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上海學運風雲側記

1989 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學生悼念胡耀邦引發的天安門廣場絕食活動，最終演變成全民要求反官倒、爭人權、懲治腐敗和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席捲全國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雖然最終結局以當局出動野戰軍血洗北京而慘烈收場，但其歷史意義和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它昭示著某政權與人民公開的、徹底的決裂，也宣告跪久了的中國人民，終於堂堂正正"站"起來，向世界發出自己的怒吼！（當時一幀新聞圖片上，清華白髮蒼蒼的老教授打出的一幅標語就是"跪久了，站起來遛遛！"）

89 民運爆發之際，我是上海華東師大大四的一名學生，正面臨著畢業分配。記得事件初起時，我並不很熱衷，甚至有幾分不以為然！因為此前的1986 年底也曾爆發一波學運，當時的八六學運以安徽合肥（中科大為主）和上海（交通大學為主）為中心，上海以交大學生為主的學生對話團，還曾到市政府與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對話。但那次學運的最終結果，卻導致中央開始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胡耀邦的被迫下臺，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被鄧小平"欽點 "開除黨籍，當作"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由此得出結論：以學生為主體的自發群眾運動有其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和不成熟性，他們提不出成熟和有現實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張，也缺乏足夠的實力與整體可控性而與當局展開對話並達成必要的妥協，最終卻往往提供了黨內保守派反撲、打壓改革派、向"左"轉走回頭路的口實。 4月 15日胡耀邦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對此我感到有些意外，也頗為胡的遭遇唏噓感慨，覺得中共黨內尤其是高層領導中的一個好人走了！為什麼好人總不長壽呢？胡耀邦先生主政的幾年裡，不但撥亂反正平反糾正了大量歷史冤假錯案，更在思想文化領域解放思想，突破兩個"凡事"禁區，提倡"實踐是經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 80 年代的內地高校，可謂是共產黨執政數十年以來思想和學術自由空前高漲的時期，各種文化思潮在高校和研究院所交匯撞擊，各類學術講座與演講層出不窮，出版界也大量引進中國人久違了的各類西方經典。雖經87 年"反自由化運動"與更早的"反精神污染"衝擊，然窒息壓抑已久、初嘗自由甜頭的知識份子和廣大民眾並不買帳，相對於歷次政治運動，是次"反自由化運動"並未真正展開，民間阻力很大。

我忙於畢業前的論文答辯準備和聯繫畢業分配單位，並不十分關注北京方面的消息。然緊接著的《人民日報》 4.26社論和同期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的封殺整肅，令我感到事態嚴重起來！我認為當局如此粗暴的處理方式，極有可能激化矛盾，使事態愈發朝向不可控的方向演變。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伴隨著北京學生、市民在天安門前的悼念、抗議， 1989年 4月發生於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堪稱是當時一重大歷史事件。江澤民扼殺《世界經濟導報》，奠定了其在"六四"之後踏著遇難學生、市民的血跡走向中共權力頂峰的坦途；這次事件也和《人民日報》 4.26社論一起，成為八九民運的轉折——被激怒了的新聞工作者走上街頭，使得原本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引發越來越多的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的廣泛支持聲援，漸轉變為全民參與的愛國民主運動。

《世界經濟導報》是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創辦的，經濟上自籌資金，獨力核算，自負盈虧，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總編負責制，理事會由一些知名學者組成，總編輯欽本立先生是 1949年前的老報人，他帶領一批熬過了歷次整肅運動的老報人和從各院校畢業生中招聘來的一批幹勁十足、初生牛犢的年輕人，將一份有民間色彩的報刊辦得虎虎有生氣，在當時全國知識界中這是一份很有影響的報刊。

