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上海学运风云侧记

1989 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引发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最终演变成全民要求反官倒、争人权、惩治腐败和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席卷全国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虽然最终结局以当局出动野战军血洗北京而惨烈收场，但其历史意义和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它昭示着某政权与人民公开的、彻底的决裂，也宣告跪久了的中国人民，终于堂堂正正"站"起来，向世界发出自己的怒吼！（当时一帧新闻图片上，清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打出的一幅标语就是"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89 民运爆发之际，我是上海华东师大大四的一名学生，正面临着毕业分配。记得事件初起时，我并不很热衷，甚至有几分不以为然！因为此前的1986 年底也曾爆发一波学运，当时的八六学运以安徽合肥（中科大为主）和上海（交通大学为主）为中心，上海以交大学生为主的学生对话团，还曾到市政府与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对话。但那次学运的最终结果，却导致中央开始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胡耀邦的被迫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邓小平"钦点 "开除党籍，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由此得出结论：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群众运动有其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和不成熟性，他们提不出成熟和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张，也缺乏足够的实力与整体可控性而与当局展开对话并达成必要的妥协，最终却往往提供了党内保守派反扑、打压改革派、向"左"转走回头路的口实。 4月 15日胡耀邦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对此我感到有些意外，也颇为胡的遭遇唏嘘感慨，觉得中共党内尤其是高层领导中的一个好人走了！为什么好人总不长寿呢？胡耀邦先生主政的几年里，不但拨乱反正平反纠正了大量历史冤假错案，更在思想文化领域解放思想，突破两个"凡事"禁区，提倡"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 80 年代的内地高校，可谓是共产党执政数十年以来思想和学术自由空前高涨的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在高校和研究院所交汇撞击，各类学术讲座与演讲层出不穷，出版界也大量引进中国人久违了的各类西方经典。虽经87 年"反自由化运动"与更早的"反精神污染"冲击，然窒息压抑已久、初尝自由甜头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并不买帐，相对于历次政治运动，是次"反自由化运动"并未真正展开，民间阻力很大。

我忙于毕业前的论文答辩准备和联系毕业分配单位，并不十分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然紧接着的《人民日报》 4.26社论和同期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封杀整肃，令我感到事态严重起来！我认为当局如此粗暴的处理方式，极有可能激化矛盾，使事态愈发朝向不可控的方向演变。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伴随着北京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前的悼念、抗议， 1989年 4月发生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堪称是当时一重大历史事件。江泽民扼杀《世界经济导报》，奠定了其在"六四"之后踏着遇难学生、市民的血迹走向中共权力顶峰的坦途；这次事件也和《人民日报》 4.26社论一起，成为八九民运的转折——被激怒了的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使得原本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引发越来越多的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声援，渐转变为全民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

《世界经济导报》是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创办的，经济上自筹资金，独力核算，自负盈亏，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理事会由一些知名学者组成，总编辑钦本立先生是 1949年前的老报人，他带领一批熬过了历次整肃运动的老报人和从各院校毕业生中招聘来的一批干劲十足、初生牛犊的年轻人，将一份有民间色彩的报刊办得虎虎有生气，在当时全国知识界中这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刊。

胡耀邦逝世第四天即 4月19 日，《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与《新观察》杂志社在京联合主办了一个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与会者包括戈扬、胡绩伟、严家其、潘维明、苏绍智、秦川、戴晴、张伟国等人。会后《世界经济导报》顶着上海市委干预的压力，用数版刊发了座谈会发言纪要。其中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前任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严家其指出人民对耀邦的悼念蕴含着巨大的改革动力，告诫政府要珍视民众的爱国激情和改革热情，不要再次将人民的热情送入谷底。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以座谈会涉及内容"对当前局势不利"，"将加剧某些动乱因素"为由，查封已印好的 30多万份《导报》。江泽民约见钦本立，责令他将报导座谈会的有关内容删节后另行出版。钦本立称病未去报社上班。被查封的那一期《导报》从印刷厂迅即流向社会并被大量复制，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当时我看到这期《导报》复印件被人贴在了校园"民主墙"上（一块原为学生出墙报的宣传栏）。

