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主持人丁子霖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我们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心灵上的。十八年来，面对国仇与家恨，面对苦难与责任，我们的内心，常常处于一种情与理、爱与恨的冲突和搏斗之中。这对我们这些受到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无疑又多了一份锥心的痛。因为，我们需要作出痛苦的抉择，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
在座的各位难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撩开昔日的伤痕，提起经受的苦难，我们仍然是那样的锥心刺骨。这种伤痛是任何时候都很难平复的。难友周国林这次是带病参加座谈的。他儿子遇难当年，年仅十五岁。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啊！但罪恶的子弹无情地夺去了他刚刚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后，一个大男人，说起这些，仍然泣不成声。遗孀吴立虹，一开始发言，就哽咽着说不出话，大家劝她慢慢说，却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但她忍住了一场痛哭。
遗孀黄金平说：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个家破人亡，2004年当局又把我和丁老师、张老师一起抓了起来，受尽了屈辱，哪能没有仇，哪能没有恨，这事搁到谁身上都一样。但是我们能去同共产党去拼命吗？不能。以牙还牙、冤冤相报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也不能。（众插话：共产党杀人杀得多了去了，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共产党的样板戏里说：仇恨入心要发芽。共产党鼓励老百姓向阶级敌人报仇，说血债要用血来偿还。土改、镇反时搞诉苦会，搞公审，把罪不该死的人都杀了，以后每次运动一来，就死人。我们还能去学共产党的样吗？）
遗孀付媛媛前面谈到过她丈夫邝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说她公公的父辈在土改中被"镇压"，89年他的儿子又遭枪杀。这是共产党造成的这样的血泪仇。按理说我们也应该把共产党"镇压"了。但这样做解气倒是解气，却终究不是个好办法。
难友徐珏发言说：我们只能理性的对待，我们的三项要求，就是理性的对待。现在不是提倡法制吗？那么我们就按法制来解决。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该审判，就审判。过去是拿起刀枪，现在应该拿起法律武器。
赵廷杰说，我还是那句话，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利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社会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解决"六四"问题，也只能从改变制度着手。（蒋培坤插话：因此我们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难友尹敏是个急性子，她说她等着盼着能早日解决"六四"问题，现在我们太理性了，再这样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决，到我孙女这一代可能会解决，但对咱们这些人已毫无意义了，我们也就死不瞑目。（众插话：共产党怕不怕我们，怕我们什么？他不怕我们上天安门，开辆大客车把我们装走完事；他怕我们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吗？也不怕，说不定还欢迎我们去拼呢，这样他们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共产党最怕的是我们的和平、理性，因为我们这样可以争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就会转过来对他施加压力，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外国人施加政治压力。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听大家这么一说，尹敏也觉得是这个理。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还是克制，还有个头吗？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渐进地推进民主，实现和平的发展。中国也要适应这个大趋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能例外。
难友高婕说话不多，她只是静静地听着。听大家争论，她开口了：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走得越稳当越好。我也不主张去同共产党去拚命，一是我们没有力量去拼，二是这样做老百姓也不会支持。
丁子霖接着上面的话茬又说：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仇恨入心"，同样要"发芽"，但是这个"芽"长出来的不应该是偏狭的报复心，而应该是寻求公平、正义的平常心。