胡耀邦逝世第四天即 4月19 日，《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與《新觀察》雜誌社在京聯合主辦了一個悼念胡耀邦座談會，與會者包括戈揚、胡績偉、嚴家其、潘維明、蘇紹智、秦川、戴晴、張偉國等人。會後《世界經濟導報》頂著上海市委干預的壓力，用數版刊發了座談會發言紀要。其中戴晴談到中國共產黨數十年來的歷史和幾位前任總書記的命運，她說黨的總書記基本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都是"非程序權力更迭"；嚴家其指出人民對耀邦的悼念蘊含著巨大的改革動力，告誡政府要珍視民眾的愛國激情和改革熱情，不要再次將人民的熱情送入谷底。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以座談會涉及內容"對當前局勢不利"，"將加劇某些動亂因素"為由，查封已印好的 30多萬份《導報》。江澤民約見欽本立，責令他將報導座談會的有關內容刪節後另行出版。欽本立稱病未去報社上班。被查封的那一期《導報》從印刷廠迅即流向社會並被大量複製，引起海內外強烈關注。當時我看到這期《導報》複印件被人貼在了校園"民主牆"上（一塊原為學生出牆報的宣傳欄）。

4 月26日，江澤民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幹部參加的一個會議上宣布：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決定停止他的領導職務，並向該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欽本立聽到這個決定之後表示："我不服氣，我要申訴！"4 月27日，欽本立被勒令停職，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率"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整頓小組拒絕《導報》刊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的公開信，信中指出： "欽本立同志是受本學會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委託主持《導報》工作的，停止他的職務，應由本學會及上海社科院負責人協商決定。我學會認為，上海市委的上述決定違犯了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有關精神。不符合幹部任免的決定程序。"

江澤民及其親信對《導報》的粗暴處理，引發了一場席捲上海乃至全國的抗議。第二天上海街頭就發生了大規模遊行，公開打出"還我導報"、要求恢復欽本立職務和要求新聞自由的旗幟和橫幅。據聞聚集在外灘的學生隊伍約有八千餘人，是本次學潮中上海遊行規模超過以往的一次。上海作協部分人士參加了遊行。緊接著北京數百名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上海市委，要求收回對欽本立及《導報》的處理決定；許良英、嚴家其等知識界知名人士亦以聯名信形式，指上海市委無權停止欽本立職務，並稱上海市委說座談會內容"將加劇某些動亂因素"是對座談會參加者的誹謗；部分中國政法大學師生更表示會起草起訴書，對上海市委採取法律行動。

庫恩寫的《江澤民傳》中引述江澤民的話說："'我們曾估計過整頓（接管）《世界經濟導報》的影響，'江澤民承認，'但後果比我們預料的要嚴重得多。'有人指責這一行為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

4 月底出訪朝鮮歸國的總書記趙紫陽在主持政治局會議時批評了上海市委對《導報》和欽本立的處理，說把事情搞糟了，是對正在發生的學潮火上澆油，並表示解鈴還須繫鈴人，上海的事情由上海市委自己去解決。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也明確表示，《導報》事件不會朝著上海市委決定的方向發展。

5 月3日 上海《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和知識界人士相繼到《導報》報社表示聲援支持。但在5 月3日 晚間上海市委舉行的擴大會議上，堅持認為處理欽本立的決定是正確的。

5 月4日 ，200多名新聞工作者在北京加入遊行隊伍，為建國以來首次。記者們打出"不要逼我造謠"的標語回應民眾的指責："《人民日報》顛倒黑白，中央電視胡說八道。"

上海各高校也在 5月4 日這一天聯合發起"紀念五四大遊行"，數萬人參加遊行，大學生們在市政府門前靜坐，要求與江澤民等人對話。這也是我本人在 1989年第一次走上街頭參與遊行，而促使我做出這個決定的動機，除了想近距離觀察、瞭解正在發生的歷史事件，很大的因素就是抗議上海市委對新聞自由的粗暴干涉，聲援《導報》勇敢的新聞工作者的正義行為。