4 月26日，江泽民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干部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宣布：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钦本立听到这个决定之后表示："我不服气，我要申诉！"4 月27日，钦本立被勒令停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率"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顿小组拒绝《导报》刊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公开信，信中指出： "钦本立同志是受本学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主持《导报》工作的，停止他的职务，应由本学会及上海社科院负责人协商决定。我学会认为，上海市委的上述决定违犯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有关精神。不符合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的抗议。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还我导报"、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和要求新闻自由的旗帜和横幅。据闻聚集在外滩的学生队伍约有八千余人，是本次学潮中上海游行规模超过以往的一次。上海作协部分人士参加了游行。紧接着北京数百名新闻工作者联名致函上海市委，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许良英、严家其等知识界知名人士亦以联名信形式，指上海市委无权停止钦本立职务，并称上海市委说座谈会内容"将加剧某些动乱因素"是对座谈会参加者的诽谤；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师生更表示会起草起诉书，对上海市委采取法律行动。

库恩写的《江泽民传》中引述江泽民的话说："'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这一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

4 月底出访朝鲜归国的总书记赵紫阳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批评了上海市委对《导报》和钦本立的处理，说把事情搞糟了，是对正在发生的学潮火上浇油，并表示解铃还须系铃人，上海的事情由上海市委自己去解决。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也明确表示，《导报》事件不会朝着上海市委决定的方向发展。

5 月3日 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和知识界人士相继到《导报》报社表示声援支持。但在5 月3日 晚间上海市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坚持认为处理钦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

5 月4日 ，200多名新闻工作者在北京加入游行队伍，为建国以来首次。记者们打出"不要逼我造谣"的标语回应民众的指责："《人民日报》顛倒黑白，中央电视胡说八道。"

上海各高校也在 5月4 日这一天联合发起"纪念五四大游行"，数万人参加游行，大学生们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要求与江泽民等人对话。这也是我本人在 1989年第一次走上街头参与游行，而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动机，除了想近距离观察、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很大的因素就是抗议上海市委对新闻自由的粗暴干涉，声援《导报》勇敢的新闻工作者的正义行为。

但这一切并未令上海市委有所反省，由于整顿小组拒不签发《导报》员工刊发的海内外声援该报的电文和信件，双方尖锐冲突，导致《导报》停刊。

5 月9日，北京记者代表在全国记协递交有上千名记者、编辑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内容之一是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指出《导报》事件显示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请愿书的千余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随后的 89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声援《导报》和要求新闻自由的声音不绝于耳。《导报》同仁们在游行队伍中打出"我们都是钦本立"的标语。我还记得 5月中旬一次游行时路过淮海中路的《导报》报社，报社门口街道旁悬挂有"同学们，导报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大幅横幅。

5 月18日，《导报》举行中外记者座谈会，经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同意，钦本立自停职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对中外记者说："我自己向来是守纪律的，倒是不守纪律的阻碍了《导报》的正常出版。""《导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新闻体制改革滞后。"5 月19日下午，钦本立会见了《华盛顿邮报》记者；5月 20日，钦本立得知胡绩伟、曹思源在京组织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便参与组织上海万名党员签名。戒严之后，5 月22日 ，钦本立率领《导报》同仁冒雨上街游行。

5 月下旬，钦本立与报社同仁商量，认为局势的演变已无法继续维持《导报》的办报方针和风格，与其将来被官方撤换主要人员，盗用《导报》的名义欺骗舆论，还不如在现在自己尚有控制能力的时候，给它划上句号，以保持清白名节。基于上述考虑，他们便以《导报》名义对外发表三点声明：

一、《导报》同人真切地希望这一事件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由于上海市委决定及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的正常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工作秩序被彻底打乱，当此关头已不可能再发挥其十分关键的社会作用；

二、现在的《导报》已不是原来自己的《导报》了，钦本立也不是原来自己的那个钦本立了，他们已和整个新闻改革融为一体了。《导报》的作用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大过，全体同人此时的追求，不仅是要获得《导报》事件的圆满结局，而且是要根除导致这一事件产生的制度原因，以保证这类事件今后不会在《导报》或其他报纸再次发生，即要通过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来推动整个新闻体制的改革，促进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唯此，《导报》有进无退，不然，历史不会原谅我们；

三、纵观整个事件，谁是谁非，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广大新闻工作者已经用游行、声援、签名等行动作了裁判——《导报》没有错，钦本立没有错，所以不存在检讨的问题，至于上海市委和其负责人对自己的

错误是否愿意检讨认错，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需要重申的是，《导报》对自己合法权益受到的侵害，仍然保留依法起诉的权力。