她接着回忆了2001年难友们讨论《天安门母亲的话》这份声明时情景。她说，当时我们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定稿会上也曾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通过了那份声明。丁子霖念了这份声明中的几段话：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丁子霖说，这些话都发自我们的内心，是我们从血淋淋的现实中体悟到的历史真谛。当时我们说这些话，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次遭到无辜的杀戮，不能让其他母亲遭受到我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今天，这些话仍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今天在座的，很多参加过6年前的那次定稿会，那是很值得我们怀念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在座的各位难友，都有一本厚厚的血泪帐，撩开昔日的伤痕，提起经受的苦难，我们仍然是那样的锥心刺骨。这种伤痛是任何时候都很难平复的。难友周国林这次是带病参加座谈的。他儿子遇难当年，年仅十五岁。十五岁，还是一个孩子啊！但罪恶的子弹无情地夺去了他刚刚起步的生命。十八年后，一个大男人，说起这些，仍然泣不成声。遗孀吴立虹，一开始发言，就哽咽着说不出话，大家劝她慢慢说，却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但她忍住了一场痛哭。
遗孀黄金平说：打死了我的丈夫，落得个家破人亡，2004年当局又把我和丁老师、张老师一起抓了起来，受尽了屈辱，哪能没有仇，哪能没有恨，这事搁到谁身上都一样。但是我们能去同共产党去拼命吗？不能。以牙还牙、冤冤相报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也不能。（众插话：共产党杀人杀得多了去了，要报仇，也报不过来。你杀我，我杀你，还有个完吗？共产党的样板戏里说：仇恨入心要发芽。共产党鼓励老百姓向阶级敌人报仇，说血债要用血来偿还。土改、镇反时搞诉苦会，搞公审，把罪不该死的人都杀了，以后每次运动一来，就死人。我们还能去学共产党的样吗？）
遗孀付媛媛前面谈到过她丈夫邝家三代人的遭遇，她说她公公的父辈在土改中被"镇压"，89年他的儿子又遭枪杀。这是共产党造成的这样的血泪仇。按理说我们也应该把共产党"镇压"了。但这样做解气倒是解气，却终究不是个好办法。
难友徐珏发言说：我们只能理性的对待，我们的三项要求，就是理性的对待。现在不是提倡法制吗？那么我们就按法制来解决。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该审判，就审判。过去是拿起刀枪，现在应该拿起法律武器。
赵廷杰说，我还是那句话，推翻共产党，翻个底朝天，不解决问题。制度问题，从制度上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不主张推翻共产党，但我们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将来中国的问题，要用选票来决定，而不是用强权来决定。你共产党能争取到选票，我们无话可说，你争取不到选票，被民众抛弃，也怪不得谁。这就是中国的和平转型，只有顺利实现制度的和平转型，我们的社会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解决"六四"问题，也只能从改变制度着手。（蒋培坤插话：因此我们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共产党用枪杆子来解决政治问题，导致了"六四"惨案。我们用法律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难友尹敏是个急性子，她说她等着盼着能早日解决"六四"问题，现在我们太理性了，再这样下去，第二代，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能解决，到我孙女这一代可能会解决，但对咱们这些人已毫无意义了，我们也就死不瞑目。（众插话：共产党怕不怕我们，怕我们什么？他不怕我们上天安门，开辆大客车把我们装走完事；他怕我们拿了菜刀去跟他拼吗？也不怕，说不定还欢迎我们去拼呢，这样他们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共产党最怕的是我们的和平、理性，因为我们这样可以争取到更多人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就会转过来对他施加压力，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外国人施加政治压力。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听大家这么一说，尹敏也觉得是这个理。
丁子霖：我也是很矛盾的，克制、克制，还是克制，还有个头吗？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世界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渐进地推进民主，实现和平的发展。中国也要适应这个大趋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能例外。
难友高婕说话不多，她只是静静地听着。听大家争论，她开口了：我们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走得越稳当越好。我也不主张去同共产党去拚命，一是我们没有力量去拼，二是这样做老百姓也不会支持。
丁子霖接着上面的话茬又说：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对于我们来说，同样是"仇恨入心"，同样要"发芽"，但是这个"芽"长出来的不应该是偏狭的报复心，而应该是寻求公平、正义的平常心。
她接着回忆了2001年难友们讨论《天安门母亲的话》这份声明时情景。她说，当时我们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定稿会上也曾有过争论，但最后还是通过了那份声明。丁子霖念了这份声明中的几段话：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然而，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丁子霖说，这些话都发自我们的内心，是我们从血淋淋的现实中体悟到的历史真谛。当时我们说这些话，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次遭到无辜的杀戮，不能让其他母亲遭受到我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今天，这些话仍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今天在座的，很多参加过6年前的那次定稿会，那是很值得我们怀念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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