但這一切並未令上海市委有所反省，由於整頓小組拒不簽發《導報》員工刊發的海內外聲援該報的電文和信件，雙方尖銳衝突，導致《導報》停刊。

5 月9日，北京記者代表在全國記協遞交有上千名記者、編輯簽名的請願書，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請願書內容之一是要求恢復欽本立的職務，指出《導報》事件顯示報社實行總編負責制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這恰恰是新聞改革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請願書的千餘名簽名者分別來自《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三十多家首都新聞單位。隨後的 89民主運動風起雲湧，聲援《導報》和要求新聞自由的聲音不絕於耳。《導報》同仁們在遊行隊伍中打出"我們都是欽本立"的標語。我還記得 5月中旬一次遊行時路過淮海中路的《導報》報社，報社門口街道旁懸掛有"同學們，導報永遠和你們在一起"的大幅橫幅。

5 月18日，《導報》舉行中外記者座談會，經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同意，欽本立自停職後第一次公開露面，他對中外記者說："我自己向來是守紀律的，倒是不守紀律的阻礙了《導報》的正常出版。""《導報》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新聞體制改革滯後。"5 月19日下午，欽本立會見了《華盛頓郵報》記者；5月 20日，欽本立得知胡績偉、曹思源在京組織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便參與組織上海萬名黨員簽名。戒嚴之後，5 月22日 ，欽本立率領《導報》同仁冒雨上街遊行。

5 月下旬，欽本立與報社同仁商量，認為局勢的演變已無法繼續維持《導報》的辦報方針和風格，與其將來被官方撤換主要人員，盜用《導報》的名義欺騙輿論，還不如在現在自己尚有控制能力的時候，給它劃上句號，以保持清白名節。基於上述考慮，他們便以《導報》名義對外發表三點聲明：

一、《導報》同人真切地希望這一事件能有一個圓滿的結局，由於上海市委決定及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的正常工作受到了嚴重干擾，工作秩序被徹底打亂，當此關頭已不可能再發揮其十分關鍵的社會作用；

二、現在的《導報》已不是原來自己的《導報》了，欽本立也不是原來自己的那個欽本立了，他們已和整個新聞改革融為一體了。《導報》的作用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大過，全體同人此時的追求，不僅是要獲得《導報》事件的圓滿結局，而且是要根除導致這一事件產生的制度原因，以保證這類事件今後不會在《導報》或其他報紙再次發生，即要通過這一事件的圓滿解決來推動整個新聞體制的改革，促進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唯此，《導報》有進無退，不然，歷史不會原諒我們；

三、縱觀整個事件，誰是誰非，人民群眾、青年學生、廣大新聞工作者已經用遊行、聲援、簽名等行動作了裁判——《導報》沒有錯，欽本立沒有錯，所以不存在檢討的問題，至於上海市委和其負責人對自己的

錯誤是否願意檢討認錯，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但需要重申的是，《導報》對自己合法權益受到的侵害，仍然保留依法起訴的權力。

" 六四"以後，《世界經濟導報》被指為"上海動亂的一個重要策源地"，張偉國、許小微、陳東波、阮江寧四名記者被捕，其他員工被遣散，並不許《導報》的編輯記者們再從事新聞工作。欽本立被監視居住，不准與《導報》同人串聯。 1991年 4月 15日，在胡耀邦去世兩週年後的同一天，長期為國家民族前程憂慮和忍受癌症病痛折磨的欽本立，帶著遺憾和未了的心願，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臨終他留給同人"導報精神不死"的遺言。欽本立病危時，在病榻上接到他為之幾乎奉獻終身的黨組織給他的"留黨察看兩年"的紀律處分通知，未等"察看"期滿，這位數十年黨齡的老黨員便含恨辭世。欽本立的追悼會在便衣警察嚴密監視下匆匆舉行，參與告別儀式的多數是"導報"的同仁。欽本立和他的"導報"同仁們，在中國新聞工作者追求新聞自由的艱辛歷程中，寫下了輝煌而悲壯的一頁。