" 六四"以后，《世界经济导报》被指为"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张伟国、许小微、陈东波、阮江宁四名记者被捕，其他员工被遣散，并不许《导报》的编辑记者们再从事新闻工作。钦本立被监视居住，不准与《导报》同人串联。 1991年 4月 15日，在胡耀邦去世两周年后的同一天，长期为国家民族前程忧虑和忍受癌症病痛折磨的钦本立，带着遗憾和未了的心愿，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临终他留给同人"导报精神不死"的遗言。钦本立病危时，在病榻上接到他为之几乎奉献终身的党组织给他的"留党察看两年"的纪律处分通知，未等"察看"期满，这位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便含恨辞世。钦本立的追悼会在便衣警察严密监视下匆匆举行，参与告别仪式的多数是"导报"的同仁。钦本立和他的"导报"同仁们，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自由的艰辛历程中，写下了辉煌而悲壮的一页。

阳光灿烂的五月

5 月13日 起，听闻有数千北京各高校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要求与中央对话。但接连数日，政府置之不理毫无反应，同学们闻之群情激愤！在北京，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市民前往声援绝食学生。学运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在上海， 5月16 日起，也有二、三百学生在外滩市政府门前绝食抗议。5 月17 、18、 19日三天，上海学生连续大规模游行。各高校纷纷打出标语，走上街头，声援北京，集会于市政府门前。有人估计华东师大游行队伍最多时达八千余人。数万名学生分别聚集在外滩市委市政府门前和人民广场市人大办公楼门前，声援北京学生。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坐满了各校的学生，记得我曾中途出去，回来时看到广场四周似乎有警察设置警戒线，要凭学生证进入广场，市民只允许在外围观看。

五月中旬，华东师大的学生每天晚饭后，时常自发聚集在校内的运动场 "共青场"上，交流北京和各地的最新信息，分析讨论对时局的各种看法。有同学还从校学生会借来高音喇叭等扩音器材，同学们纷纷自发登台演讲，发表自己的观点。记得是在 15日或 16日晚上的聚会时，主席台上出现中文系青年教师宋琳、李劼等人的身影，宋琳老师向大家表示："同学们，我们站出来的太晚了！向大家道歉！"随后数位青年教师一一发表演讲，痛陈他们对专制腐败的痛恨和对同学们爱国行动的支持。此后的几天，在这个华东师大自己的"海德公园"，青年教师和同学们一起交流游行心得，分析时局，陈述自己对民主化改革的向往。记得李劼老师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心情舒畅过！和同学们一起走在大街上，我感到天是那样的蓝，空气是那样的清新，阳光也显得格外灿烂……"大家畅所欲言，抒发着自由的心声。

也是在五月中旬的一次校园集会时，华东师大学生自治会宣告成立。自治会当时由 7人组成，一般都是运动前期主动走向前台，表现出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能而赢得同学信任者。前期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的哲学系研究生沈军被推举为自治会" 总指挥"， 88年我校首次"民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经济系本科生尹广汉因主动出借学生会办公室和油印机等器材，供积极行动的同学们印刷传单，也被推举为自治会"副总指挥"。戒严令宣布以后，可能 5月 22日前后，尹广汉和另一名自治会成员经济系研究生金石开（化名）一起宣布退出自治会，因此后期的华东师大学生自治会由5 人组成。上海学运高峰期间，我校的学生自治会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说是令出必行，同学们愿意听从自治会的指令胜过校党委等校领导机关的命令。也因此我校的游行等活动虽然参与人数众多，却一直进退有序，井然不乱。

成千上万的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市民们打着" 声援学生"、记者们打出"让我们说真话"、某事业单位的党员集体打出"党中央如不还学生公道，我们退党！"等标语横幅，沿途的商家也自发打出"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向学生致敬！"的横幅，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表明自身的态度。走在南京路大街上，我和身边的同学看着印射在商店橱窗里自己的身影和旗帜、标语招展的游行队伍，大家兴奋异常！以往类似的场景，还只在反映"解放前"学生运动的电影里见过。市民们踊跃捐款给学生，给我们送来食品和饮料，还称赞学生道： "你们大学生真勇敢！""勿要绝食，吃饱了好跟伊斗！"还有的说："学生的口号我是赞成的，现在官倒横行，中央最大的失误是不推进民主改革……""我看这不像是动乱……"

沈军后来向大家通报，已派出学生代表团赴京转送募捐款，并声援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同学。

5 月17、 18日两天，全国的新闻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的时光！此前我们要了解北京等外地的信息，需排除干扰"出口转内销"收听美国之音、 BBC、法广等外台的消息。 17、 18日两天，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随时打开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随便国内哪家电台，都能收听到即时最新的消息动态。

