟也会那样软弱，他能克服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却永远不能战胜自身的欲念和自恣。《红高梁》塑造了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颗曾经真诚过的心。在我与张艺谋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个悲剧人物，但我相信张艺谋也不会例外，时间会证实一切！

《红高梁》主题歌再鼓励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但愿这不是一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叫喊。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应该无所畏惧。我不会更多地表达自己，但我将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将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奉献着真诚、善良和纯洁，我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属于真诚与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