陽光燦爛的五月

5 月13日 起，聽聞有數千北京各高校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要求與中央對話。但接連數日，政府置之不理毫無反應，同學們聞之群情激憤！在北京，越來越多的學生和市民前往聲援絕食學生。學運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蔓延。

在上海， 5月16 日起，也有二、三百學生在外灘市政府門前絕食抗議。5 月17 、18、 19日三天，上海學生連續大規模遊行。各高校紛紛打出標語，走上街頭，聲援北京，集會於市政府門前。有人估計華東師大遊行隊伍最多時達八千餘人。數萬名學生分別聚集在外灘市委市政府門前和人民廣場市人大辦公樓門前，聲援北京學生。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坐滿了各校的學生，記得我曾中途出去，回來時看到廣場四周似乎有警察設置警戒線，要憑學生證進入廣場，市民只允許在外圍觀看。

五月中旬，華東師大的學生每天晚飯後，時常自發聚集在校內的運動場 "共青場"上，交流北京和各地的最新信息，分析討論對時局的各種看法。有同學還從校學生會借來高音喇叭等擴音器材，同學們紛紛自發登臺演講，發表自己的觀點。記得是在 15日或 16日晚上的聚會時，主席台上出現中文系青年教師宋琳、李劼等人的身影，宋琳老師向大家表示："同學們，我們站出來的太晚了！向大家道歉！"隨後數位青年教師一一發表演講，痛陳他們對專制腐敗的痛恨和對同學們愛國行動的支持。此後的幾天，在這個華東師大自己的"海德公園"，青年教師和同學們一起交流遊行心得，分析時局，陳述自己對民主化改革的嚮往。記得李劼老師曾在一次演講中說："幾十年來，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心情舒暢過！和同學們一起走在大街上，我感到天是那樣的藍，空氣是那樣的清新，陽光也顯得格外燦爛……"大家暢所欲言，抒發著自由的心聲。

也是在五月中旬的一次校園集會時，華東師大學生自治會宣告成立。自治會當時由 7人組成，一般都是運動前期主動走向前臺，表現出出色的組織能力和演講才能而贏得同學信任者。前期組織同學們上街遊行的哲學系研究生瀋軍被推舉為自治會" 總指揮"， 88年我校首次"民選"產生的學生會主席、經濟系本科生尹廣漢因主動出借學生會辦公室和油印機等器材，供積極行動的同學們印刷傳單，也被推舉為自治會"副總指揮"。戒嚴令宣布以後，可能 5月 22日前後，尹廣漢和另一名自治會成員經濟系研究生金石開（化名）一起宣布退出自治會，因此後期的華東師大學生自治會由5 人組成。上海學運高峰期間，我校的學生自治會在同學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說是令出必行，同學們願意聽從自治會的指令勝過校黨委等校領導機關的命令。也因此我校的遊行等活動雖然參與人數眾多，卻一直進退有序，井然不亂。

成千上萬的市民、機關幹部、新聞記者紛紛湧上街頭支持學生，市民們打著" 聲援學生"、記者們打出"讓我們說真話"、某事業單位的黨員集體打出"黨中央如不還學生公道，我們退黨！"等標語橫幅，沿途的商家也自發打出"學生愛國，我愛學生，向學生致敬！"的橫幅，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表明自身的態度。走在南京路大街上，我和身邊的同學看著印射在商店櫥窗裡自己的身影和旗幟、標語招展的遊行隊伍，大家興奮異常！以往類似的場景，還只在反映"解放前"學生運動的電影裡見過。市民們踴躍捐款給學生，給我們送來食品和飲料，還稱讚學生道： "你們大學生真勇敢！""勿要絕食，吃飽了好跟伊鬥！"還有的說："學生的口號我是贊成的，現在官倒橫行，中央最大的失誤是不推進民主改革……""我看這不像是動亂……"