可惜只有这么短短两天！后来几天在华东师大校内"民主墙"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提议：今后如果要定一个中国"新闻自由日"或"记者节"一类的节日，建议选择 5月 17日 或18日中的一天。

到了 19日白天，广播新闻里几乎听不到什么新的消息，私下则传闻纷纷，先是听说北京绝食学生中有人不治身亡，我和同学们试图从广播里证实或排除这条消息，但一时无法得到答案。游行队伍中遂弥漫着一种悲愤的气氛。上海学生在市政府门前竖起仿造的"自由女神像"和祭奠花圈，公祭"死难"同道。江泽民在 5月 19日下午 去医院看望了上海因绝食而住院的学生。

当天下午，在市中心人民广场，沈军向大家宣布消息，说赴京声援的同学发回电报称： 19日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了绝食学生，他神情忧郁，语调悲怆，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我来晚了。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还要看到祖国的未来……"随后大约在 19日中午，"天安门绝食团"的同学宣布撤离广场，目前尚未听闻有人因绝食而牺牲的确切消息。

沈军据此向大家作出分析：政府高层内部看来矛盾很大，赵倾向于同情学生，但他并不握有实权。 17日赵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透露，党中央十三界一次会议有一个秘密协议，党内最重大的问题要由小平同志最后拍板决定。看来赵是故意透露了这个信息。现在要看我们学生运动取得的成果有多大，如果中央里温和派、改革派获胜，对我们学生比较有利；若是强硬派占上风，则有可能采取极端措施镇压学生运动（但当时我们所能设想到的"极端措施"，无非是出动大量警察驱散人群）。沈军据此建议游行队伍暂时撤回校园，等待形势进一步明朗化。约在下午四、五点钟，华东师大七八千人的游行队伍撤回校园。

晚上 10时，消息终于传来：李鹏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戒严令，声明"采取严厉措施制止动乱"！同学们从各宿舍楼涌向校内集会的"共青场"，一开始出现在主席台上演讲的同学情绪激动，号召大家立刻冲出校园游行抗议！紧接着又有人上台，劝说大家冷静，觉得中央已明显采取强硬措施，这个时候冲出校园会很危险！谁来负责同学们的安全？两派观点的学生在主席台上争抢话筒，各自试图说服对方。台下同学们议论纷纷，论争激烈。沈军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刻安静下来，沈军声音嘶哑，说希望大家冷静，今晚不要出去游行。然后他宣布在校园内游行一圈，发泄情绪！

第二天 20日中午，我校八千余人以宣传车为先导，队列齐整，走出校园游行。广播员女生嘶哑着嗓音用类似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的悲壮措辞道："我们前脚跨出校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来！"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调侃道："没那么严重吧？我可没打算不回来。"自治会组织了学生纠察队在游行队伍外侧维持秩序，避免与警察冲突。行进在街上有时遇见警察，对学生基本上态度友好，只是帮忙维持秩序，并无发生冲突。

也就在这次游行中，我看到那位外语系的广播员同学已十分疲惫，前几日清亮的嗓音已失声走调，我在一种冲动下走上前去接过她手里的话筒，向周围的市民大声发表自己的主张："我们的学生运动，有着自己独立的主张，是声张宪法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利！学生运动不是任何高层政治斗争的筹码……"其他当时我还即兴说了些什么，因为时间太久已经忘记。但从那天起，我成为校学生自治会宣传队的一员，也与自治会的几位成员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但随后对学生运动下一步该如何走，大家都感到迷茫。就此复课？似乎学生们提出的主张并未得到政府丝毫认同，反而被扣上一顶"动乱"的大帽子！就此止步返回校园复课，在多数同学看来就是彻底的失败！恐也难免对率先挺身而出牵头组织游行的同学"秋后算帐"；但继续上街游行？似乎难以达成进一步的效果。华东师大自治会成员在多次开会商议，并与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协调交换意见后，于 5月底宣布发起"空校运动"，动员同学们除毕业班的同学留校办理毕业相关手续以外，其他年级的同学不复课提前放假返回家乡，对政府如此处理学运表达抗议和 "非暴力不合作"，也希望返回家乡的同学向全国各地带回北京、上海的学运信息，向家乡父老乡亲们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做下一步深化民主、民权等意识的启蒙工作。于是大部分低年级同学都提前离校返回了家乡，部分同学去了北京串联。

震惊与反抗

留在学校的大部分是大四毕业班的同学和研究生，我和同学们开始重拾毕业论文答辩等毕业前剩下的学业内容，大部分同学已签订了分配意向书，未落实分配单位的同学也积极设法联系，日子似乎一天天渐趋平淡。