瀋軍後來向大家通報，已派出學生代表團赴京轉送募捐款，並聲援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同學。

5 月17、 18日兩天，全國的新聞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揚眉吐氣的時光！此前我們要瞭解北京等外地的信息，需排除干擾"出口轉內銷"收聽美國之音、 BBC、法廣等外臺的消息。 17、 18日兩天，同學們在遊行隊伍中隨時打開隨身攜帶的小收音機，隨便國內哪家電臺，都能收聽到即時最新的消息動態。

可惜只有這麼短短兩天！後來幾天在華東師大校內"民主牆"上，有人貼出大字報提議：今後如果要定一個中國"新聞自由日"或"記者節"一類的節日，建議選擇 5月 17日 或18日中的一天。

到了 19日白天，廣播新聞裡幾乎聽不到什麼新的消息，私下則傳聞紛紛，先是聽說北京絕食學生中有人不治身亡，我和同學們試圖從廣播裡證實或排除這條消息，但一時無法得到答案。遊行隊伍中遂瀰漫著一種悲憤的氣氛。上海學生在市政府門前豎起仿造的"自由女神像"和祭奠花圈，公祭"死難"同道。江澤民在 5月 19日下午 去醫院看望了上海因絕食而住院的學生。

當天下午，在市中心人民廣場，瀋軍向大家宣布消息，說赴京聲援的同學發回電報稱： 19日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了絕食學生，他神情憂鬱，語調悲愴，對同學們說："同學們，我來晚了。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還要看到祖國的未來……"隨後大約在 19日中午，"天安門絕食團"的同學宣布撤離廣場，目前尚未聽聞有人因絕食而犧牲的確切消息。

瀋軍據此向大家作出分析：政府高層內部看來矛盾很大，趙傾向於同情學生，但他並不握有實權。 17日趙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黨中央十三界一次會議有一個秘密協議，黨內最重大的問題要由小平同志最後拍板決定。看來趙是故意透露了這個信息。現在要看我們學生運動取得的成果有多大，如果中央裡溫和派、改革派獲勝，對我們學生比較有利；若是強硬派佔上風，則有可能採取極端措施鎮壓學生運動（但當時我們所能設想到的"極端措施"，無非是出動大量警察驅散人群）。瀋軍據此建議遊行隊伍暫時撤回校園，等待形勢進一步明朗化。約在下午四、五點鐘，華東師大七八千人的遊行隊伍撤回校園。

晚上 10時，消息終於傳來：李鵬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戒嚴令，聲明"採取嚴厲措施制止動亂"！同學們從各宿舍樓湧向校內集會的"共青場"，一開始出現在主席台上演講的同學情緒激動，號召大家立刻衝出校園遊行抗議！緊接著又有人上臺，勸說大家冷靜，覺得中央已明顯採取強硬措施，這個時候衝出校園會很危險！誰來負責同學們的安全？兩派觀點的學生在主席台上爭搶話筒，各自試圖說服對方。台下同學們議論紛紛，論爭激烈。瀋軍出現在主席台上，全場立刻安靜下來，瀋軍聲音嘶啞，說希望大家冷靜，今晚不要出去遊行。然後他宣布在校園內遊行一圈，發泄情緒！

第二天 20日中午，我校八千餘人以宣傳車為先導，隊列齊整，走出校園遊行。廣播員女生嘶啞著嗓音用類似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演講"的悲壯措辭道："我們前腳跨出校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來！"站在我旁邊的一位同學調侃道："沒那麼嚴重吧？我可沒打算不回來。"自治會組織了學生糾察隊在遊行隊伍外側維持秩序，避免與警察衝突。行進在街上有時遇見警察，對學生基本上態度友好，只是幫忙維持秩序，並無發生衝突。

也就在這次遊行中，我看到那位外語系的廣播員同學已十分疲憊，前幾日清亮的嗓音已失聲走調，我在一種衝動下走上前去接過她手裡的話筒，向周圍的市民大聲發表自己的主張："我們的學生運動，有著自己獨立的主張，是聲張憲法賦予我們的神聖權利！學生運動不是任何高層政治鬥爭的籌碼……"其他當時我還即興說了些什麼，因為時間太久已經忘記。但從那天起，我成為校學生自治會宣傳隊的一員，也與自治會的幾位成員有了近距離的接觸。

但隨後對學生運動下一步該如何走，大家都感到迷茫。就此復課？似乎學生們提出的主張並未得到政府絲毫認同，反而被扣上一頂"動亂"的大帽子！就此止步返回校園復課，在多數同學看來就是徹底的失敗！恐也難免對率先挺身而出牽頭組織遊行的同學"秋後算帳"；但繼續上街遊行？似乎難以達成進一步的效果。華東師大自治會成員在多次開會商議，並與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協調交換意見後，於 5月底宣布發起"空校運動"，動員同學們除畢業班的同學留校辦理畢業相關手續以外，其他年級的同學不復課提前放假返回家鄉，對政府如此處理學運表達抗議和 "非暴力不合作"，也希望返回家鄉的同學向全國各地帶回北京、上海的學運信息，向家鄉父老鄉親們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做下一步深化民主、民權等意識的啟蒙工作。於是大部分低年級同學都提前離校返回了家鄉，部分同學去了北京串聯。

震驚與反抗

留在學校的大部分是大四畢業班的同學和研究生，我和同學們開始重拾畢業論文答辯等畢業前剩下的學業內容，大部分同學已簽訂了分配意向書，未落實分配單位的同學也積極設法聯繫，日子似乎一天天漸趨平淡。

然而沒幾天，就從北京傳來驚人的消息： 6月 3日 夜裡11點多，記得我和同寢室的同學們已經休息了，窗外傳來大喇叭的呼聲："請同學們立刻到共青場集合！北京有重要消息宣布！"

我和同學們紛紛穿衣起床，來到校內集會的共青場。我問周圍同學，知道會是什麼消息嗎？周圍的幾個同學都說不知道。此時瀋軍登上講臺，告訴大家，北京傳來消息，軍隊已經開槍了。北京的廣播電臺中稱發生了"反革命暴亂"，要求市民不要上街，否則責任自負。估計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對天安門清場。

聽說北京已有學生和市民死亡，人群中哭聲、怒罵聲一片！和上次戒嚴令宣布後一樣，瀋軍竭力勸阻想要衝出校園遊行的同學，說現在消息不明，出去遊行對同學自身風險很大。希望同學們冷靜，安全第一。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

回到寢室，我和同學們再也無法入睡，有收音機的同學打開收音機找外臺收聽，各種消息不斷傳來！收音機裡的現場錄音片斷，槍聲聽上去如同鞭炮聲般密集。

6 月3日 夜北京鎮壓之後，一夜之間，華東師大校園內到處張貼著抗議和悼念的條幅標語，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男生宿舍樓從四樓一直垂掛到底樓的白底黑字巨幅標語，上書四個大字：民不畏死。有黨員公開貼出退黨聲明。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等人公開質疑、譴責鎮壓暴行。

留在校內的大部分同學一早又自發聚集在共青場，等候著當時在學生中威信頗高的學生自治會新的指令。 9點多鐘，當時華東師大學生自治會二號人物、我的安徽同鄉、生物系研究生一黃姓同學出現在主席台上，他宣布了幾點注意事項，特別強調要統一行動，不要脫隊，注意安全，然後帶領同學們走出校門，在學校附近分幾片不同的路段開始阻塞交通，以表示對北京血腥鎮壓的強烈抗議！同學們在街上攔截公交車輛，公交車上的司機師傅和售票員通常都很配合，按照同學們的要求把車輛橫在馬路上，主動教我們如何給公交車輪胎放氣，還告訴大家每輛車放掉一隻輪胎就可以了，不必將每隻輪胎都戳破。我和自治會"宣傳隊"的其他幾名同學就在一輛公交車上從窗口向市民傳達收到的最新消息和控訴政府的暴虐行徑！當時五花八門各類消息都有，不時有學生主動遞給我們一些字條，我只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刪去一些覺得太離譜的，有些消息自己邊播報就忍不住哭出來。