然而没几天，就从北京传来惊人的消息： 6月 3日 夜里11点多，记得我和同寝室的同学们已经休息了，窗外传来大喇叭的呼声："请同学们立刻到共青场集合！北京有重要消息宣布！"

我和同学们纷纷穿衣起床，来到校内集会的共青场。我问周围同学，知道会是什么消息吗？周围的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此时沈军登上讲台，告诉大家，北京传来消息，军队已经开枪了。北京的广播电台中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市民不要上街，否则责任自负。估计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对天安门清场。

听说北京已有学生和市民死亡，人群中哭声、怒骂声一片！和上次戒严令宣布后一样，沈军竭力劝阻想要冲出校园游行的同学，说现在消息不明，出去游行对同学自身风险很大。希望同学们冷静，安全第一。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回到寝室，我和同学们再也无法入睡，有收音机的同学打开收音机找外台收听，各种消息不断传来！收音机里的现场录音片断，枪声听上去如同鞭炮声般密集。

6 月3日 夜北京镇压之后，一夜之间，华东师大校园内到处张贴着抗议和悼念的条幅标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男生宿舍楼从四楼一直垂挂到底楼的白底黑字巨幅标语，上书四个大字：民不畏死。有党员公开贴出退党声明。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等人公开质疑、谴责镇压暴行。

留在校内的大部分同学一早又自发聚集在共青场，等候着当时在学生中威信颇高的学生自治会新的指令。 9点多钟，当时华东师大学生自治会二号人物、我的安徽同乡、生物系研究生一黄姓同学出现在主席台上，他宣布了几点注意事项，特别强调要统一行动，不要脱队，注意安全，然后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在学校附近分几片不同的路段开始阻塞交通，以表示对北京血腥镇压的强烈抗议！同学们在街上拦截公交车辆，公交车上的司机师傅和售票员通常都很配合，按照同学们的要求把车辆横在马路上，主动教我们如何给公交车轮胎放气，还告诉大家每辆车放掉一只轮胎就可以了，不必将每只轮胎都戳破。我和自治会"宣传队"的其他几名同学就在一辆公交车上从窗口向市民传达收到的最新消息和控诉政府的暴虐行径！当时五花八门各类消息都有，不时有学生主动递给我们一些字条，我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删去一些觉得太离谱的，有些消息自己边播报就忍不住哭出来。

得空时我与协调指挥师大同学行动的黄同学做了简单交流，他说自治会内部讨论后，大家认为眼下沈军同学风险最大，所以建议他暂且离开学校去外地避避风头。讨论时自治会多数意见也认为，事已至此，学生恐无力回天，他们几人担心已无法控制局面和今后学运的走向，因此大家根据个人意愿，都可暂时离开学校避一避。我问那你没走？他说觉得这个时候，自治会成员不能都去避风头了，将留在学校的同学弃之不顾，要给大家一个交代。黄同学当时通过我们的宣传广播要求同学们晚上必须返回学校，不要留在街上，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

主持上海市政府工作的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称："上海不能乱，我们怎么办？……天安门发生的是历史事件，历史总会真相大白的，大家何必现在就这样着急？……"接连三天，学生们白天走上街头阻塞交通，夜里朱镕基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则上街拆除路障。我们在街上时曾遇到警察，但警察未携带任何武器，只是过来察看情况，未发生冲突。我还听闻在其他路段的同学叙述：有一位警察，可能是他妻子找到他值勤的现场，将丈夫拖离现场，说"别干缺德事……"当时上海未出现严重的流血冲突，最严重的事件是光新路铁道口发生一起焚烧火车事件，事后有人因此被判死刑，因我离现场较远，对此事具体过程不甚清楚。

6 月8日 ，华东师大学生自治会在学校大礼堂主持了对北京遇难同胞的追悼会。6 月9日，是同学们最后一次游行。仍是那位黄姓同学领队，他告诉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今天上街不要发表演讲，全程奏哀乐。同学们臂缠黑纱，抬着花圈，打着"六四血案 "、"还我同胞"、"血债血偿"、"打倒李鹏"等标语条幅，安置了高音喇叭的三轮车播放着哀乐，在一片沉郁之中大家默默前行来到人民广场，与其他高校游行队伍会合，上海"高自联"为北京遇难同胞召开了追悼会。