得空時我與協調指揮師大同學行動的黃同學做了簡單交流，他說自治會內部討論後，大家認為眼下沉軍同學風險最大，所以建議他暫且離開學校去外地避避風頭。討論時自治會多數意見也認為，事已至此，學生恐無力回天，他們幾人擔心已無法控制局面和今後學運的走向，因此大家根據個人意願，都可暫時離開學校避一避。我問那你沒走？他說覺得這個時候，自治會成員不能都去避風頭了，將留在學校的同學棄之不顧，要給大家一個交代。黃同學當時通過我們的宣傳廣播要求同學們晚上必須返回學校，不要留在街上，以避免可能發生的危險。

主持上海市政府工作的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講話稱："上海不能亂，我們怎麼辦？……天安門發生的是歷史事件，歷史總會真相大白的，大家何必現在就這樣著急？……"接連三天，學生們白天走上街頭阻塞交通，夜裡朱鎔基組織的"工人糾察隊"則上街拆除路障。我們在街上時曾遇到警察，但警察未攜帶任何武器，只是過來察看情況，未發生衝突。我還聽聞在其他路段的同學敘述：有一位警察，可能是他妻子找到他值勤的現場，將丈夫拖離現場，說"別干缺德事……"當時上海未出現嚴重的流血衝突，最嚴重的事件是光新路鐵道口發生一起焚燒火車事件，事後有人因此被判死刑，因我離現場較遠，對此事具體過程不甚清楚。

6 月8日 ，華東師大學生自治會在學校大禮堂主持了對北京遇難同胞的追悼會。6 月9日，是同學們最後一次遊行。仍是那位黃姓同學領隊，他告訴我們宣傳隊的同學，今天上街不要發表演講，全程奏哀樂。同學們臂纏黑紗，抬著花圈，打著"六四血案 "、"還我同胞"、"血債血償"、"打倒李鵬"等標語條幅，安置了高音喇叭的三輪車播放著哀樂，在一片沉鬱之中大家默默前行來到人民廣場，與其他高校遊行隊伍會合，上海"高自聯"為北京遇難同胞召開了追悼會。

6 月10日，華東師大學生自治會幾位成員經協商後，以一紙"別了，師大人"的大字報與同學們最後告別，自治會最後的這份公告裡控訴了政府血腥鎮壓的罪惡，宣布對於這樣一個毫無任何底線的政府，我們無能為力，只能轉身離去……隨後，自治會同學經集體協商後，決定集體向公安部門登記"自首"，並決定大家都不出國（當時有外國記者主動接觸表示可安排自治會同學出國）。

隨後，校黨委秉承上意，開始了"人人過關"的反覆洗腦，同學們奉命每人都必須要寫自己在 4月至今的整個學運期間的所作所為以及反思認識，被迫表態"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對這種顛倒黑白的強制洗腦，我感到噁心和憤懣！接連好幾天，我不願寫反思材料。後來系黨總支書記以"朋友"的身份與我長談，盡其所能地對我做了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我理解他是出於不想一個年輕學生的前途就此蒙上陰影的善意，終於勉為其難寫了反思材料，並在個人的反思總結結語時引用了美國總統亞伯拉罕 .林肯的名言憤怒聲討了那些"利用學生"的"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你們可以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也可以欺騙一部分人民於永久，但你們不可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久。"

由於校方竭盡所能保護學生少受傷害，比一般同學"問題嚴重"的我（主要是"六四"以後曾上街"散播謠言"做"反革命宣傳煽動"，聽聞有某本係老師後來找到進駐學校的公安人員"揭發"我的問題）得以矇混過關按時畢業，分配回家鄉一師專院校任教。在離開學校前夕，我去本係一位 70高齡的老先生家裡告別，老先生感慨萬端地說：前一陣我們很為你、也為同學們擔心啊！"六四"這樣的結局，我們一些老傢伙早就預料到了。這個政府是這樣的，歷次的政治運動都證明了，為了維護權力他們會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的！你們太年輕，不瞭解中國政治的殘酷。可惜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無法阻止悲劇的發生啊！

6 月中旬一次和同學去學校附近商場時，我被商場的營業員認出："你是那個——"她用手比劃了一下在眼前握住話筒的樣子，我會意一笑，告訴她我是華東師大的學生。她很關切地詢問："你沒去哪躲躲？他們找你麻煩嗎？"我告訴她：我還不夠級別，暫時沒事了，我今年畢業很快回家鄉當老師。當我和同學離開時，聽著商場的幾個營業員還在議論著學運的事情，語調中流露出讚賞惋惜之意。

我熟悉的幾位學生自治會成員則在下一學期時被迫參加校內的"學習班"，被逼迫著反複寫出學運中的每一個細節經過。校領導私下向這幾位同學表示：你們的前途命運校領導已經沒有發言權，好自為之。那位黃姓同學因是同鄉，與我較熟悉。他在自治會中負責對外聯絡，包括與上海高自聯的聯繫協調和與支持學生的教師之間的聯繫，當時受到很大壓力！上海市國安局工作人員多次與其長談，要他交代"幕後長鬍子的人"及與外校聯繫的情況。黃同學堅稱不存在所謂"背後長鬍子的人"，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決定都是他們自治會幾人商量著做出的。他事後告訴我說，當時他被國安的同志領著見識了上海不少的高檔場所，像星級賓館、飯店、咖啡廳等等，對方可謂事軟硬兼施用盡手段，而這位黃姓同學則表示，我只怕兩種後果：一是你們判我死刑，二是判我無期。但接著他又"自相矛盾"地表示若出現第二種情況，他會想辦法自我了斷！和他談話的國安同志立刻表示，他假設的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出現。黃同學平靜說那好，我有心理準備你們判我十年。

"審查"結束以後，自治會 5位同學分別受到"嚴重警告"和"警告"的處分。相對於其他地區，上海當時對學生的處理是較輕微的。那位黃姓同學因此後來失去兩次出國機會，想報考母校的博士研究生也因政審通不過而不被錄取。如今我和他失去聯繫數載，估計他至今仍在家鄉安徽黃山市某生物研究所從事專業研究工作。

當年華東師大有三位教師被捕，據聞主要原因是他們"態度頑固拒不認錯"，數月後幾人被免於起訴獲釋，但長期不准許他們開課而被"邊緣化"。後來宋琳、李劼老師先後出國。經濟系的陳琦偉老師90年代投身商海，現已是上海資本市場上一介風雲人物。

一晃十八年過去。八九學運深刻改變著我此後的人生選擇。六四以後，我在心裏做出了兩項決定：一是從此不再申請加入某黨；二是六四不得翻案平反時，自己絕不加入政府機構從事公務員工作。當年的朋友風流雲散，不知而今安在？只知道我的同學師濤也因為六四徹底改變了人生道路，如今還在大牢裡苦熬。在此祝福當年的同學、朋友一切平安！也祝福師濤和他的家人！

2007.5.28. 寫於"六四"十八週年前夕

註：
1.本文參考了瀋堯《欽本立和< 世界經濟導報> 》一文；
2. 因當年我的日記和蒐集的宣傳單等資料在"秋後算帳"的恐懼中被家人銷毀，故如今只能憑記憶追記，細節部分或有出入。