6 月10日，华东师大学生自治会几位成员经协商后，以一纸"别了，师大人"的大字报与同学们最后告别，自治会最后的这份公告里控诉了政府血腥镇压的罪恶，宣布对于这样一个毫无任何底线的政府，我们无能为力，只能转身离去……随后，自治会同学经集体协商后，决定集体向公安部门登记"自首"，并决定大家都不出国（当时有外国记者主动接触表示可安排自治会同学出国）。

随后，校党委秉承上意，开始了"人人过关"的反复洗脑，同学们奉命每人都必须要写自己在 4月至今的整个学运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反思认识，被迫表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这种颠倒黑白的强制洗脑，我感到恶心和愤懑！接连好几天，我不愿写反思材料。后来系党总支书记以"朋友"的身份与我长谈，尽其所能地对我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我理解他是出于不想一个年轻学生的前途就此蒙上阴影的善意，终于勉为其难写了反思材料，并在个人的反思总结结语时引用了美国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的名言愤怒声讨了那些"利用学生"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你们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一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你们不可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由于校方竭尽所能保护学生少受伤害，比一般同学"问题严重"的我（主要是"六四"以后曾上街"散播谣言"做"反革命宣传煽动"，听闻有某本系老师后来找到进驻学校的公安人员"揭发"我的问题）得以蒙混过关按时毕业，分配回家乡一师专院校任教。在离开学校前夕，我去本系一位 70高龄的老先生家里告别，老先生感慨万端地说：前一阵我们很为你、也为同学们担心啊！"六四"这样的结局，我们一些老家伙早就预料到了。这个政府是这样的，历次的政治运动都证明了，为了维护权力他们会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的！你们太年轻，不了解中国政治的残酷。可惜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啊！

6 月中旬一次和同学去学校附近商场时，我被商场的营业员认出："你是那个——"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在眼前握住话筒的样子，我会意一笑，告诉她我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她很关切地询问："你没去哪躲躲？他们找你麻烦吗？"我告诉她：我还不够级别，暂时没事了，我今年毕业很快回家乡当老师。当我和同学离开时，听着商场的几个营业员还在议论着学运的事情，语调中流露出赞赏惋惜之意。

我熟悉的几位学生自治会成员则在下一学期时被迫参加校内的"学习班"，被逼迫着反复写出学运中的每一个细节经过。校领导私下向这几位同学表示：你们的前途命运校领导已经没有发言权，好自为之。那位黄姓同学因是同乡，与我较熟悉。他在自治会中负责对外联络，包括与上海高自联的联系协调和与支持学生的教师之间的联系，当时受到很大压力！上海市国安局工作人员多次与其长谈，要他交代"幕后长胡子的人"及与外校联系的情况。黄同学坚称不存在所谓"背后长胡子的人"，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决定都是他们自治会几人商量着做出的。他事后告诉我说，当时他被国安的同志领着见识了上海不少的高档场所，象星级宾馆、饭店、咖啡厅等等，对方可谓事软硬兼施用尽手段，而这位黄姓同学则表示，我只怕两种后果：一是你们判我死刑，二是判我无期。但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表示若出现第二种情况，他会想办法自我了断！和他谈话的国安同志立刻表示，他假设的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黄同学平静说那好，我有心理准备你们判我十年。

"审查"结束以后，自治会 5位同学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和"警告"的处分。相对于其他地区，上海当时对学生的处理是较轻微的。那位黄姓同学因此后来失去两次出国机会，想报考母校的博士研究生也因政审通不过而不被录取。如今我和他失去联系数载，估计他至今仍在家乡安徽黄山市某生物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

当年华东师大有三位教师被捕，据闻主要原因是他们"态度顽固拒不认错"，数月后几人被免于起诉获释，但长期不准许他们开课而被"边缘化"。后来宋琳、李劼老师先后出国。经济系的陈琦伟老师90年代投身商海，现已是上海资本市场上一介风云人物。

一晃十八年过去。八九学运深刻改变着我此后的人生选择。六四以后，我在心里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从此不再申请加入某党；二是六四不得翻案平反时，自己绝不加入政府机构从事公务员工作。当年的朋友风流云散，不知而今安在？只知道我的同学师涛也因为六四彻底改变了人生道路，如今还在大牢里苦熬。在此祝福当年的同学、朋友一切平安！也祝福师涛和他的家人！

2007.5.28. 写于"六四"十八周年前夕

注：
1.本文参考了沈尧《钦本立和< 世界经济导报> 》一文；
2. 因当年我的日记和搜集的宣传单等资料在"秋后算帐"的恐惧中被家人销毁，故如今只能凭记忆追记，细节部分或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